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独立发展的汉字文化区，日语中的“男文字”经过了三世纪传入、八世纪改造以及片假名、平假名、训读、音读、国风文化的几番变化，其间的许多词汇已经与中华本土产生了大大的分异。诸如称电影为“映画”、出货为“出荷”、发货票为“送品状”。有些用词，用纯正的现代中文去理解，甚至会有大惊失色的效果，比如称某些特别税课为“杂种税”，便很是让人闻之宛尔。
然则特定日本汉字的称谓，却颇是接近汉字的本源。比如“勤劳奉公”，用来表达百姓被迫提供的各种劳役即义务出工，不是更贴切么？另外，将对吃喝玩乐行为所征收的税称之为“游兴税”，不是更显得有文化么？“游兴”在日语中是玩乐的意思，这大抵可以在陆游诗“短景妨游兴，长歌慰作劳”、苏颂诗“日日寻春春欲还，园林游兴未应阑”寻到一丝牵强的端倪。
游兴税是娱乐税，可它又不同于泛泛意义上的娱乐税（日系税种中还有所谓的“欢兴税”基于舞厅娱乐而设），这恐怕也是解放后的大连市政府在继承了这一税种后将其更名为“入场税”的缘故。可当“游兴税”从日本本土一路沿着关东州、台湾、满洲国蔓延向诸多的日军占领区，它的根义却又非“入场”所能解释地清楚。
据法学博士神户正雄在其发表于昭和五年（1930年）《经济论丛》上的《游兴税的若干问题》中披露，游兴税始发于大正八年（1919年）石川县金泽市，当年就在杂种税中居于第三位的收入。可这一税种登陆中国，却几乎没有经过多少起码的过渡。当俄国人在青泥洼斥资2000万卢布租建的“达里尼特别市”经日俄战争沦为东方岛国的“关东州”，日系税种也随之侵入。
1919年3月，已经在大连开征了营业税、盐税、地租、杂种税、鸦片税的日本殖民当局关东都督府又以第36号“市规程”的名义启动了游兴税这一在帝国本土刚刚草创的新税。这是一项对饭馆（料理店、贷席、贷座敷）、妓院、咖啡馆、酒吧间及其他类似场所的游兴行为征收的税种。到1939年确定为国税和地方税共享税种后，以其游兴金额为课税依据，税收力度几可达到消费的倍数。比如对艺妓收费，国税游兴税征收126%，地税游兴税征收54%；对在指定饭馆饮食者，就餐费加征60%；旅馆住宿的，就宿费征收30%（10元以下征20%）。谁能想见，明人袁宏道所论世间的五大快乐即声色之乐、宴饮之乐、雅集之乐、游闲之乐、颓放之乐，刹那间就成为汉学底子颇为不错的日本人的可观税柄。
游兴税收入在关东州呈现日益上升的趋势。在日本本土1939年游兴税收入不过区区2000万日元的情况下，征之于大连、旅顺、金州、普兰店和貔子窝等狭小地面的游兴税就从1935年的25万元一路攀升至1943年的2540.6万元。在“东有浪速町，西有小岗子”的这个后发城市，仅仅一个蕞尔小税就可以获得如此丰厚的殖民利益，岛国君臣的开拓欲望一定受到了更大的撩拨。对满蒙、华北甚至更大中国内陆版图的觊觎，便在这种欲望下一一化为蓄谋已久的行动。
同属于日本占领区的朝鲜和台湾，也在关东州试办游兴税“成功”后引入这一税种。1941年日本第七十七次帝国会议拟定的台湾增征250万元间接税计划中，游兴税的名目便在其中。时任台湾总督府殖产局长新度户岛造承认，台湾的税负较清代要苛重。一份由日本大藏省殖产局编制的《殖民地便览》显示，台湾的税负也高于朝鲜——南朝鲜到1954年，还保留着游兴税这一税种。
同样是在游兴税在关东州走向成熟的1939年，伪满洲国发布了开征游兴税的政令。其《游兴饮食税法》规定：依游兴、饮食之种类，分别征收8%——32%。虽然仅是一项难登大雅的边缘税类，游兴税在民众中的反响却是很大。一位曾在东北经商的人写道：买卖人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苛捐杂税层出不穷。什么“国防储蓄”、“邮政储蓄”、“生命保险”……，另外“游兴税”更是普遍，吃饭超过五元就要上税，其他多旅馆、剧院、妓院，都纳游兴税。
随着日军铁蹄向着中原腹地的长驱直入，一家家傀儡政权被扶持起来。操着压根不标准的“吆西”、“米西”“八嘎牙路”的那些“汉奸”们，也无师自通地悟透了日本人在中华版图上厉行敛财的各种招数。其中“游兴捐”如瘟疫般的蔓延，就是典型的一例。
1941年8月23日修订的《石门市公署游兴捐征收章程》，做出规定：凡在市内各戏院、电影院等娱乐场所之游客，均要按照票价加缴一成的游兴捐。各妓院向嫖客代征“游兴捐”。嫖客在支付各项费用同时，需要照章缴纳“游兴捐”，掣给市公署统一印制的纳捐单据。这一新征杂捐的推出，无疑是在已有的乐户捐（每户每月由3元至12元）、妓名捐（每名每周由5角至1元5角）、乐户执照（每户由3元至10元，到局领照缴纳）等传统名目之上，又一次基于妓女、嫖客的重复征费。
在山西，“游兴税”的思路被当地日伪政权明细化，分别划分为影戏捐（税率为票价的15%，此捐在石门统税局的杂捐目录中称“戏艺捐”）、宴席捐（税率为15%）、游兴捐（税率为40%，在大同仍称游兴税，税率为10%）等。
在山东，一份“游兴捐”被收藏者发现。这是一份收据、缴查、存根三联都未使用的空白表格，下面已经预盖了“山东省济南市市长”之印章，表格在“妓名”一栏后面“类别”中，分别有茶客、出局、宿客、点唱、堂会、其他等六项，可见当年妓女之活动内容。
1944年3月14日，由日伪组成的“北平献机委员会”决定：强征筵席捐（抽1/3）、娱乐捐、游兴捐（抽1/4），至5月中旬即搜刮民财达30万元以上。
针对在日本本土和关东州内容广泛的游兴税到内陆后变为主要是对妓院征收的游兴捐这一变化，又有人如是说：日伪对妓女管理颇严，按妓女人数每月收捐税，不论收入多寡均须纳税，名为“游兴捐”。日寇把妓女视为一种娱乐品，其身份地位可想而知！
作为一项侵略性的税种，“游兴税”也伴着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失败而退出历史舞台。即使是在今天日本的税制体系中，也早不见了“游兴税”的踪影。而它在中国土地上的流窜和驻足，也便似一道税收史上的鬼影，给中国人民刻下了极不愉快的一段回忆。笔者从各方散碎的史料中描划出游兴税的中国蔓延，也正希望通过探究外域税种的植入，寻到一些中国税收近代变迁的端倪。
选自拙著《税收地理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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