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1942年9月设立的新华院直属于 “秀岭”部队军司令部，又直属该军司令部，日军美其名为“劳动改造的集中营”，作欺瞒宣传，可是实际上是对爱国抗日的中国人民的“镇压虐杀机关”，是附属于济南军法会议，虐待和虐杀布满恐怖的陆军监狱。
日军在华集中营
由各地日军部队、宪兵队送来的“俘虏”、“犯人”，先收容监禁在该院，进行区别整理，及预审审问，根据军司令部的命令，送至军法会议。但在此预审的过程中，加以殴打、水刑、火刑、吊打等过于残酷的拷问，夺去了好多人的生命。在军法会议审问中，是扣留在军法会议拘留所审问，但军法会议判决的结果，判处死刑的就直接带至琵琶山死刑场执行死刑。判处有期和无期徒刑者，则重新送回新华院，监禁在这里作苦役。
在此监禁的人员是经常变动的，一般来说，经常有二千人左右，他们在日军虐待者的酷使和监视下，还拼命地继续作抗日斗争。原日军第五十九师团陆军伍长五十岚基久也曾证实说：
“在俘虏收容所中，有苇席盖的土房，被作为'俘虏’们的中国人就睡在那里。既无寝具又无暖气，还没有医生。有称作中国人医生的人，即使生病也几乎不能治疗。在济南市被关押在这里的人，病情极度恶化者，也有令其回家的时候，但几乎都不知家属在何处了。如果患了传染病，便被隔离在如同仓库一样的病舍里。死了便扔入坑内。中国人要走出收容所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济南市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都不知道。他们的作业也是被强迫从事军事设施中的土木工程。”知道。他们的作业也是被强迫从事军事设施中的土木工程。”
“以华制华”的恶毒管理
日军为以华治华，在新华院豢养了一大批汉奸、走狗以直接管理战俘。从总队长下至班长，多是从国民党被俘军官中挑选出来的，有些人成了丧失民族气节，替法西斯服务的帮凶。这些人中有的丧心病狂，认贼作父；有的极端仇视共产党，因此对共产党八路军被俘人员极其残暴，特别是一些兵痞出身的小队长和班长，没有知识、举动粗野，开口就骂、举手便打。日军院长和院部依靠他们，层层控制、严格管理。
日本为了统治占领区民众，除了军队、警察、宪兵，还建立了密如蛛网的特务机构，济南就有所谓的十大公馆等特务机构，它们在日本军队、警察、宪兵的直接领导下，搜集中国的情报，破坏抗日组织。像鲁仁公馆、樱花公馆的日本特务，都经常到战俘集中营审讯中共地下组织及八路军被俘人员，进行刑讯逼供。
发现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人员就重点突破，以获取重要情报和组织线索。如发现动摇变节分子，即进行拉拢、利诱，或吸收他们充当汉奸、特务，或留在集中营管理战俘，或送到伪政权任职，或拉队伍组织伪军。有时变节分子还实施“红旗政策”，摆出一副与日本统治者相对立的革命架势，打入抗日组织进行破坏活动。
例如国民党军鲁西游击司令齐子修，被俘前在山东西南部流窜，到处欺压群众，故意制造借口与八路军为难，被称为“摩擦专家”，还制造了震惊山东的“一坛血”惨案，被俘后关进新华院，日本让其到干部班担任总队长，替日本人管理战俘劳工，虽然因同日本院长意见不一被解职。但其后又被日本特务机关樱花公馆（原铃木工作班）看中，从集中营选了一批国民党战俘拉出去组织了伪蒙古军骑兵队，单抗洪任司令，齐子修任队长，代号“义部队”，驻普利门外且组织了300多人的伪军。
