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中国西北地区渭北平原一个偏僻的小村子，世代种地为生。父亲从小学了木匠，农闲时节家里总是摆满了各种木工家具，经常满地刨花。他双手握着推子，不厌其烦地在木板上来来回回运行，发出有节奏的吱——吱——声，仿佛木头的呻吟声哭泣声。有时候他哼着小曲，更多时候把舌头抵住腮帮，好像嘴里含着一个鸡蛋，半个脸庞都鼓了起来。有时候耳朵上夹着一支纸烟，顾不得抽，怕烟灰点燃了刨花，也不敢随意抽。时不时还需要划条线，就拿出墨斗，用墨汁沁湿了线，摇着线轴收紧墨线。喊我们姐妹俩帮忙拉线，在木板上用力一弹，一条黑线就出现了，这便于锯出合适的形状和尺寸。有时候，用劲太大，墨汁溅在脸上，我们哈哈大笑。这时候，母亲一般在窗口绣花、剪窗花。家里经常来讨教的年轻媳妇，妈妈不是让我们给客人拿凳子，就是喊我们给灶火添柴火。那时候，我格外勤快。婶婶们一夸我，我就更加卖力地表现，现在想想真是人来疯。
上学以前，家里片纸皆无。上学后，除了书包里的书本铅笔，书就是语文和算术两本书。能捡到半片报纸，也要欣喜地看半天，感觉很神奇。好像纸上生花，让人琢磨不透。
我们上学的教室，是一间土木结构的大瓦房。桌子不能叫桌子，是泥胡基切成的墩墩上面搁一块水泥板。凳子好像没有，不知道当时是否跪在地上听课。只有一位邻村姓赵的男教师，教我们三个年级所有的课程。因为生性调皮顽劣，我常常惨遭嫉恨。三个年级在一个教室上课，虽然人数少，但经常相互干扰。一个年级上课，其他两个年级就在教室外面的空地上划字或者读书。划字工具是旧电池中间一根碳棒或者一根树枝，经常搞得手脸全黑，花猫一样。我经常恶作剧，把手悄悄蒙在别人脸上，罚站挨打是家常便饭。后来，讲究的人裹半片废纸，防止染黑了手脸。不过教室外面的土地上，好像种上了文字，种下了希望，一人一块实验田。
有一次，老师布置了家庭作业，可我的本子正反两面都写完了。村子里也没有小卖铺，天也黑了，大队商店的门早就关了。无计可施，父亲也已经睡了，只好起床穿上衣服，拿出他的木工家具开始给我做了一片桐木板，抛光，两面刷上墨汁。我用粉笔把作业写在上面，第二天早上背着一大块黑板自豪地交了作业，木匠的女儿就是如此霸气。
农村家里的活儿总是干不完，放学回家一点点时间也要抽空去地里剜草，家里的草料不够，猪牛需要青草补给。
有一次，放学后去放羊，边放羊边玩，竟然忘记了下午还要上学。放羊到学校附近，竟然发现院子里有学生在玩耍，方才如梦初醒。因为离家较远，怕丢了羊，也没有敢冒险把羊拴在树上去学校。在自责和懊悔中，艰难度过了一个漫长的下午。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大意误过上学。
那时候冬季特别冷，大雪纷飞时节，我们在学校附近抱些柴火，把老师办公室的炕烧热，坐在炕头围城一圈听老师讲课。
到了三年级第二学期，我们被分到大队一个正式小学，结束了炕头听讲的日子。因为离家太远，经常呼朋引伴，上学放学路上边走边玩，迟到早退成了家常便饭。记得叫我们语文的张汉民老师总说一句话：“你这伙游蜂，简直无法无天了。”可见，我的童年过得有多么涣散，目无纪律。到了新学校，我才知道孩子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叫同学，孩子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叫师生。那时候，我们把上学叫念书，念书的意义很明确，就是学会识字和算术。
还有一次，我在地里干活，听到村上大喇叭喊我的名字，让我到乡政府去领奖。往回走的时候，那些叔叔婶婶们笑话我，赶紧把你的花猫脸洗干净，不然奖状不给你了。后来，才知道我的作文和数学竞赛都得了一百分。那时候老师们可真实诚，连作文都给满分。这极大鼓励了我的观察力和写作兴趣，我开始关注身边人和事的细微之处。四年级的一位语文老师，经常用他的大手握着我的小手，一笔一划教我写自己的名字。那时候，我经常疯跑，头发蓬乱衣服悉脏，老师也不嫌弃我。现在还能想起老师英俊的脸庞，还有他那好听的名字----田文辉。多好的老师啊！
梁发荣先生是我五年级的语文老师，说话时喜形于色，喜欢左右摇头，好像不摇头不足以表达自己。有一次放学，梁老师来家里家访。他告诉母亲我是块读书的料，要好好监督我收拾我，别白费了我的高智商。现在想来，这种话估计梁老师对每一位家长都说过，而且当时也故意让每一位孩子都听见了。
现在，每每对自己失望之极，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梁老师关于智商的高论，眼里涌动着感激的泪水。当孩子有不会写的生字时，我会把生字一笔一划认真写在黑板上，也会像田老师一样握着孩子们的小手，正如当年田老师握着我的小手，一笔一划的专注引导。
时间都去哪了？好像一眨眼，三十多年就过去了。儿时的记忆，如时间长河里的浪花，时不时泛起阵阵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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