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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笔者因为咳嗽跑到香山中医院，原本想吃点中药调理一下，没想到医生连脉都没搭，直接照着验血单开了三盒西药，且理直气壮地答曰：中药太慢，西药见效快！
在现代中国，相信中医的越来越少，潜心中医的越来越少，中医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中医的处境微妙而矛盾。
一方面，真正的大师早已凤毛麟角、中医文化传承名存实亡；另一方面，诸如权健一类的奸商打着中医幌子招摇撞骗、大赚黑心钱。
在国家层面，近年来对中医药文化展现出了强烈的振兴意志，“中医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但在基础端，我们现行的中医传承体制和产业畸形发展，却在将我们的传统文化瑰宝加速推向一个最后的末路。
但是我仍然选择信任中医，因为中医有着西医难以理解、同样难以取代的神奇，尽管——它一直被一些西医的拥趸视为“不科学的糟粕”而大加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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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信任中医，还因为唐国章老先生。
数年前，他因仅凭搭脉即诊断出一位同事体内“长了东西”，而被同事们惊为天人。我们也因此结缘。
作为上海80年代恢复膏方后、首批拿到开方“资质”的18位名老中医之一，唐医生对目前的中医现状也是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
他说，中医并不单纯是“术”，还是一种哲学和文化。早在旧社会，中医的传承是以带徒为主，中医看病也不是简单开药方，还带有意念的辅助。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的教育和传承，慢慢被西医牵着鼻子走，尤其是教学大纲几乎完全遵循西医的思路，把中医分得过细。其实中医传统上分为中医大内科和中医外科，其中大内科既要看内科、还要兼顾妇科和小儿科。后来，陆续把妇科、小儿科和伤科分出来，其实中医还是以大内科为主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唐医生能够从众多医学院学生中脱颖而出，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当然，这与他的秉性和悟性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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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老先生祖籍上海南汇，小时家贫，不得不靠割草喂养鸡鸭赚钱上学。读初中的时候，一次意外受伤让他得了头昏病，并被西医判定从此再不能上学。后来，他听说隔壁村有位老先生，擅长针灸，对穷人也有一种悬壶济世的情怀。
他抱着试试看的念头，走一小时路过去，身无分文，还是被老先生接纳了。后来，经过一年多的针灸，他的病居然治好了。他也由此喜欢上了中医，并走上学习中医的道路。
年轻时代的唐医生是个热心、朴素、勤奋的学生。凡是遇到名老中医，他都愿意拜师学艺。但当时正是大字报时代，老师和学生对立，很多老中医都是宝贝级的老专家，却因为环境的肃杀而噤若寒蝉，对学生非常警惕，自然也不愿传授医术了。
唐医生周末不回家，也没什么事，就跑去老中医家里帮他们打扫卫生、洗洗衣服，一来二去混熟了，慢慢也学到了一些真经。
有一次，他去老师张伯臾（上海名医）家里帮忙做家务，看到师母正用小火“咕嘟咕嘟”地炖着什么，他很好奇，就随口问锅里煮什么。张老先生轻轻拍拍他的肩膀说，我也就不瞒你了，你师母看我最近气不足，帮我蒸人参吃。
“人参为什么要用小火蒸呢？”
“你不知道，人参主要是吃它的气。火大的话，气都跑掉了，也就没用了。”
原来，人参最好是放进盖盖儿的杯子在水里蒸，外面再加锅盖，用小火蒸三刻钟到一小时，然后熄火，待其慢慢冷却，把蒸杯拿出锅，再放到温，才宜缓缓打开杯盖服用。古代喝水时，杯盖只开一条缝，也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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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医生说，西医批评中医不科学，其中一个依据是说，同一张药方不能治愈两个人得的同一种病，意思是不能做到标准化，所以不够科学。
但是从中医学角度看，这恰恰是更实际的做法。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秉性不同、成长的环境也不同；而且虽然得了同样的病，但每个人的病因也不一定相同。因果关系不一样，方法也就不一样。
这其实也就是中医所说的，辨证施治、对症下药。
5000多年来，在西医还未成型的时候，中华民族就在中医药的护佑下得以繁衍生息，绵延不绝。博大精深的中华医学，又岂是一句“不科学”所能批判的？
当然，中医之所以一直处于弱势和被压制状态，也跟它的草根性有很大关联。要知道，中医之根在民间，很多老中医终其一生积累了很多临床经验，却因为没有传承下去而带走了，有的好方子也就此失传。
原卫生部部长崔月犁之子张晓彤先生说过，中医要调整的是运动中的三个大圈子，人和自然的圈子：风寒暑湿燥火；人和社会的圈子：喜怒忧思悲恐惊；人自身的圈子：肝心脾肺肾。你要把这三个运动着的大圈子调和谐了，那真得有点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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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样的本事怎么去学？从哪儿学？靠医学院里的教学大纲？