日本战败后审判战犯，齐子修曾出庭做证，揭发青井真光的罪行，但他在集中营时就接受樱花公馆的任务对战俘进行管训和审讯，且对共产党八路军战俘固守歧视和压制的态度。日军还挑选年轻幼稚思想单纯的战俘编入警务队、少年班，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并给予“打死”犯人而无罪的特殊权力。
他们手持木棍日夜守候在大门前，或在训练队、电网、铁丝网、禁闭室的窗外巡视——走道边每隔20米就站立一个。每个中队的铺头上都挂满了刑具，如军棍、皮鞭、手板、绳子，还有在木板上钉有铁钉的特制刑具，以便随时随地运用执行。战俘劳工一看到这些刑具，就会觉得毛骨悚然、阴森可怕。
日军规定了数不清的“戒律”来限制战俘劳工的活动，劳工们稍一不慎，队长、班长就大声斥责：“咬什么耳朵，妈的，想逃跑！”“想死吗，不老实送你去病栋！”有时战俘劳工还没反应过来，拳头已经打在头上了。
饥寒交迫的奴隶生活和残酷的劳役训练
济南新华院比救国训练所条件恶劣。随着管理的逐步正规，日军把石家庄集中营的一套办法也用了过来。如战俘劳工被押进集中营点名查数后也要进行洗澡消毒，不管春夏秋冬还是隆冬腊月，也要脱得一丝不挂地跳进兑有苯酚溶剂的冷水中冲一下，日军还把战俘劳工带进去的衣物全部收走，发给原集中营战俘脱下的旧衣服或从病死战俘尸体上扒下的带有血污溃浓的脏衣服。
然后便是给战俘劳工抽血验血，名义上是检查身体，实际上则把战俘当成日军医院的血库。凡被押来的人，只要健康，一般先要抽200cc的血。有的人因战场折磨体质虚弱，加之抽血过多，竟当场昏迷不醒。
然后日军会进行预审。预审经常使用殴打、水刑、火刑、吊刑等刑罚。殴打，即用竹刀、木刀、皮鞭等抽打身体；水刑，即往嘴里灌凉水和辣椒水；火刑，即用蜡烛、蚊香、烧红的火筷子、烙铁等烧烫器官和皮肉；吊刑，即用绳索捆绑手脚和手指，吊起来殴打。预审用刑中，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经过预审，被认定是重要战俘或重要分子的，送“济南军法会议”复审判刑后，再押回来服苦役；被认定是普通战俘的，则直接编入训练队，根据其表现和身体状况，分别安排在当地服劳役或外送当劳工。
战俘劳工住的大库房，两边是土炕大通铺，中间是只能容一人行走的通道。几百人住在一个屋里非常拥挤，住舍阴暗潮湿、满地污垢，空气令人窒息。劳工睡觉前先要报数，排队入室，听到口令“脱衣”，要马上把所有衣服脱光，慢一点就要挨打。再一次口令“卧倒”，就要挨次卧下。人多躺不下时，只能一个靠一个地坐着睡。躺下后不准说活，不准抬头张望，否则就被处罚。如果要上厕所，先要喊“报告”，请示批准才能去。为防止逃跑，劳工晚上上厕所时不准穿衣服，即使是冬天也只准披件上衣，不准穿裤子。一个战俘劳工患腹痛憋不住了，大便流在地下，日军一顿拳打脚踢后，竟罚他赤着身子跪在两块立着的砖上直到天亮。
解统镇1943年秋关进新华院，后被送到日本新潟港当劳工的他回忆新华院的生活时说：睡觉的库房里有五六个手执木棍皮带的打手，不准我们互相说话，连上厕所都必须先汇报，而且只能一个人去，如果两个人一块起身，便会抓出去毒打。每天早晨放风时，要赤脚跑步，天寒衣单又冷又痛。新华院战俘劳工的伙食给养，名义上由伪劳工协会供给。每人每天的口粮标准是14小两（旧秤一斤16两），数量本就不多，再经管理人员层层克扣，吃到战俘嘴里的则更少了。每日三餐，早上每人一碗稀饭，中、晚餐只能吃上一平碗满是蛀虫的小米干饭，两人同喝一碗豆芽汤或胡萝卜汤。有时连这种发霉的小米也吃不上，只能吃到一个高粱面饭团子，或是一小块豆饼。每次开饭，劳工先要点名站队排成两列，在屋中面对面站好，听到“蹲下”的口令立即蹲在地下，或端端正正地对坐在两排大通铺的过道边沿上。每小队一木桶饭，值班班长盛饭，先领到的不准先吃，像上供一样安安稳稳地放在自己面前，稍微一动就要挨打，等全班、全小队盛完后，队长宣布“开吃”，大家这才狼吞虎咽地几口吃下去。
