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元年（1522），50岁的王阳明辞官归居绍兴，为病故的父亲王华守丧。其时，35岁的南大吉以部郎出任绍兴府知守，他心雄气昂，一切百废待兴。王阳明与南大吉有缘相遇，乃天赐绍兴的一个良机，他们实行“政学合一”，谱写了一段历史佳话。王阳明与绍兴有着深厚的渊源，他自称“古越阳明子”、“会稽王守仁”，又说“：某生长兹土，犹乡之人也。”他在30 岁时筑室会稽山，在阳明洞天“修道”，这是他的思想发端与学术起点。后来他历经磨难，36 岁终于在贵州龙场“悟道”，奠定了王学思想的基石。最后王阳明回归绍兴，达到心学成熟的高峰，完成了在碧霞池天泉桥的“证道”，绍兴恰好是他实现自己思想学说完美圆合的地方。
独树一帜的阳明心学，包括了三个命题“：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他不仅是儒家经典的集大成者，被奉作儒学正脉，而且成为融合三教为一体的杰出思想家，即“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为大道。”尤其重要的是，王阳明毕生遵行“政学合一”的宗旨，所谓：“修己治人，本无二道。政事虽剧，亦皆学问之地。”（见《传习录》）这对于一切为政者具有英明指导的意义，既能高瞻远瞩，又会身体力行, 同他主张的“知行合一”学说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如何来历史地解证王阳明与南大吉的“政学合一”呢？
第一，对于已经辞职的阳明先生来说，虽然身不在官场主事，但是心系国家政局，他把讲学活动当做一种有力的参政手段。于是，他以阳明心学来普及社会，以期平等人群，济度人心，和谐人世，“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一洗谗妒胜忿之习，以跻于大同。”
第二，作为越中父母官的南大吉，同时也是一个真诚的学者，他仰慕阳明先生，尤其领悟其博大深邃的学问，深知“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道理，体悟到“人心本神，本自变动周流，本能开物成务”。因此，他要结合越中的实际情况，来创立一种“心学治政”的独特模式。
第三，王阳明与南大吉是师生，同心协力，如“人”字一般地相互支撑，形成了作为越中统领人物的一对最好搭档。阳明先生特地为倾心的弟子作《亲民堂记》，南大吉遂将府署莅政之堂命名为“亲民堂”，他说“：吾以亲民为职者也。吾务亲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
师生情缘真乃天作之合，他们心心相印，事事默契：兴教尊经，传道讲学，化育民众，唤起良知，治安浚河，造福乡里。明代嘉靖年间，曾是绍兴历史上的盛世，政通人和，物阜民康，皆有赖于这两位值得大书的人物，其功绩载播史册，其英名流芳人世。
讲学传道之《尊经阁记》
师生合作，兴学重教，大力弘扬“心即理”的学说，使之家喻户晓。稽山书院是当时绍兴的最高学府，此院原系北宋范仲淹知越州时所创立，后来南宋朱熹曾到这里讲学，故闻名遐迩。然而，此时书院年久失修，已经破败不堪了。南太守办的第一件大事，是重修稽山书院，他为阳明先生的讲学传道提供了最好的场所。书院后面设有尊经阁，收藏了所有的儒、道、佛各家经典著作，成为天下学人向往的圣地。应南大吉的邀请，王阳明写下了著名的《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王阳明全集》卷七）：
经，常道也。其在于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其应乎感也，则为恻隐，为羞恶，为辞让，为是非。其见于事也，则为父子之亲，为君臣之义，为夫妇之别，为长幼之序，为朋友之信。是恻隐也，羞恶也，辞让也，是非也；是亲也，义也，序也，别也，信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阴阳消长之行焉，则谓之《易》；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则谓之《书》；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则谓之《诗》；以言其条理节文之着焉，则谓之《礼》；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则谓之《乐》；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辨焉，则谓之《春秋》。是阴阳消长之行也，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夫是之谓六经。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
