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诺奖憋了8年，首出新书，这些年去哪了？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首位中国籍作家获此殊荣，可以想像，他所承受的压力。和绝大多数曾经的诺奖得主一样，莫言也陷入了“诺奖魔咒”——整整八年，他没有新小说面世。

不过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埃斯普马克所说：“我相信莫言得奖后依然会写出伟大的作品，他真的有一种力量，没有人能阻止他。”2020年，距莫言夺得诺奖的巅峰时刻过去了八年，距他出版上一部小说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读者和铁粉终于等到了《晚熟的人》。十年蕴积，人事全新，这一次，那个擅长讲故事的小说家回来了，依然根植于他所熟悉的乡土，但论及“讲故事”的方式，却焕然一新，他一口气讲出十二个故事，甚至把自己也编进故事里，用它们串联起真实与幻境，真真假假，难辨虚实，却又似乎与现实中的我们更加紧密、亲近。

在这本新书里，莫言所讲的还是高密东北乡。

十二篇小说，几乎有十一篇是第一人称叙事。在这些小说里，「我」就是莫言，莫言就是「我」。小说的内容，也往往由「我」的回乡见闻串起。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读起来颇有趣味。

在新书《晚熟的人》中，莫言写的故事，却比这件衬衣的年头还要漫长。“小说里的很多人物都是我的小学同学，一下子回到50多年前，半个多世纪的故事一直延续到现在，小说里的人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成长，在晚熟。”说到“晚熟”，莫言解释：“这是一个很丰富的概念。从文学多角度，艺术的角度，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过早地成熟了，定性了，创作之路也就走到了终点。但我们都在希望自己的作品不断变化，不断超越自我，这是难度很大的。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希望自己晚熟，使自己艺术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更长久。”

对于这本书能否回答“诺奖魔咒”，莫言觉得现在还很难断定，“要等读者读完之后，他们来判断。这个魔咒是客观存在的，很多作家获奖后，很难再有力作，或者获奖的都是七老八十，巅峰时期已经过去，有的甚至很快告别了人世，但是也有很多作家获奖后仍然写出了伟大的作品，比如马尔克斯，他获奖后创作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至今还在被我们阅读，那是了不起的巨著。”莫言坦言，至于他，能否超越自己，打破魔咒，目前不好说，“但是我一直在努力。”

《晚熟的人》中，莫言根植乡土，聆听四面风雨，塑造典型，挪借八方音容，用十二个故事讲述获诺奖后的里里外外。十二个故事有喜有悲，有荒诞有现实，从上个世纪到当下社会，从历史深处步入现实百态，壁立千仞，气象万千。十年蕴积，新书为什么是中短篇小说而不是长篇小说？面对读者的追问，莫言说这也是让他困惑的，“大部分读者，包括评论者，都说一个作家只有拿出长篇来，仿佛才能证明才华和力量，但是，我们知道，鲁迅、沈从文，包括莫泊桑、契科夫，他们都没有写过长篇。一个作家当然可以一辈子不写长篇，只写中短篇，丝毫不影响他对文学的贡献。”但莫言承认，长篇的体量、长度和广度，确实超过了中短篇，所以，他一直都有个长篇梦想，希望近几年里能拿出一个好的长篇，“能不能高过以前的艺术水平，很难说，但它一定会不一样，人物不一样，故事不一样，时代不一样。”莫言直言，让大家看到“耳目一新”的，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莫言讲故事向来爱用第一人称“我”，《晚熟的人》延续了这一习惯。不同的是，这12个故事中的“我”大都借用了作家本人当下的年龄和身份，莫言真正将自己写进了故事里，毫不避讳地向读者敞开了获得诺奖后的生活。读者随着小说里的这位“莫言”，获奖后回到高密东北乡，发现家乡一夕之间成了旅游胜地，《红高粱》影视城拔地而起，山寨版“土匪窝”和“县衙门”突然涌现，“还有我家那五间摇摇欲倒的破房子，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挂上了牌子，成了景点”。每天都有人来参观，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甚至还有不远万里前来的外国人。

“这部小说，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同时也是这个作品中的人物，深度地介入到这部书里。小说的视角，就是知识分子还乡。当年鲁迅的《故乡》，还有欧洲和美洲的作家也写过类似，这个视角延续了几百年，没变。但是，我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人，跟几十年前，甚至跟8年前，都不一样，我年龄变大，视野变大，身份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仅仅是个作家，但因为诺奖，使我这个作家的身份添加了更加复杂的色彩，在当今这样一个商业社会，网络的信息的社会，回到故乡，他所遇到的人和事要比过去丰富多了。所以，还乡的视角是旧的，但赋予了新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