饭给得少，水也不够喝，特别是炎热的夏天，战俘劳工在阳光下炙烤，大汗淋漓，口干得冒烟，也不准随便喝水，日军只在午间休息时给一点陈水喝。有的人干渴难忍，趴在地上喝雨后洼地的积水，竟被日军唆使的军犬撕咬得血肉模糊。长期的饥饿和疲劳折磨，使劳工们皮包骨头、形似骷髅。很多人为维持生存，偷着喝车间里的糨糊，或捉老鼠烧着吃。
战俘劳工穿的衣服，大多是之前的战俘劳工脱下的，或从死难者身上扒下的破衣烂衫，冬不御寒、夏不遮体。有的上衣纽扣全掉了，战俘劳工只得将棉衣左右掩起，腰间用稻草绳系住，抵御寒冷。即便如此，战俘们也是终年无衣更换，虱子、跳蚤成团、不少人没有鞋穿，常年赤脚干活，就连冬天也不得不赤脚站在雪地里，实在不行得撕破上衣的破棉絮或找些破布包一包、用绳子捆一捆，借以御寒。很多人在严冬中手脚冻裂，鲜血直流，以致冻坏双脚，走路艰难，但是就这样也要支撑着参加训练和劳动，不然就遭毒打或关禁闭。1944年的除夕之夜，大雪纷飞，朔风刺骨，天气比往年冷得多，因此当夜就冻死60多人。
新华院每天早上，大约5点钟吹集合号，接着便是中、小队的哨音和班长的呼喊斥责声，而劳工必须要在3分钟内起身并在库房门前列好队，跑步、点名。在训练场上跑步，本来是一种身体训练，但对饥寒交迫的战俘劳工来说，却是一种难熬的折磨。在操场上，一个队（呈四路纵队）围一个圈子跑，汉奸小队长站在中央，口令一下，就开始无休止地跑，谁掉队就打谁。由于天气寒冷，加上体力衰弱，所以每次跑步劳工们都累得弓腰驼背、全身摇晃，经常有人休克倒地。
一次训练时，一个被抓来的农民因不会做“齐步走”和“左右转”的动作，便被叫出来单独操练，每错一式，小头目就拳打脚踢，直打得他口鼻流血、神志恍惚，狠毒的汉奸头目还用皮鞭抽打他。
战俘劳工进入集中营后，都要被编入各种劳役队，或开矿，或垦荒，或搬运，或做工。每天都要从事十几个小时的繁重劳动，有的被磨破手脚，有的被折断筋骨，稍有怠慢就遭毒打，随时受到日军、汉奸的凌辱和凄杀。日军经常押解战俘劳工去白马山劈山开石，修筑机场，挖沟埋汽油桶。劳役繁重，但劳工们却只能吃到少量的小米饭，真是不如牛马，因此每个人都消耗得骨瘦如柴、有气无力，身体也渐渐地消耗殆尽，直逼死亡。
惨绝人寰的杀戮
济南集中营规定了五项守则等许多条例，如劳动时不准东张西望，违者受棒打、罚跪等惩罚。对所谓“表现不好或有越规行为”者施以酷刑，有的让剥光衣服爬烟囱，有的让头顶石头绕场转，有的还被日本兵抓住生殖器绕场示众，甚至日军亦会对所谓严重违反守则者关禁闭、放狗咬、关水牢。
所谓水牢，是一个地下室，里面有齐胸深的臭水，人们被浸泡在里面，不给饮食，不能坐卧，只好在水中日日夜夜地站立，等支撑不住时，一头倒在深水里就被淹死。一个战俘劳工在外出干活时，因在地上拣了个尚未熄灭的烟头吸了几口，被监视的日军发现后，先用军犬扑咬，再用枪托皮带没头没脸地打，后来又用铁丝吊在树上，用刺刀活活挑死。劳工外出劳动，要列队前进，一般四人一排，互相牵着手走路，如果四人中少了一个，其余三人就会大祸临头，轻则毒打、重则丧命。
凡被认为有“不轨”行为的人就会被送进禁闭室，不给饮食，大小便全在里面，不几天就会被活活饿死，要想逃跑更比登天还难。禁闭室有一特别木桩，经常有战俘劳工被敌人捆在木桩上，让日军士兵当活靶进行刺杀训练。1944年夏天，一些被俘人员计划越狱，不幸被敌人发觉，为首的三人，被日军剥光衣服，捆在旗杆上，先用刺刀刺、开水烫，后被狼狗咬得肉骨分离。还有一次，日军将20多名越狱的男女战俘全部剥光衣服，捆在木桩上，用刺刀刺死男战俘；让狼狗咬女战俘的阴部，然后剖腹残杀。