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着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所以尊《春秋》也。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犹之富家者之父祖虑其产业库藏之积，其子孙者或至于遗忘散失，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穷之患。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日遗忘散失，至于窭人匄夫，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何以异于是！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知所以为尊经也乎！
阳明先生精辟阐明了“心即理”的首要观点，认为心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基础，所谓六经不过是心的六种表现形式而已“：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
南太守心领神会，豁然贯通，他是学者施政，主张以教化为本。首先的计划就是以圣贤之道来引导读书人，从而影响社会与民众，他意味深长地说“：六经经义一旦解释纯正，老百姓就会振作向善，如此一来就不会有邪恶之人了。”在绍兴府“政学合一”方针的积极推行下，这篇《尊经阁记》被列为书院学校的必读课本，又成为市集上流行的书册，其影响是空前的。后人还将它辑录在《古文观止》里，成为一篇传世的名文经典。
讲学是历代大儒弘道的主要形式，这种精神真是可与日月同辉，流芳万古。南大吉在稽山书院亲设尊座，恭迎阳明先生并自称门生，又以绍兴府的名义，在恩师的故居上立阳明书院，会两地讲学，聚八方彦士，一时蔚为大观。太守以门生身为表率，积极参与并以督任讲学，师生相互默契，上下同心协力，形成了“政学合一”的崭新局面。事实上，绍兴已经成为当时全国的学术中心，前来求学的人已是数以万计了。
据《明史·王守仁传》记载当时情形：“宫刹卑隘，至不能容，盖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先生临之，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极良知以至于至善，工夫有得，则因方设教。”盛大的讲学是他在晚年进行的一次思想变革，最终完善了“致良知”即心学体系，其核心是“良知”，即是天理，亦是道，可以解释为人对于善恶的自我认识，是人所特有的能动表现。于是，先生阐明了良知即准则、即主宰、即睿智、即自觉、即自信的命题。
王阳明喜欢写诗，特别重视诗教的作用，《咏良知四首示诸生》影响极大，这是将心比心的启示与劝勉。其一：“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说明良知是求真，须自我更新。）其二“：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指出良知是自知，须内心省察。）其三：“问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二字是参同。”（点拨良知是修心，须自省觉悟。）其四“：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抛弃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启迪良知是睿智，须清醒独知。）这些诗句通俗明畅，而且富有理趣，可见先生施教的独特风格，他讲学的原则是“：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先生还说“：改课讲题非我事，研几悟道是何人”（《春日花间偶集示门生》）。他讲学的方法，是鼓励大家自主探讨事物与寻求哲理，绝不是照本宣科的。
莘莘学子，孜孜以求的是圣贤之道，先生的讲学形式更是丰富多彩，令人难忘。请看钱德洪当时的记述：“环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诸僧舍，每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听，更番就席，歌声彻昏旦。南镇、禹穴、阳明洞诸山远近古刹，徙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寓之地。先生每临席，诸生前后左右环坐而听，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追记其姓字者。诸生每听讲，出门未尝不踊跃称快，以昧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忧愤郁积入者以融释脱落出。”（《刻文录叙说》）
王阳明的讲学方式，令人想起孔子的杏坛。讲学不是教书，可以不拘形式，除了正襟危坐的面授外，其他行走、坐卧、饮宴、游乐皆可。而且师生之间可以互动，是交谈式与讨论式的，学生是人人畅所欲言，先生则善于启发与点拨。正是“：讲习有眞乐，谈笑无俗流。”（《诸生夜坐》）阳明先生俨然是自比孔子了。南大吉以绍兴府名义延请先生为会试举主，号召四方学子云集，经学风行昭示远近，绍兴的科举蔚为昌盛，此皆由师生鼎力而为。