很多中医院出来的年轻医生，甚至把最基本的“望闻问切”都丢掉了。还有一些所谓的“大师”，把中医本就留存不多的名声也糟蹋殆尽。
唐医生说，中医的传承还得靠师傅带徒弟——这一最传统的方式。
从学校毕业后，他就跟着老师，每天抄方，整整抄了19年。在这19年里，老师的一言一行都要记住，有时候老师面对病人的时候话不多，有时表达也不清楚，那就得靠自己去“悟”。
比如把脉，即“切”，这是中医学最基础的“技术”之一。其中，“弦”和“数”这两个脉很容易掌握，“结代”也容易学，其他的脉象，比如“涩”，就有些难度。这个脉，书上描写“似轻刀刮竹之状”，即用锋利的薄刀刮青竹的表皮之状，实际在临证时则很难体会，故有“心中寥寥，指下难明”，需要医生慢慢琢磨才能抓住。
以前中医把脉很讲究时辰，即把脉一定要在平旦的时候，也就是早上太阳刚刚露出地平线的那一刻，那时候的脉，是最准确的。但是你想想，现代社会的朋友们，咱们有这个条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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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很多知识教科书上是没有的，也不会有，而是隐藏在老师接诊时的一言一行。包括老师对病人的嘱咐，也要牢记于心。
比如喝药的时间。现在很多人喝中药，一般是早上十点、下午四点，也没什么讲究。其实，隔上（胸腔和腹腔以上）和隔下疾病的喝药时间还是有分别的。
隔上的疾病，最好是饭后喝；而隔下的，则要饭前喝。甚至病在哪条经上，喝药的时间也有讲究。比如肝经，我们都知道晚上11点前一定要睡觉，因为肝经要工作了，那喝药的时间最好提前一小时，中医就是这么讲究，这个时候喝，肝火就下来了。
唐医生特别提到意念。他说，老师平时跟病人交流时，会用一些意念引导，包括打诳语，加以诱导等，比如治疗“狂症”、“郁症”这些精神系统疾病的时候，他会用意念加药物治疗。意念，这是一种只能意会的东西，但用在中医治疗上，却也是一味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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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社会很多老中医为了谋生和自保，常常把一生所学带到坟墓里。唐医生遇到了好老师。
他的老师不单传给他一些方子，还跟他交代了几个行医原则。
一是中医在临床上要靠“悟”。“悟性”这个东西，有时候真是要靠个人造化。二是每一个病例都只能做参考，人是活的。三是每个时代都不一样，要学会把物质和精神上的东西结合起来，融会贯通。
比如开膏方。旧社会开膏方，就是“补”，因为过去只有有钱人才开得起膏方，主要是为了补。而现代社会不同了，就需要去辩证地看，需要与时俱进。
为此，唐医生结合现代特征和人的思想状态，梳理了五个字，用于开膏方。
一是“治”。人食五谷，岂能不病？把治疗放在第一位。二是“调”。人都有七情六欲，气血升降，很容易引起气机的混乱，所以需要调整。三是“理”，即需要把经络、气血加以理顺。四是“损”，也称“泻”，泻有余，现代人往往吃得太多，血脂也高，体内物质太多，需要损耗掉。最后一个，才是“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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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到药材，越来越多劣质的药材，导致药效每况愈下。这方面很多医生也感觉无能为力。
比如枇杷叶这味药，传统上规定秋季采，要用剪刀剪下来，而且叶子还不能太老，七八成熟，剪下来放进水里洗刷，之后拿到外面晾晒到三成干，然后两头一压，使其阴干，之后一张张整整齐齐捆起来送到药房加工，切成一丝丝，再进到货柜上。
现在的枇杷叶怎么采呢？等秋天到了，叶子自己掉下来，工人用扫把扫起来，装到化肥袋子里，有时候连叶子上的白毛也不刷，就一包包运到药厂去。要知道，枇杷叶上的白毛如果不去除，是要引起病人咳嗽的。
再比如橘子皮，传统上规定是广东和四川的橘子皮可入药。改革开放后药材生产基本被私人承包，为了牟利，现在就连长兴岛产的橘子皮都在用。要知道，各个地方的橘皮功效还是不一样的，这是前人总结出来的经验。山前山后的橘子口味都不一样，何况不同区域的呢？
再比如现在很多人吃的虫草，大部分都是人工培植的，跟西藏野生的几乎完全不一样。也有一些假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植物也是一样的，产地不一样，它的结构就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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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唐医生每周只出诊一次，每次诊室里都是人满为患。谁说中医没有价值？谁说中医没有市场？
但是，要说到中医的未来，却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如果不能很好地纠正中医教学思维，如果不能做好人才的代际传承，如果不能给予中医人应有的地位，如果不能解决药材合规的问题，那么，在中华大地上传承积累了5000年的灿烂的医学文明，可能就真的毁在我们这一代手里。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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