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
1909年，范源濂与梁启超等组织尚志学会，在北京开办尚志法政讲习所，听讲者不收学费，经考试合格者，发给毕业证书。后来，天津、保定亦仿效开办了同类学校。他又多方筹集大量资金,正式开办尚志法政专门学校,设立尚志医院，编篡《尚志会丛书》，翻译《哲学评论》等国外法制名著数十种出版发行,邀请西方哲学家杜威、罗素等来华讲学。1909年在北京辟柴胡同创办“殖边学校”，开设蒙藏语言文学、地理、测绘、英语、俄语、政法、商业、外交及历史等课程，辛亥革命后改为蒙藏学院与蒙藏法商学院，历年毕业学生服务西北者较多，深受民众欢迎。他对尚志学会寄以厚望，勉励同仁：“国运如此，如能人人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勇往直前，只有一息尚存，矢志不变，中国必有复兴之日，凡我同志勉乎哉！”
他致力教育行政工作，二任教育总长，对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创立和发展颇有建树。1905年任清政府学部主事，对教育事务的划分，职责的规定，各省提学的任命，各级各类学校的规程，教学人员的考核，都作了细心规划,严格要求,奖惩分明。1912年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次长时，与蔡元培等制定颁布《学校系统》及各类学校法令，逐步形成新学校系统。1916年任段祺瑞内阁教育总长，曾召开教育行政会议，撤销原《教育纲要》，重新制定、颁布大学章程，并按专业分科。1920年任靳云鹏内阁教育总长，公布招生资格，制定招生章程，实行按专业分科，着手汉字改革，公布国语注音字母。先后赴美、英交涉庚子退款问题，主张将这笔款项用于发展中国各种科学研究机构和留学生补助经费，并建议在外国大学开设中国学术讲座。1924年夏又任教育总长，未到职。
他一生从事教育事业，走教育救国之路，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创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干事长。1926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致力开拓高等师范教育事业。
和张伯苓等
一起创办南开大学
提起南开大学的创始人，人们自然想到的是张伯苓、严修，然而当年与张、严二人一起创办南开大学的人还有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范源濂。
作为南开大学的创始人、校董事会的董事长，范源濂对南开大学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早在清末范源濂就与南开校父严修私交甚笃，两人同为近代著名的教育家，都积极倡导教育救国。1918年春，范源濂与严修等人率团赴美考察。此行更主要目的是与先期抵美的张伯苓会合，共同考察与研究美国各州的教育情况，特别是考察美国私立大学的组织与发展情况，为南开学校筹办大学部做准备。这年冬天，范源濂、张伯苓和严修结束考察同船归国，胸怀教育救国大志的他们在船上便具体商谈了筹办私立南开大学的成立事宜。
归国后，他们又成立了大学筹备委员会，紧锣密鼓地“议筹备大学事宜”，范源濂以其德高望重的地位当选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在当时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教育得不到重视,当时北京许多大学就因为拖欠教师薪水，许多学校面临关闭困境。作为私立的南开大学在其创建的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教育经费的缺乏。范源濂一方面自愿认捐数万元，为南开大学的创建解了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他又千方百计地募捐筹款，1919年3月31日，范源濂与张伯苓合请梁燕孙、曹洞田商议此事，4月中旬，又赴北京募捐。不久，他又与张伯苓和教育部司长张继煦同赴太原，参观全国运动会，为私立南开大学募捐筹款。经过多次辛苦奔波，他们的努力终见成果。
1919年5月，南开开始兴建大学校舍，拟订校章、规划系科和组织招生，9月录取了周恩来、马骏、张平群等96名学生。9月25日，举行大学开学典礼，私立南开大学正式诞生了。作为学校创办人，意气风发的范源濂在开学典礼上作了精彩的发言。私立南开大学实行董事会（校董会）下的校长负责制。范源濂与严修等人一起当选为学校董事会董事。
1920年3月，南开大学组成新的董事会，范源濂继续当选为董事。1921年南开董事会改选，范源濂当选校董事会的董事长。作为南开大学董事会的董事、董事长，范源濂不仅要考虑学校的资金来源问题，还要维持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为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各项能力，南开大学组织开展了多种学术讲演活动，这正与范源濂所认为的教育应该传播文化知识、提高学生素养的思想相符合。他主张“训练”学生，要课上课外同时进行。而南开大学主张学术自由，各种学术演讲不受任何限制，这客观上丰富了学生的科学知识，有利于各种学术观点的交流和学校学术研究的开展。另外，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范源濂多次为南开师生做精彩的演讲。如1923年10月，南开大学举行校庆纪念大会，范源濂作了题为《第一次大战后的欧美教育及其特点》的演讲，介绍了欧美各国教育发展的情况和特点。由于他学识渊博，有数度游历欧美各国的经历，以及自身丰富的兴办教育的经验和较为成熟的教育理论，因而他的演讲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南开周刊》描述“范先生甫自海外归来，所见极多，演说辞极有意义！”
