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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敏:村村有慈善,社会善治从乡村开始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越来越深入,乡村振兴的范畴也越来越全面,有权威文件论述的五个振兴,分别是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也有群众们特别关心的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体系的提升、农村创业就业支持政策、农村社会保障福利等等话题。还有全民都应共同关注社会治理现代化、三治融合、社会善治、数字乡村等不胜枚举的乡村话题。


当面对这么多话题时,全局观和核心观就被特别需要,找到众多话题的内核,牵一发而动全身,唯有精神有此力量。作为一个多年践行在乡村事业的老兵,我深刻感受到乡土精神的凝聚力、感召力、信任力、创新力的强大作用,因此,重新筑起乡土精神的人心长城,各项乡村振兴的问题将会慢慢化开。

很多人会觉得乡土可能没有精神,或者不需要精神。但当将城市精神和乡土精神对照来看的时候,就会发现乡土精神与城市精神有着巨大差异和不可替代的互补性

城市精神强调效率、乡土精神强调人情;城市精神强调科技、乡土精神强调人文;城市精神强调外求、乡土精神强调內省。所以当城市生活疲惫时,需要乡村袅袅催烟般的抚慰;当城市生活紧张而无头绪时,需要乡村去寻找灵感;当城市生活冰冷而无助时,需要到乡村去体验人情温暖的人生真谛。所以重塑乡土精神于乡村本身,也于城市互补,都有其巨大意义。

激活新时代义庄,实现三治融合

随着扫黑除恶行动的持续深化,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实验的不断开展,舆论的焦点逐渐从经济发展为中心到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社会如何从拳头、权力、欺骗、恐吓的恶性资源获取模式,走向诚信、友爱、互助、平和的良性资源获取模式?社会如何在扫黑除恶基础上,建立起社会善治(红社会)的长效运行机制?

如何从个例的社会治理实践中总结出规律化的道路,找到社会善治全覆盖的普适模式,成为了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热点,更是以回应社会问题的公益组织需要回答的时代考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向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目标和更高要求。2018年1月22日中央政法委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坚持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以上权威论述拉开社会治理元年的大幕。


以下我从一位公益组织的从业人员,从多年的一些实操体会,谈谈推动三治融合与社会善治的一些要素构成。

(1)认清社会治理初级阶段的基本特点,以社会公益为主要抓手提升社会治理能力,逐步深化社会治理领域

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四十年后的今天,将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战略提上议事日程,既反映了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必须同时认识到社会治理较经济发展滞后了很多。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愿、参与能力都有待提高,社会互信程度低,社会呈现出陌生化原子化的形态。在经济利益、政治权力等领域的治理矛盾和信任,很难短时间建立起来。

(广东河源和平梅径村:筹建客家围龙屋,留住乡土乡愁-----梅径村古村客厅公益项目,在政府、设计院、古村之友、村民的联合共建下,古村客厅顺利落地。)

而以超越名利的社会公益事业,则可让群众在行善积德的事业中,逐步成长起公共参与意识,懂得包容、理解、妥协、信任的社会治理美德。诸如在熟人社会范围内,帮助老人、儿童,推动教育文卫等公益事业,在这过程中成长起具有公德、关爱社会的乡贤,社区领袖,他们的成长将为逐步深化的社会治理领域打开局面。


公益不仅在社会治理中解决了一定的难题,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基层社会公益的发展,为深化的社会治理遴选了骨干。尚贤者,政之本也,通过公益成长起的贤德骨干,自然化解社会治理中名利的核心矛盾。

社会公益既是社会治理有效的手段,同时也是社会治理的目的。社会善治的根本目的不是培育一批锱铢必较、精于算计的小市民群体,而是成长起一批关注公德、践行公益的公民群体。

(2)构建新型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实现“善有善报”的公益慈善氛围

我国人口多,地区间发展水平差异大,法治和契约精神的全面深化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道德的力量,需要德治来弥补法治薄弱的区域和行为,减少法治社会的治理成本。

但是德治的前提是熟人社会的舆论约束,传统中国的熟人社会是由地理边界所形成,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邻里间守望相助,在这样的熟人社会里,积德行善之人会得到更多信任和社会资源,获得更好发展。缺德作恶之人,则会在熟人社会里遭到唾弃、失去信任,最终难成事业,这正是传统熟人社会里“善有善报”的自然逻辑。

(梅州丰顺县留隍镇乐善队志愿者们走访特殊困难户,形成乡邻之间互帮互助的乐善模式)

而在当下城市化改变后的社会,传统乡土熟人社会逐步消解,城市里的熟人社会也难于建立,致使呈现出高度原子化的陌生社会。在陌生社会里,无论积德行善还是缺德作恶都难得到社会的舆论反馈,人们会逐渐放松积德行善的自我约束,天平逐渐转向缺德作恶的利己行为。这真是当下社会里道德滑坡的深层原因,旧的熟人社会逐渐消解,新型熟人社会尚未建立。

人们最易形成熟人社会的纽带通常有以下几个方面:地缘、血缘、学缘,无论其中的那一个纽带也都同样受城市化后空间割裂的削弱。但是互联网提供了线上熟人社会的维度,使得传统一维的熟人社会变成了新型两维的熟人社会。

线上熟人社会可以实现每天交流互动,而线下熟人社会则在重大事件契机完成聚会,因此新型熟人社会的特点是线上常态化,线下节点化。在这样的新型熟人社会里,如何体现出积德行善的机制、彰显善有善报的循环,成为了新的课题。但总体来讲,两维化的熟人社会比一维化释放更大的善能量,就好比电商尽管减少了实体商店的销售额,但总体是增加了全社会的消费总量和购物体验。互联网在构建熟人社会,激活社会善能也是同样的原理。