治水安民之《浚河记》
师生同心，治邦安民，“知行合一”有作为，乃使人间兴利除弊。
渭南南姓是夏禹的后裔，南大吉追念先祖大禹治水的功德。明洪武年间，大禹陵即被钦定为全国应该祭祀的36 王陵之一，明嘉靖年间考定墓址，由绍兴知府花费巨资，重修禹庙，兴建碑亭，开辟大禹陵园，南大吉亲自题写雄浑有力的“大禹陵”三字，至今历历在目，碑高4.05 米，宽1.9 米。禹陵右侧有一个八角重檐石亭，上刻“咸若古亭”四字，俗称鼓乐亭，传为祀禹奏乐之所，亭旁有碑廊，内立秦始皇东巡会稽时命丞相李斯撰写的《会稽刻石》等，禹陵左侧有禹穴亭，这是古越先贤留给后代的一份珍贵遗产。
南大吉以绍兴知府的名义，主持举行了隆重的祭禹典礼。王阳明也一起参加，他将大禹与秦始皇进行对比，为越中的大禹精神作了积极的评价。诗云“：北望稽山怀禹迹，却叹始皇为惭色。落日凄风结晚愁，归云斗掩春湖碧。”（《游秦望山》）绍兴府继承前任的良好传统，始终将治水安民列为重政大业。“善治越者以浚河为急”——这是南大吉的名言，一位令人尊敬的父母官，他遵循历代先贤前仆后继的足迹，不忘治水之本，“尝浚郡河，开上灶溪，筑坡塘以备旱涝，通沟壑而除险厄。”（《越中杂识》）
绍兴城当时的府河跨山、会两县界，纵横贯穿于城中，皆通舟楫，成为绍兴府至关重要的“命脉”。然而，那些临河而居的人家却自谋私利，不断侵占河道，搭建庐舍，致使府河渐趋壅窄，来往船艘经常堵塞，老百姓纷纷怨声载道。南大吉考察了实情后，于是下令浚通河道，先出安民告示，“拟拆府河两旁庐舍六尺，许以广河道，为乡里安福”。谁知道，一些习惯于横行霸道的富家豪门竟然不理不睬，独行其是，依然故我。他们甚至煽风点火，对南太守进行恶毒诽谤，还向朝廷控告其害民罪责。所谓好事多磨，南大吉遇到了不小的阻力，甚至还受到了毁谤与诬告。但他下定决心，毫不动摇。
太守深知民情所困，先生明察人心所向，他们之间有着真诚的默契。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政学合一”又一次登台表演：一个举起刀，实施铁腕治理；一个拿起了笔，制造舆论氛围。阳明先生火眼金睛，洞悉南太守的一举一动，他要揭示事实真相，主持社会公道，剖析人心奥秘，表达民情所向，于是慨然写下《浚河记》（《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三）：
越人以舟楫为舆马，滨河而廛者，皆巨室也。日规月筑，水道淤溢。蓄泄既亡，旱涝仍频。商旅日争于途，至有斗而死者矣。南子乃决沮障，复旧防，去豪商之壅，削势家之侵。失利之徒，胥怨交谤，从而谣之曰“：南守瞿瞿，实破我庐；瞿瞿南守，使我奔走。”人曰“：吾守其厉民欤，何其谤者之多也？”阳明子曰“：迟之。吾未闻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既而舟楫通利，行旅欢呼络绎。是秋大旱，江河龟坼，越人之收获输载如常。明年大水，民居免于垫溺，远近称忭。又从而歌之曰“：相彼舟人也，昔揭以曳兮，今歌以楫矣。旱之熇也，微南侯兮，吾其燋矣。霪之弥月也，微南侯兮，吾其鱼鳖矣。我输我获矣，我游我息矣，长渠之活矣，维南侯之流泽矣。”人曰“：信哉，阳明子之言，未闻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纪其事于石，以诏来者。
王阳明用简洁的笔调，客观记述了南侯（太守）浚河治越的功绩。他以两首歌谣为证据，一谤一颂，对比人们截然不同的评价；又两次点明主旨，即“未闻以佚（安乐）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明确显示了天道、公理与人心。众所周知，先生这是在为功德立传，为民心树碑，为历史作证！此碑记刻成后，被老百姓竖立在府河边，成为绍兴城的一道风景。可叹的是，此碑同稽山书院一样，早已不复存在了。
据《越中杂识》记载：郡守南大吉“锄奸兴利，政尚严猛，善任人事，不避嫌怨。每临重囚，必朱衣象简，秉烛焚香，洞开重门，令众见之，人咸以为神人不可犯。属吏有被诬者，必为洗雪；郡有大盗，素为郡要所庇，悉置之法。有学士侵吞王右军、谢太傅故地，悉剖归其主；郡河、运河为势家侵占者，治其罪而复之。”他的政绩是老百姓有目共睹的，不仅“民之谤者亦渐消沮”，且“各邑之士亦渐以动，日有所觉而月有所悟”，越地风气乃为之剧变，南大吉因此而受到当地士人的广泛认可，老百姓称他为“严父”、“慈母”，“真吾师也”。以至他“入觐”之时，人们用种种方法，甚至通过王阳明来试图挽留他。
在绍兴龙山东侧、城市广场西边，有一座千年历史的“宝珠桥”，原名是叫“火珠桥”。据《嘉泰会稽志》“：火珠桥，在火珠山下。”《山阴县志》曰“：本名火珠桥，嘉靖时郡守南大吉名宝珠，知府汤绍恩重修，改今名。”原来在卧龙山东侧，有一座小小的火珠山，卧龙山与火珠山恰如“卧龙戏珠”之态，火珠桥架在府河上就成为纽带。南大吉关切世风民情，以为上有“火”下有“水”是大不吉利的。古训所谓“民犹水也”，若因“水火不容”，岂不将导致“官逼民反”的乱局？南太守想起了孟子的话“：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民本”是孟子的核心思想，官与民要同忧同乐。南大吉扪心自问“：吾以民为宝，岂不善哉？”于是太守下令将“火”改为“宝”，从此“宝珠桥”的名称沿用至今。如此，南大吉将“火珠桥”改为“宝珠桥”，实在是顺应民心世情的妙笔也。
