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运熙（1926—2014），复旦大学教授。江苏金山（今属上海市）人，194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专注于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尤长于六朝、唐代文学和《文心雕龙》的研究。
文/倪春军
复旦大学中文系已故教授王运熙先生（1926年—2014年），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教学研究。这位著作等身的文史名家，早年亦热衷于白话小说的创作：“我最喜欢鲁迅、叶圣陶的短篇小说，学习他们的风格，写了十来篇描写故乡人物和风光的短篇小说，多数发表在上海的《时代日报》副刊上，用了笔名王蕴，申椒。”（《王运熙自述》）
201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五卷本《王运熙文集》，而他早年的小说创作暂付阙如。据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尚君教授在《哀悼王运熙老师》一文中所说：“此前他曾热衷新小说的写作，发了不少，近年也想编入文集，但一时没找到而作罢。”王运熙之子、复旦大学教授王宏图也说，在父亲的遗物中并没有发现这些小说的文稿。
根据王运熙先生自述的线索，笔者仔细查阅了20世纪40年代的《时代日报》，找到了他早年创作的几篇小说。这不仅可以弥补文集之缺憾，也可借此了解青年时期王运熙的文学梦想和家国情怀。
《时代日报》1945年8月16日在上海创刊，总编辑姜椿芳。初名《新生活报》，同年9月1日改名《时代日报》。该报先后开辟了十余个特色鲜明的文艺副刊，并刊发过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等现代作家及评论家的文章。王运熙的小说就发表在《时代日报》的文学副刊“星空”，共计六篇。
1946年2月18日，《时代日报》“星空”副刊发表了王运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镇长》，署名申椒。“申椒”是古代的一种香草，见于屈原《离骚》：“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茝。”屈原在诗中借香草美人来比喻自己独立高洁的人格。青年王运熙则以“申椒”为笔名，通过小说创作来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和污浊。
《镇长》这部作品通过刻画一个欺下媚上、见风使舵的国民党官员的形象，反映了抗战胜利后普通老百姓水深火热的艰难生计。老百姓本指望抗战取得胜利以后，可以过上安定的生活。然而，现实却是如此黑暗和残酷，像小说中老周镇长这样的社会蠹虫，始终厚颜无耻地欺凌和压榨底层百姓。对于这样一种社会现状，作者在另一篇小说《霉雨》中直言不讳地写道：“一年了，这世界何曾变好一些？上上下下的官府，哪一个不是红须绿眼睛？哪一个不是铜钱眼里滚进滚出？”
此后，王运熙又陆续发表《小镇的夜》《姊姊的出嫁》《鸦片鬼》等小说，进一步揭露国民党政府官员腐败贪婪、无所作为、鱼肉百姓的丑恶行径。正如他在《鸦片鬼》中所讽刺的那样：“在他们头上，翱翔着一批贪婪的官爷们，同蹲在粪坑上的屎头苍蝇，毫无二致。”在这种残酷的社会现实下，老百姓只能苟且偷生，甚至铤而走险，落草为寇。
小说《霉雨》中，主人公家生就因为无法完成层层摊派下来的军队征粮任务，竟渴望做起强盗来：“不纳粮，不完税，好穿好喝，自由自在，这生活是如何叫人渴慕啊！”但是，这毕竟只是一种极端状态下的感慨和无奈。与其自暴自弃，不如自强不息。《镇长》结尾写道：“我辞了他——我已经学得自立的勇气了。”作者在这里宣告：只有自我的觉醒，人格的独立，才能使国家和民族看到前途和希望。
1926年，王运熙出生于江苏省金山县（今为上海市金山区）一个靠近杭州湾的小镇，海湾的潮起潮落是他熟悉的声音。在父亲的引导下，他从小就爱好文学，熟读经、史、诗、文重要典籍。
后为躲避战火，王运熙跟随家人，迁居沪上。但对于家乡，他心中始终深藏一份思念和眷恋。晚年时，他在《望海楼笔记》的序言中说：“我于二十年代出生于江苏省金山县的一个小镇，那里靠近杭州湾，平时海湾中涨潮时的声音，常常听得很清楚。”所以，他给自己的书斋取名“望海楼”，以此寄托自己的怀乡之情。
源于这份淡淡的挥之不去的乡愁，他的小说也基本取材于家乡的小镇，描写小镇上的人物和事件，带着浓重的乡土气息的江南元素。比如，小说《霉雨》中对江南雨季的一段描写：“开门出去，地面上东一处水，西一处水，脚踏到烂泥里难以拔出，草鞋湿透不必说，两条腿沾得像刚从塘里边捞出来的藕。”生动表现了梅雨季节江南乡村道路的泥泞不堪和行人的举步维艰。他的小说中还经常会出现一些吴地的方言词汇，特别是在人物对话中大量使用方言，使读者仿佛置身于小镇的街坊里巷，感受到沪郊小镇的风土人情。
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曾说：“这些小说我没有读过。王先生说，他那时比较喜欢读鲁迅、叶圣陶的文章，外国小说喜欢读契诃夫、莫泊桑，比较写实一点的。我们大概可以据此推测那些小说的风味。”以上提到的这些中外著名小说作家，对于王先生的创作都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他发表的第二篇小说《静夜》，学习并借鉴了鲁迅小说名篇《药》的故事情节和艺术构思。小说中的龙袍就像《药》中的人血馒头那样，都不是治病救人的良方。从创作手法而言，王先生的小说比较重视人物对话和环境描写，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却能体现出人物鲜明的性格特征，这一点与叶圣陶和契诃夫的小说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对于自己的小说创作，他自我评价道：“由于生活经验不丰富，说故事的才能也不强，写得不深刻。大学毕业后，专心搞研究，就辍不复为了。”其实，无论是就作品的艺术性还是思想性而言，王先生早年的这几篇小说，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但是，他此后转而从事学术研究，这仅有的几篇作品便成为他小说创作之绝唱。
从此，中国文学史遗憾错过了一位现实主义的乡土作家，而有幸邂逅了一位具有时代影响的文学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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