因此,为了加快改善熟人社会程度低,道德滑坡快的时代特点,尽快鼓励组建中小学校友会、村友会、乡亲会、宗亲会等一系列关联于地缘、血缘、学缘的熟人社会,并在熟人社会中诱发帮助乡村、帮助弱势群体社会公益行为,并在熟人社会中成长起善有善报的正循环。

(3)新时代义庄是实现熟人社会和全民公益的普惠道路,是社会善治的源头活水


义庄是传统中国社会里,基于地缘和血缘的熟人互助组织,具体地讲,是宗族里或者一定地域范围内,精英带动全体成员通过捐田捐钱的模式,帮助熟人社会里的养老、助残、扶危、济困等综合性社会公益。后因近百年的社会动荡,现在基本丧失了社会功能。


在传统社会士大夫精神因时政昏庸而志不得伸,仍可以以兴建义庄的社会抱负来实现人生价值。林则徐、梁漱溟等儒家知识分子都将义庄模式推动到所处时代的高峰,义庄在中国社会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实践智慧。


其中以北宋明相范仲淹成立的范氏义庄最为知名,至解放后一共运行了800余年,蔚然成风,直接影响了周边上千座义庄的兴盛。这一模式的普适性是其最大的价值。


80年代以来,形成了以企业家为带动的基金会慈善模式,和以专业社会服务为带动的公益模式。企业家基金会模式的纽带在于资金和富裕阶层的资源互助,决定了在贫困地区难以发育起基金会模式,而贫困地区却又恰是社会问题的疑难杂症高发区、并发区,所以这一模式在回应深度社会问题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而义庄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的特点,可以有效规避资金为纽带的基金会覆盖面窄的特点,能做到哪里有困难,哪里就该有义庄,哪儿的困难越深重,哪儿的义庄就更活跃。义庄精神的实质是熟人互助精神,将慈善的救助精神放大到一个一个熟人社会的互助精神。


再论义庄与专业服务的公益组织的差别,由于义庄是自下而上成长于一定的地缘和血缘范围内,面对的是一定范围内综合的社会问题,客观上决定了其专业服务能力参差不齐,但其深厚的血缘、地缘纽带,却体现了比专业公益服务组织更宝贵的信任优势。从另一个维度讲,也正是因为其适于基层熟人社会的低技术社会解决方案,推动了义庄模式的普适推广。用互联网的一句名言,做出最傻瓜的模式,才能服务更多用户。


我设想未来理想的社会问题的分层分级解决体系应该是这样的局面,以新义庄模式就近化解点80%的普通社会问题,剩余20%困难的、复杂的、需要巨大社会投入的社会问题由基金会和专业服务的公益组织来化解。仍有个别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则最终由政府进行托底。


这样的社会公益分层分级体系,和医疗资源的分层分级体系有相互启迪之处,80%的普通病症通过普适模式就近解决,以避免小病侵占过多的优质医疗资源。同样,如果80%的普通社会问题通过义庄就近化解,社会稳定和谐的基本大局就有了基层保障,形成三治融合和社会善治的源头活水。


新时代义庄是建立在二维新型熟人社会基础上的,同样面临着互联网时代的改造升级,通过互联网连接起更大范围的地缘、血缘、学缘纽带,给新时代义庄更大的机遇和畅想空间。线上线下两维的新义庄模式肯定能释放更大的新善能。

案例:留隍镇村村有慈善

留隍乐善模式,是新时代义庄,他在填补“日复一日道德文化教化和诸多零碎社会问题化解”的社会治理结构性缺失,他可能正是这个苦苦寻觅的药方,其意义甚至不下于小岗村“家庭承担责任制”掀起的市场经济结构性改革。


结语


三治融合和社会治理成为新时代的国家战略,认清当前社会治理初级阶段的特点与挑战,既以社会公益为手段,也以社会公益为目的逐步深化社会治理领域。社会善治的目的在于培育一批关心公德、践行公益的公民群体,成为持续深化社会治理的抓手,而不是以社会共治为由成长起锱铢必较、精于算计的小市民社会。


形成全民公益,积德行善的前提是构建新型熟人共同体社会,在熟人社会中重塑“善有善报”的正循环,重视互联网技术对构建新型熟人社会的赋能效应,在中小学校友会、村友会、宗亲会等熟人社会中,诱发社会公益,实现善有善报机制。


义庄模式是基层熟人社会的长效公益机制,也是社会善治的源头活水,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实践智慧。相较于现行的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公益组织,其可覆盖面广、信任度高、化解社会矛盾及时、处理社会问题规模大等特点,可以化解绝大多数社会问题,保障基层社会稳定和谐。同样新时代义庄也需结合互联网和城市化的时代背景,发挥更大的社会善能,如果实施有效,未来五年,我国可以实现村村有新时代的义庄,构建起社会善治的源头活水。


未来十年,社会互助模式会超越社会救助和帮助模式,互帮互助的美德比乐善好施更有意义。


未来十年,普惠和公平会比规模和样板更有价值,不是选择性救助谁,而是普惠性的赋能社会。


未来十年,群众参与社会发展的红利将爆发,他们的社会改良当量是数万倍于当下的公益慈善总和。


一个深度的社会变革、模式革命已经到来,远比我们想象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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