南大吉敢于触动豪强利益，故遭之报复，腾谤遍及京师，终招致获罪而罢免。同时，朝廷权贵惴惴不安，唯恐心学成为异端邪说而泛滥，因此绍兴府亦受到黜责。当南太守卸任告别之际，绍兴士民垂涕揖别，真若失去父母一般。王阳明在《送南元善入觐序》中说“：渭南南侯之守越也，越之蔽数十年矣……政积事隳，俗因隳靡，至是乃斩然翦剔而一新之。凶恶贪残，禁不得行，而狡伪淫侈、游惰苟安之徒亦皆拂戾失常，有所不便，相与斐斐缉缉，构谗腾诽。”（《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二》）于此，南大吉慨然致书先生，曰“吾惟以不得闻道为恨”，竟然没有一语说到自己得失荣辱之间。王阳明阅之，叹曰“：此非真有朝闻夕死之志者不能也。”师生重情重义的赤子之心，真是天日可昭！
明德为官之《亲民堂记》
师生一体，传道为政，身体力行“致良知”的典范，从而改观风气。
南大吉一次路过阳明居处进而问政，先生为南大吉点拨：为政的根本在于“亲民”，而所以“亲民”则在于“明明德”；明德与亲民是统一的，“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也”；而“至善也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于是王阳明写了《亲民堂记》一文（参见《王阳明全集》卷七）：
南子元善之治越也，过阳明子而问政焉。阳明子曰“：政在亲民。”曰“：亲民何以乎？”曰“：在明明德。”曰“：明明德何以乎？”曰“：在亲民。”曰“：明德、亲民，一乎？”曰：“一也。明德者，天命之性，灵昭不昧，而万理之所从出也。人之于其父也，而莫不知孝焉；于其兄也，而莫不知弟焉；于凡事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灵昭之在人心，亘万古而无不同，无或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其或蔽焉，物欲也。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体之明焉耳，非能有以增益之也。”曰“：何以在亲民乎？”曰“：德不可以徒明也。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也，则必亲于其父，而后孝之德明矣；欲明其弟之德也，则必亲于其兄，而后弟之德明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皆然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也。”曰“：亲民以明其明德，修身焉可矣，而何家、国、天下之有乎？”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对己之称也；曰民焉，则三才之道举矣。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亲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莫不亲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推而至于鸟兽草木也，而皆有以亲之，无非求尽吾心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谓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谓家齐国治天下平。”曰：“然则鸟在其为止至善者乎？”“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矣，然或失之虚罔空寂，而无有乎家国天下之施者，是不知明明德之在于亲民，而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亲其民者矣，然或失之知谋权术，而无有乎仁爱恻怛之诚者，是不知亲民之所以明其明德，而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于至善之过也。是故至善也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发见，是皆明德之本体，而所谓良知者也。至善之发见，是而是焉，非而非焉，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则，而不容有所拟议加损于其间也。有所拟议加损于其间，则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谓矣。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求之于外，是以昧其是非之则，至于横鹜决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亲民之学大乱于天下。