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是中国古代小说作家中传统文化学养最丰赡的一位，否则，他就不会被征应试“博学鸿词”，那是只有顶尖儿的文化菁英才能膺选的。吴敬梓又是古代小说作家中理性思维最卓特的一位，否则，他就不可能如此清醒而深刻地诉陈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和社会的颓败。吴敬梓也是古代小说作家中艺术创新精神最突出的一位，否则，他就不能在内容上突破传统小说的家数，将生活对象向平常人物开拓，而摒弃包括《红楼梦》在内都不能免的以英雄、超人、神怪、脂粉为对象的“传奇”性质；在形式上突破以几个主要人物为轴心而构成的首尾完整的情节，创造出一种颇似现代新小说派“生活流”式的艺术构架。吴敬梓确实要求较高阅读水平的鉴赏者。
几乎所有的长篇经典小说都能搬上舞台，编成说唱，摄制影视，但《儒林外史》（除非有极高造诣的舞台、影视艺术家群集）却很难移植。上世纪80年代南京曾作过一次改编为电视剧的尝试，但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其他的小说可以靠各种渠道传播给乃至没有阅读能力的受众，而《儒林外史》不能，这可能是它相对遭到冷落的重要原因。
顺便说说，有些内涵较深邃的小说似乎都不适宜于移植为别种艺术形式。唐人传奇中的名篇，元明以后几乎都被改编成戏剧在舞台搬演，但沈既济的《任氏传》（窃以为是唐传奇的压卷之作）却没有人敢尝试。鲁迅的《阿Q正传》搬上舞台或银幕、荧屏也都是失败的，都是原作的劣化。《儒林外史》至今还只能是案头阅读的文本。
因此，比起别的古典小说的文本来，《儒林外史》对于广大读者更需要作出诠释。仿效明清小说批评的主流评点派的方法就文本作评释，也是合于欣赏古代小说的读者的阅读习惯的。《儒林外史》从现存的最早版本卧闲草堂本起，就有多种评本。卧闲草堂之后，现存的有黄小田评本（上世纪80年代才发现，由李汉秋辑校出版），齐省堂评本和天目山樵评本三种。前后四种评本可视为相互传承的接力棒式的系统评点，后来的评本中的意见常是延伸前一种评本或有时加以驳正，这是其他小说评点中所少见的现象。
这四种评点本都以各自的见解对小说的人生内容、社会意义、表现方法作了解析和发明，其精萃部分确能给读者以启迪，但这些评点者毕竟是旧时代的文人，思想方法、价值观和审美观在今日看来，大抵已经过时。特别由于，《儒林外史》是一部在艺术创新上属于“前卫”型的小说，旧日的评点家更不能掌握它的艺术特性，他们的评点总令人有某种隔靴搔痒之憾。上世纪后半叶起，小说研究界对《儒林外史》虽也提供了不多的（比起其他的几部经典小说来研究成果更显得寥落）论著，对一般读者怕也未必能对阅读小说有多大的帮助。而传统的评点派式的将诠释直接附于小说文本中的方法，倒是更近便，更直捷，因而有其优势的。因此，近年来以现代人的理解评点古小说经典的做法又重现于书林。以《儒林外史》说，我所读到的有两种，一种是山西古籍出版社周月亮评校的本子，另一种是新世界出版社的陈美林（又署“清凉布褐”，这别署大概是沿“闲斋老人”、“天目山樵”而来）的批评校注本。
本文想谈的是陈美林评注本。入题之前，我愿意先试谈一下小说评注本的风格路数。
小说批评家不能不受一时代学风的影响，评点派批评从晚明崛起，最负盛名的小说评点家金圣叹，就如鲁迅所说：“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南腔北调集·谈金圣叹》）清代的学风和文风，论者向认为以三派为代表，即考据派、义理派和辞章派。小说评点家无形中也不是倾向于这派，就接近那派。比如，以脂评为代表的《红楼梦》评点，虽然从字面上看，如鲁迅所说，“总在寻求伏线，挑剔破绽”（《谈金圣叹》），夹批也大都是解说文情委曲处，但关键性的批语，却都隐隐致力于追索小说所依托的实事，浮现出小说作者的朦胧的家史，灵魂是考据派的。这也是后来“红学”中“自传说”和“索隐派”得以滋生的张本。《红楼梦》批点者如署名“脂砚”、“畸笏叟”、“松斋”等人学殖不厚，即使想搞“义理”也只能在日常人情世故上作点解释；这些人也没有文才，词不达意，只能勉强敷衍出点意思来，所以都够不上“义理”或“辞章”，只能本能地就他们所掌握的作者的家世遭遇说些意见，其效果也必是起些“考据”作用。不像，比如金圣叹，其人学殖也并不深厚，但确有才情，文笔自有一功，善于逞己意穿凿比附庄子的虚无主义哲学和佛经的人法两执空玄理，以“辞章”文饰点“义理”，征服了当时和后世的不少人，连胡适也尊之为“十八世纪的大怪杰”（《水浒传考证》），周作人也倾倒于他的机趣，说“我读《水浒》，本文和（金）批同样的留意，如吃白木耳和汤同才好。”（《旧书回想记第九则·小说》）更不说前几年还有奉之为圣哲的论客了。应该承认，金圣叹人聪明绝顶，文笔漂亮，在评点派小说批评家中的确无人能超过他。
《儒林外史》的四种旧评本，其评点的路数，是由第一位卧闲草堂本的评者（据黄小田评本识语，此人即《夜谈随录》的作者满族人和邦额）定的调，以后家在这条路子上踵武。其要旨都是以小说形象观照生活，以世情验证小说人物的行为，并作出各自的以宗法伦理观为标准的道德评价。如以清代学风来分，只好归之于“义理”一派。当然，这“义理”没有多少形而上的系统哲理观点；但即使是提不到理性层面的浅层次的阐析，这种评点也较符合生活与审美关系的正规文学批评。