1945年2月，日军从训练队选了600人去日本福山当劳工，其中有两人密谋潜逃，被日军发觉，当即将二人捆绑在操场高台的木桩上，周围布满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并召集全新华院的人到场，日本军官一声令下，只见两个凶狠的日本兵，提着上有明晃晃的刺刀的枪，以这二人为靶子，“呀”的一声猛力刺去，只听一声惨叫，顿时血溅遍地——活活地被刺死了。新华院院长青井站在高台上向全体俘虏嘶叫：“今后哪个不服从分配，就同他俩一样！”随后，还令全院的战俘劳工列队绕尸一周。
以治病为名进行细菌实验、活体解剖
新华院杀人的另一种手段是利用前面所谈的病号房和卫生班。不管大病小病，只要送进这里就算被判了死刑，极少有能活着出来的。病人隔离后，每天只给喝两顿稀饭，既不治疗又不给药，饮食不及时且无人照料，发高烧也喝不上水。不少病人进去后很快死去，即便状况稍好的人被送进去，不用多久也会被折磨而死。因此病号房如同停尸房，每天死亡人数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四十人。死亡率最高的时期是盛夏和严冬，夏季传染病多，严冬多半是冻饿而亡。
病号房里阴森可怕，老鼠像小猫一样大，红红的眼睛，经常啃去病死者的耳朵、鼻子、屁股、脚跟等软组织部分。有的人奄奄一息动转不灵，被老鼠咬死的不在少数，炕上、地下都血迹斑斑，人死后尸体也往往残缺不全。战俘死后，先从病号房拖到停尸房，随死随拖，他们把死尸摞成一堆，尚有奄奄余息的人也被堆压在一起，然后撒上薄薄一层石灰，摞到一定数量由拉尸车拉走。有一些病人被赤身抛进拉尸车上时还在不断地呻吟喊叫：“我还没有死……”为了处理死尸，有的病人竟被日本医生注射升汞水和苯酚水，以加速死亡。
所谓的卫生班，实际是日军进行细菌实验的杀人场。日军除对初进集中营的人抽血外，还定期从编入抽血队的战俘身上抽血，以供应侵华日军的伤员需用。这致使很多战俘劳工的身体由强变弱，由弱致死。最狠毒的是日军对战俘进行活体实验，致使许多人惨死。
济南日军防疫给水部是日军华北方面军防疫给水部济南派遣支部，当地称陆军防疫处，代号1875部队，因其队长为柳田，故又称柳田部队。实际上它和731部队一样，是一支细菌部队。这支部队1938年组建后，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和培植伤寒、霍乱、赤痢病菌和副伤寒血清、百日咳血清，为其灭绝人性的细菌战服务。而他们实验培植细菌的血液是从集中营战俘劳工身上抽的，他们培养出来的细菌，又拿到集中营在战俘身上检验效力。
对爱国志士和社会上有影响的战俘，日军经常假借为其治病，将带有伤寒、霍乱、赤痢、副伤寒、百日咳等菌种的细菌、病毒注入其肌体，加以杀害。为了检验病菌的效力，还对带菌者进行活体解剖。据济南防疫给水部军医竹内丰供述，1943年8月，日军济南防疫给水部，从济南宪兵分队要来11名中国战俘，戴着手铐脚镣关在给水部隔离室里，他们睡在土地上，地上只铺一条草席和一条破军毯。日军让他们吃掺入病菌的食物，或以治病为名给他们注射伤寒菌等，试验细菌效力。
等这些中国战俘因细菌作用，高烧不退，病情恶化，全身瘦得皮包骨头，呼吸微弱，濒临死亡时，又把他们捆到手术台上，进行活体解剖。日军用这批战俘做了7次解剖实验，观察细菌对内脏的侵害程度。然后把这些内脏做成人体标本，将尸体挖坑掩埋。另据当年在济南细菌部队当翻译的韩国人崔享振揭露，这个部队不仅经常用俘虏做天花、斑疹伤寒等细菌实验，还定期拿战俘做人体解剖实验，他在这个部队服役期间，死亡的俘虏有1000人。
与济南防疫给水部一墙之隔的济南陆军医院也多次从集中营要战俘劳工供医生进行活体解剖训练。据战犯长田友吉交代，1942年4月和9月，他曾两次参加该院的活体解剖，每次都从济南俘虏收容所要来两名战俘进行活体残杀，并将其内脏器官做成标本，后将尸体埋在医院内。