故止至善之于明德亲民也，犹之规矩之于方圆也，尺度之于长短也，权衡之于轻重也。方圆而不止于规矩，爽其度矣；长短而不止于尺度，乖其制矣；轻重而不止于权衡，失其准矣；明德亲民而不止于至善，亡其则矣。夫是之谓大人之学。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夫然，后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元善喟然而叹曰：“甚哉！大人之学若是其简易也。吾乃今知天地万物之一体矣！吾乃今知天下之为一家、中国之为一人矣！‘一夫不被其泽，若己推而内诸沟中’，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乎！”于是名其莅政之堂曰“亲民”，而曰：“吾以亲民为职者也，吾务亲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爰书其言于壁而为之记。
南大吉豁然明白了王学简易之理，理解了“天地万物为一体”之旨，于是乃喟然叹道：“甚哉！大人之学若是其简易也。吾乃今知天地万物之一体矣！吾乃今知天下之为一家、中国之为一人矣！”南大吉于是在“亲民堂”自励勤勉，并以“亲民”为毕生职责，成为绍兴历史上的著名清吏。南大吉在为政之任上，能时时反省自己，颇有“自诲之真”。正因为此，南大吉才不为功名利禄所动，不为贫贱忧戚所移，能把贫贱、忧戚、得丧等置之度外，“惟以得闻道为喜，急问学为事”。南大吉在思想上曾宗程朱，在接受阳明心学之后，即反省程朱格物穷理支离之学，而对阳明心学渐有所悟。南大吉与王阳明的交往虽只有三年，但是相知颇为深挚。
阳明先生倡导“良知”之学，南大吉身同感受，师生经常在一起谈心。以下一段《传习录》中记载，称“南太守三悟致良知”：一日，大吉询曰“：大吉临政多过，先生何无一言？”先生曰“：何过？”大吉历数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大吉曰“：何？”先生曰“：吾不言，何以知之？”大吉曰“：良知。”先生曰“：良知非我常言而何乎？”于是笑谢而去。居数日，大吉复自数过加密，对先生曰“：与其有过后悔改，曷若预言使不犯为佳也。”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大吉笑谢而去。又过数日，大吉复自数过益密，追问先生曰“：身过可勉，心过奈何？”先生曰“：昔镜未开，可得藏垢；今镜明矣，一尘之落，自难住脚，此正入圣之机也，勉之！”大吉谢别而去。太守三番省悟，豁然开朗，他赞叹“：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于是赋《示门人诗》云“：昔我在英龄，驾车词赋场。朝夕工步骤，追踪班与杨。中岁遇达人，授我大道方。归来三秦地，坠绪何茫茫。前访周公迹，后窃横渠芳。愿言偕数子，教学此相将。”
王阳明对南大吉的思想影响极其深刻，从一定意义上说，改变了大吉的学术门径：一是“以致良知为宗旨”。南大吉对王阳明的思想深有所悟，且“自信之笃”。故此，黄宗羲《明儒学案》将他列入“北方王门学案”。二是“以慎独改过为致知工夫”。南大吉在为政之任上，能时时反省自己，颇有“自诲之真”。同时，阳明亦通过大吉有“自悔之真”而证明“良知”人人本具，只要“镜明”已开，则良知自现。南大吉才不为功名利禄所动，不为贫贱忧戚所移，能把贫贱、忧戚、得丧等置之度外，其心“惟以得闻道为喜，急问学为事”。三是“相忘于道化”的境界追求。南大吉说：“道也者，人物之所由以生者也。是故人之生也，得其秀而最灵，以言乎性则中矣，以言乎情则和矣，以言乎万物则备矣，由圣人至于途人一也。”（《传习录序》）在南大吉看来，天地之间，有大道存焉；人与物虽皆由道而生，而惟人得其秀；人皆有其性与情，以“中和”为最佳境界。显然，使人心与大道为一，这就是“视天地万物，无一而非我”的天人合一境界。
功德垂世之《传习录》
嘉靖三年十月，南大吉以门人的身份，将阳明先生的讲学著作《传习录》续刻于绍兴，分上下两册。上册即《初刻传习录》，即由薛侃首刻于虔之书，凡三卷，亦即今本《传习录》之上卷。下册为王阳明论学的书信八篇，并附“示弟立志说”和“训蒙大意”。南大吉所续刻即今本《传习录》之中卷，他在序言中指出“：是录也，门弟子录阳明先生问答之辞、讨论之书，而刻以示诸天下者也。吉也从游宫墙之下，其于是《录》也，朝观而夕玩，口诵而心求，盖亦自信之笃而窃见夫所谓道者，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无朝夕人心之所同然者也。”
南大吉此项续刻工作，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因当时朝廷贬抑王学，为了“以身明道”，他顶着极大压力，校订并续刻该书，颇有功于王学。钱德洪《题记》称“：元善当时汹汹，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闻斯学为庆，而绝有纤芥愤郁不平之气。斯录之刻，人见其有助于同志甚大，而不知其处时之甚艰也。”大吉对阳明的《传习录》推尊有加，对其文尝“朝观而夕玩，口诵而心求”，并对其良知之说“自信之笃”。认为《传习录》所阐发的“道”，“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无朝