周月亮和陈美林的两种《儒林外史》新评本也是循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亦即美学的和历史的相互参证的观点作评点的。不过周月亮评本更侧重于以现代文化学反照历史及其美学转化，用新话语诠解旧语境。笔者或许另有机会对它作出考察，本文是专就陈美林本的读得谈点感想，恐怕也只能肤泛地简略地谈谈。
据我所知，陈美林治学的主要力量就花在《儒林外史》的研究上。他从基础性研究着手，花力气探究作家吴敬梓的家史和生平，考证出了吴敬梓是生父吴雯延出嗣给长房吴霖起的，这一出嗣关系加上上代的嫡庶和功名显晦等复杂的原因所导致的遗产纠纷，严重地影响了吴敬梓的人生选择，使之由扌晋绅子弟变成宗法制度的叛徒。因此他的考证与“红学”界考证曹雪芹直追到“将军魏武之子孙”的烦琐考据有别，对作家研究有其必要性。这些研究收集在1984年出版的《吴敬梓研究》一书中。
此后他转入作品研究，主要作品有《新批儒林外史》和《儒林外史人物论》。今年在新世界出版社印行的评本就是1989年起在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新批”本的修订加工本。每回后有就文起义的“回评”，相等于一篇紧凑的论文；正文中有点击文句的夹批，作较细致的导读；同时每页有词语名物的注释，都点明其出处并引用载籍的简要例证。三者相互补足，对读者理解小说进行全面辅导，较旧时的小说评点更为绵密周到。
评本是撰者研治《儒林外史》的成绩的综合体现，也是他治学道路和他对小说所关注的方面的生动反映。卷前一篇长达两万余字的《前言》，论述吴敬梓的时代、家世、生平及其包括《儒林外史》在内各种著作。表述关于作者的部分就超过一万五千字，可以显示他对研究对象所关注的重心之所在。卷末作为“代跋”的《跋涉“儒林”卅载》一文，则诉述了上世纪70年代起研治此书的曲折过程，也折射出一些在此期内《儒林外史》的研究动态乃至这部小说的命运。本文作者是1954年吴敬梓逝世200周年时开始接触这一小说研究的，该年出版的拙作《论儒林外史》一书，可能是中国也是世界以专书形式出版的研究《儒林外史》最早一种。但因为从1955年起就与世隔绝，对此书几十年间的研究动态毫无所知，从这篇跋文中才得悉“文革”时期，这部小说竟也卷入了“评法批儒”的漩涡，有关方面还定出了《反儒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总题目，拟成写作提纲，印出后叫研究者依题作文。这对我确是新鲜有趣的消息。
陈美林评本的功力，笔者以为充分显示于辞语注释。小说中的成语、方言、俗谚、词，旧时的制度、名物、掌故等，都作了精当的诠释，引经据典出语源，示例证。这是都很费心力，前人称之为“水磨工夫”。陈美林曾因评注此书，特意编成了一部《儒林外史辞典》，可见其精力之所萃。因此这个评本注释的精善，在近几十年来出版的几部长篇小说经典新版本中，也是很见功力的。
注释的追源索始勤求例证的考据方法，又带到了每回之末的“回评”之中。如第七回回评，指出“王惠扶乩事，与《剪灯新话》卷三《富贵发迹司志》篇相似”；第七回鲁翰林夸称八股文章，说除八股外都是邪魔外道一段，回评中举王士《池北偶谈》记汪钝翁语及引王忄军《玉堂嘉话》中记鹿庵先生语，都是同一滥调，备见这是当时某些儒林中人的典型心态；第十三回回评指出张铁臂“虚设人头”之化用唐人冯翊子《桂苑丛谈》中《崔张自称侠》条故事等等。有些是前人已考出的，有的则是陈美林所发现，这些都可见撰人用心之劬，对理解小说艺术也有帮助。
文中夹批大抵是阐发文情，以数语点评小说的笔法，发明叙述上的前后照应，有时也随文起义，表述评者的世态评论和文化评论。这些评者自己的见解也大抵限于对小说所描绘的时代的历史范围，并不引古喻今，这也可以看出评者严守前代评点派不离小说而旁骛的家法，目的只在于为读者理解小说作引导。
评本忠实于小说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儒林外史》是历时性很强的一部小说，如本文开首所说，吴敬梓是惊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重危机的智者，笔者曾多次不敢自秘地引述本人一位已故的亡友叶帆的见解，说吴敬梓是百年后龚自珍的“精神前身”，龚自珍以诗歌和议论喊出的对传统文化危机的忧愤，吴敬梓是以《儒林外史》这一“婉而多讽”的艺术表述出来的。我也曾不敢自秘地多次传述过已故吴组缃教授评价《儒林外史》的卓论，他说：“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与命运，除了反右、文革，上山下乡之外，《儒林外史》里已经全有了。”正因为如此，《儒林外史》迄今还有烛照世相，特别是知识分子各色心态的巨大生命力。这是吴敬梓艺术的最可珍的灵魂之所在，只有从历史文化的视野观照《儒林外史》，才能抉发其精神，此鲁迅之所以慨叹“伟大也要有人懂”的深意所在吧。
当然，不能要求从文本出发作具体导读的评点本透发出小说的精神核心，这需要作专门的理论阐析。卅年辛苦跋涉于《儒林外史》的本书评注者陈美林是有对此做出贡献的合宜人选，笔者期待其新的成果。（何满子）
《中华读书报》2002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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