1927年12月23日，范源濂在天津不幸逝世，享年52岁。噩耗传来整个南开为之惋惜，张伯苓在南开大学秀山堂为他举行追悼会，并亲自致悼词，沉痛悼念这位学校创始人。作为南开大学的创始人，范源濂这位为南开大学的创建与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教育家，南开人不应将其遗忘。
与蔡元培的君子之交
1912年3月，唐绍仪组建内阁时，继续让蔡元培做教育总长。蔡元培想从中退出，并举荐范源濂出任。范源濂听说后，立马致电唐绍仪：“闻内阁教育部职，将以濂承其乏。作育新民，责任重大，自维才德，万不克胜，敬乞立收成命。蔡孑民(蔡元培)先生品学崇优，万众钦服，务祈设法慰留，至为切祷。”既然范源濂坚持，蔡元培只好留任。
不过，蔡元培很赏识范源濂，希望能招他做副手，还前后两次造访。当时，蔡元培是同盟会员，而范源濂是共和党员，两党互有矛盾。蔡元培对范源濂说：“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教育是应当立在政潮外边的。我请出一位异党的次长，在国民党里边并不是没有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为了公忠体国，使教育部有全国代表性，是不管这种反对意见的……我之敢于向您提出这个要求，是相信您会看重国家的利益超过了党派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以上的。”范源濂被蔡元培的诚意感动，应允出任次长。
到了教育部，一主一副，彼此的教育理念并不一致。比方说，关于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孰轻孰重，双方就有争议。范源濂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而蔡元培则认为：“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争来争去，最后是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从小学到大学，都要整顿。
蔡元培后来忆起这段往事，不无满意：“（民国）元年我在教育部时，请范君静生（范源濂）相助，我偏于理想，而范君注重实际，以他所长，补我之短。”虽然共事的时间不算太长，却是和衷共济推诚合作。当年7月，蔡元培辞职，范源濂改任总长。范源濂说，“蔡前总长对于整顿教育之办法，首重社会教育，盖共和国贵在人人有普通之智识，本总长当接续进行。”在教育部的大会上，他同样郑重声明：“教育宗旨及行政大纲，业由蔡总长宣布或规定，悉当遵行。”
辞职后的蔡元培鉴于国内政局扰攘不安，萌生了去德国深造的念头。可是，他拖家带口，又手头拮据。想到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普莱西正在委托教育部物色两名中国留学生去他主持的世界文明史研究所进行合作研究，于是写信给范源濂，希望取得一个公费名额。以蔡元培的条件，当然是不二人选，范源濂很快成人之美。当年秋天，蔡元培偕夫人及子女去了德国。
后来，出任总长的范源濂想让蔡元培回国执掌北京大学。可窃国大盗袁世凯占据着大总统的宝座，蔡元培又早已宣布与他绝交，还“至分明”，当然不肯答应。只是，袁世凯并没有风光多久，在他死后，国内政局出现转机。1916年7月，范源濂联合教育界众多名士呼吁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电辞殷切：“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探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回国，以慰瞻望。”个中诚意，一如蔡元培当初邀范源濂。
数月后，蔡元培从海外归来，风尘仆仆。身边不少亲友劝他不要率尔衔命——旧式北大，一无是处，科举积习的流弊，晚清末世的颓风，让这所处在历代帝都的学府腐败透顶，烂到流脓。如果整顿不力，反毁清誉。然而，对于蔡元培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缘，他希冀通过整顿教育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放手一搏，尽心尽力，是成是败，听天由命。而最终的结果众所周知，蔡元培着手收拾北大这个烂摊子的第一天，便是他一生中最辉煌岁月的开始。
十余年后，范源濂逝世，蔡元培悲痛不已，送上一副挽联：“教育专家，犹忆十六年前推诚共事；科学先进，岂惟数百社友痛惜斯人。”显然，对范源濂的为人和成就，蔡元培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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