夕人心之所同然者也。”（《传习录序》）
南大吉以门人的身份将阳明先生的讲学著作集编为《传习录》，其命名出自《论语·学而》：“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并由原三卷增至五卷，一直流传于后世。平心而论，阳明先生的讲学规模与深度已经超过了当年的孔子，历史为他的晚年抹上了浓墨重彩。钱穆先生把《传习录》归为七本“中国人所必读的书”之一。
《传习录》的核心论题即是道德教育问题。王阳明主张因材施教，使“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求知识才能的多少高低，而只求每个人的人心“纯乎天理”，在道德人格上追求最高的理想目标即“大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他所阐述的德育思想，主要是讨论“本体”与“工夫”的问题，这里的“本体”即道德本体，它包括道德本源、道德认识和道德本质性的一些因素，也就是所谓“知行合一的本体”。所谓“工夫”也就是道德修养的方法与过程。
王阳明是一个杰出的教育家，他有一套严格的师道与学理，曰“：古之教者，莫难严师。师道尊严，教乃可施。严师唯何？庄严自持，外内合一，匪徒威仪。施教之道，在胜己私，孰义孰利，辨析毫厘。源之不洁，厥流孔而。勿忽其细，慎独谨微；勿事于言，以身先之。教不由诚，曰惟自欺；施不以序，孰云匪愚？庶余知新，患在好为。凡我师士，宜鉴于兹。”（《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八）
除了强调“师道尊严”，阳明先生还提倡了三个重要的方法：一是“学贵自得”，需要得之于心；二是“循序渐进”，必须日积月累；三是“知行合一”，善于潜移默化。正是，严师出高徒，他的弟子皆能身体力行。
阳明先生有不少出色的越中弟子，《有明于越三不朽名贤图赞》中曰“：阳明高弟，首推王、钱；闻道最早，信道尤坚；引导后进，有开必先；患难相从，心丧三年；有功绝学，绵此宗传。虽曰钱为正学，而王近入禅；要皆孔门之颜曾，与曰仁而散焉。”
徐爱是王阳明最早的入室弟子，也是先生的妹夫，始终跟随先生身边，不幸英年早逝。《传习录序》中记载了他的话“：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藩篱。”
王畿号龙溪先生，一生致力于“王学”的传播，成为王阳明的忠实传人。他曾追述先生的深切体会“：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龙溪先生全集》）这也是所有弟子的共同心声啊！
钱德洪一直念念不忘恩师，他说“：夫子教我发我，引我翼我，循循拳拳而不倦者几十年，而吾所闻止此。是夫子之没，亦吾之没也，吾何以生为哉？”（《刻文录叙说》）这种真挚的师生情谊，实在是感天动地的。
杨亨是绍兴知事杨诚庵的仲子，父亲为官清廉，也是阳明先生的门生，儿子为学渊博，成为表率，两代人可谓相得益彰。自南太守辟稽山书院后，自己不仅亲临教诲，而且组织官员接受讲学，故阳明先生的门人越来越多，其影响也越来越大，学风既盛，官风亦正,两者恰是相辅相成的。
王阳明喜欢在碧霞池上的天泉桥思考问题，《传习录》记载了王阳明的“四句教”，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四句教作为王阳明晚年对德育过程及修养论的概括与总结，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它成为阳明学派的立教“宗旨”，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王阳明有《碧霞池夜坐》诗为证“：一雨秋凉入夜新，池边孤月倍精神。潜鱼水底传心诀，栖鸟枝头说道真。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宿尘。”
当弟子钱德洪与王畿两人在天泉桥问先生，王阳明解释说，他的教法本来有两种“：四无说”一悟本体，即是功夫，是为上根人立教，但世间上根人不易得，若轻易用此教法，恐只养成一个虚寂；“四有说”则为中根以下人立教，因这类人有习心在，故要求在意念上用为善去恶的功夫。如果都用“四有说”，则上根人兼修中下，自无流弊。这次谈话，历史上被称为“天泉证道”。听了阳明先生的讲解，钱德洪和王畿都有所省悟。
正是：稽山镜水相映照，师生情缘日月长。王阳明与南大吉的名字，在越州大地上广为传颂，其“政学合一”的思想与实践已经成为一份宝贵的遗产，至今依然在启迪着人们。诚然，王阳明是於越民族的骄傲，得天独厚的绍兴人就是传承阳明文化的生力军，我们的面前任重而道远。
2017-08-14 14:12 来源：国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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