朱伟被我们认定是最厉害的文学编辑，是我们的编辑，自己人。
一个人，这年月还有兴致翻出上世纪那些老书重读或补课，为写一个人而去读他所有的作品，无疑是疯了。但朱伟就是有这疯狂。我不知他的动力何处而来。也许，跟他当年的经历相关。文学将他始乱终弃，他不服。
朱伟被我们认定是最厉害的文学编辑，是我们的编辑，自己人。那时，我们被退稿退得走投无路，心气却很高，敢和编辑顶嘴。他书中写到的一半作品当时并不受待见。社会鼓励烂作，鼓励苏式现实主义，什么风吹来编一个什么去领奖。我们傻呵呵地写着，既然来了，总要闹出点动静吧，总要跟前辈分出一道线吧。在一片死样怪气中，朱伟骑着自行车闷头寻找新鲜的元素，就同许多年后他在《考吃》中找寻入眼的食材。他舍弃自己的写作，扬言要当兰登书屋的编辑而不做三流作家。他从青年刊物小编辑做到大刊物大编辑，虽离当主编还远，也算是说话有点管用的人了。之前传说他每年将喜欢的小说从刊物上撕下来，订成一本自己的不被出版的年选。
我们不认同每年的评奖，我们有自己的排行榜。你在社会的哪一层、做什么工作毫无关系，不分朝野，作品是我们惟一的名片。你写过《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认你；写过《西望茅草地》，认你；写过《零公里处》，认你；写过《棋王》，认你。文坛就这样一个认一个地搭起来。那时有无穷无尽的笔会，在《北京文学》认识方方、铁凝，在烟台的屋顶上认识何立伟，在长江轮上认识王朔。编辑部的有些前辈是宽容的，有些同龄小编辑是热忱的。那时我们是中国作家，住哪里并不要紧，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朱伟写我时，问我是否记得我们哪年认识的。他是在我倒霉的时候出现的，邀请我去桂林开笔会。放着好山好水不尽兴地玩，关在房间里写小说（那种要当场写出作品抵充火车票和住宿费的笔会我后来再没去过）。南溪山下，我认识了张新奇、赵本夫和肖矛等。朱伟是工头，头面整洁，踱来踱去，日日催逼写稿，查问进度。一个人铁了心当编辑就变得这样“狠毒”，他日后以催稿出名。我在桂林写了一条狗，《花狗子嘎利》，写完如释重负。他回北京后说领导不同意狗当标题，于是改成了《蓝旗》。
朱伟是上海人，那种极少的一到北方就不想回来的上海人。桂林之后，我们有时会通个信。我在新闻中看他的消息。我知道他去办《爱乐》，办《三联生活周刊》。不当小说编辑了，于是不来催稿。我给周刊写过几篇短文，我代“榕树下”网站收购他《音乐圣经》的网络版权。我在网上看他不厌其烦地谈吃的，谈时令，谈花草，谈诗词，谈音乐，标准的老头乐，很会享福啊。尽管彼此极少见面，见面有一种想笑笑他的亲情。前年年底在北京见他，发现他忽然就老了，发际线后移。他在微信跟我说在写一组文章，在读书，我心里感动了一下。那些装神弄鬼的作品居然还有人读。我将书给他寄去，这年头还主动读我的旧作，也就是那两个老朋友了。早知道他们要看，应该多写一点。
朱伟读文章比别人用心，感觉细腻，他问我，你开始的小说怎么老是喜欢写姐姐。马原那么难读的《牛鬼蛇神》他竟然读了两遍，非要搞清他的叙述逻辑。朱伟不愧是编写过《音乐圣经》的人，不提文字，那些音乐的阿拉伯数字就令人头晕目眩。经过几十年的训练，他肯为文字吃苦，他说话必有根据，他下笔讲究分寸。
每个时代都会钻出一群作家，有的好看，有的难看，有人放弃文学，有人继续。人和作品放几十年再看，也许更清晰。在很多文学史里，那些作家如木乃伊，在朱伟的笔下他们活了过来。这本书阐述的是作家们如何凭那种被认为很不入流的写法爬上文坛，编辑处心积虑将作品给捣鼓上版面。他们的动作，被这个目击者看在眼里，被这个缺席者记在心里。朱伟认识的作家还有许多，有空再写写吧。我们敲锣打鼓地庆祝朱伟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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