长田友吉对9月份的活体解剖课是这样笔供的：“1942年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9时，山东省济南陆军医院教育队队长军医大尉铃木，命令卫生新兵教育队在医院的庭院中集合，受教育的新兵约有350人，当时我是卫生一等兵。济南陆军医院院长军医中佐高木千年令日本军从济南俘虏收容所带来两名中国男子，年龄约30岁。他们由于长期被监禁，身体瘦弱不堪。教育助手饭冈卫生军曹命令10余名卫生新兵，立即将两名中国人的衣服全部脱光，分别用麻绳绑在距离约30米处的两个解剖台上。
这十几名新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枪，包围了解剖台。两名中国人知道自己即将被杀害，不断地呼喊'快点！快点！’于是教育主任铃木军医大尉立即命令饭冈卫生军曹用东西堵上了两名中国人的嘴。当350名新兵围站在绑在解剖台上的一名中国人身边时，铃木军医大尉说：'现在开始进行解剖实验，大家要好好回顾课堂上讲过的人体构造，认真观察。这两名俘虏，是用来做学术实验的，你们要怀着送葬的心情，先从切除阑尾开始；一般要进行麻醉，但今天要把他们杀掉，所以不注射麻药。’
说着，他拿起了锋利的手术刀，'扑哧’一声从中国人的右下腹切下去。铃木军医大尉在井绩军医少尉、饭冈卫生军曹的帮助下，用了20分钟寻找阑尾，而且没有进行麻醉，中国人由于极度的痛苦，发出深深的呻吟，拼命挣扎，麻绳几乎被挣断，黏汗顺着头、颈、胸流下来，铃木军医大尉让饭冈卫生军曹按住中国人的身体，切除了阑尾，他用手提着送到我们面前，进行讲解。
这时中国人更加痛苦难忍，铃木军医大尉说：'好了，你太痛苦了杀了你吧！’说着用一个尖刃刀向中国人的颈部刺去，把他杀害了。然后，铃木军医大尉、井绩军医少尉、饭冈卫生军曹切除了肝、脾、肾等腹部脏器，并将这些脏器逐一切开向我们进行讲解。当将肠子取出时，铃木军医大尉让两名新兵手持肠子的两端，他说；'肠子的全长大约9米，因为这个俘虏是用来做解剖的，没有给他吃东西，所以肠子是空的。’
通过活体解剖残酷地杀害了一个中国人后，铃木军医大尉、井绩军医少尉、饭冈卫生军曹和我们350名新兵，又围到绑着另一名中国人的解剖台周围。这次是由井绩军医少尉切开了中国人的颈部，插上气管切开器。中国人由于疼痛开始挣扎，井绩军医少尉用尖刃刀刺入中国人的颈部，将其杀害。接着，井绩军医少尉在饭冈卫生军曹的帮助下，用骨钳将肋骨'咔吧、咔吧’地一根根切断，从胸膛取出肺、心脏和气管，又将这些内脏器官逐一切开，对我们讲解。最后，由井绩军医少尉和饭冈卫生军曹将第一个被惨杀的中国人的肝、脾、胰、肾脏等腹部脏器装入盛有甲醛溶液的容器里作为标本。在两名中国人尸体的胸膛和腹腔里塞上烂棉花，然后草草缝合，装进两个麻袋里，由数名新兵埋在医院内的猪圈旁。”这就是日军用战俘进行的活体解剖，手段之残忍，可以说是登峰造极。而这一做法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做法。几乎所有的日军医院都多次进行活体解剖训练和细菌生化实验。
新华院战俘劳工死后，都用马车拉往无影山一带掩埋。一般情况下，每车载6人，拉到事先挖好的埋人坑前，用三齿钩将尸体拖进坑，一个个摞起，往上面撒一层土，就算了事。起初，每天向外拉一二车尸体。后来，一天拉五六车，最多时一天拉十几车。从新华院以西至堤口庄东，黄屯、黄岗、胜利庄、万盛街一带，白骨盈野、骨尸堆积，最多处厚度竟达一尺有余，成了济南市的又一个万人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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