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联邦德国，人们仅用十几年就在废墟上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国度。年轻的拉德曼刚从法学院毕业，进入法兰克福地方检察院工作，踌躇满志的他对自己每天只能处理一些交通肇事的案件颇感无奈。这天，走廊里的吵闹声引起了拉德曼的注意，原来奥斯维辛幸存者西蒙无意中发现当年的集中营看守舒尔茨竟然逍遥法外，还在当地一所小学任教，在记者格尼尔卡的帮助下，他来到检察院揭发此事，不料所有的检察官都沉默地拒绝了他的诉求。出于好奇，拉德曼表示会接手这个案件。
在随后的走访中，拉德曼发现，身边的年轻人和自己一样，对奥斯维辛一无所知，而经历过战争的中老年人却不约而同三缄其口，教育部的档案里，舒尔茨战时的记录是一片空白。很快，他发现自己向教育部提交的要求舒尔茨停职的申请也被当成一纸空文。义愤填膺的拉德曼找到黑森州最高检察长鲍尔。鲍尔告诉他，如果要推动审判，就要获得第一手的证据。几天后，拉德曼和格尼尔卡在西蒙家尘封的箱子里找到了一份名单，那上面记录着曾在奥斯维辛枪毙过犯人的士兵的名字。看着这份重要证据，鲍尔希望拉德曼能全力对此展开调查。然而拉德曼面临的阻力重重，幸存者比如西蒙不愿再回首那些黑暗的往事； 司法部的同僚对他冷嘲热讽； 其他的政府部门不愿意配合行动； 当年的纳粹如今多成了良民，有一些还从商从政，已然成了地方经济的支柱。为了获得奥斯维辛士兵的名单，拉德曼来到美军档案中心，却被告知曾经有八千人在奥斯维辛服役，这个名单他必须从六万份档案中一一找出，面对浩如烟海的卷宗，拉德曼冷静地开始查找，抄录。与此同时，他联系到了奥斯维辛幸存者联盟的负责人，一些幸存者陆陆续续来到他的办公室。虽然一开始，拉德曼对于历史的无知让他们难以接受，但他的态度和决心还是起了作用，一段段不堪回首的记忆每天都震撼着拉德曼和负责记录的女秘书，他们不时走出办公室，深呼吸以平复心绪。终于，西蒙也向拉德曼和格尼尔卡诉说了往事：他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死于奥斯维辛，杀害她们的正是被称为“死亡天使”的医生约瑟夫·门格勒，他的“活体实验”是大屠杀历史中最恐怖的一页。拉德曼决心追捕如今在阿根廷逍遥法外的门格勒，此时他多了一个助手———检察官哈勒。然而对于门格勒的追捕难度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他用假名字多次往返于德国和阿根廷，因为家族势力，许多人即便知道也不敢揭发，拉德曼用尽各种方法，甚至动用了与鲍尔合作的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最终还是功亏一篑。但同时，拘捕其他纳粹的行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可那些人却不约而同地辩护说，自己当年的作恶只是被时代所胁迫，“和所有人一样”。这天，西蒙突发心脏病，被及时抢救回来的他请求拉德曼和格尔尼卡去奥斯维辛，为自己的女儿念一段犹太祈祷经文。被重重压力逼迫得几近崩溃的拉德曼拒绝了。随着调查的深入，拉德曼吃惊地发现，女友玛蕾妮的父亲曾是纳粹党人，而自己最尊敬的已经失踪了十五年的父亲竟然也曾是纳粹，最大的打击来自格尔尼卡，这个始终与他并肩战斗的充满正义感的记者承认，自己17岁时与同学们一起被迫成为奥斯维辛的看守，看着别人肆意虐杀囚犯时，他未出一声。
拉德曼的世界崩塌了，他想起调查最初鲍尔意味深长的告诫：“这是一个迷宫，千万不要迷失其中。”他甚至怀疑，鲍尔起用自己只是因为自己年轻天真，可被利用。他提出辞职。鲍尔说：“如果你认为这场审判只是为了判定每个人的罪恶程度，那说明你还没有明白。”拉德曼去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但很快他发现自己将与那些为纳粹辩护的律师共事，便又再次离开。他找到西蒙，表示愿意去奥斯维辛念祈祷经文。西蒙请求他必须与格尔尼卡同行。两人连夜驱车来到奥斯维辛，这里只剩下草坪、铁丝网和几所孤零零的营房，格尔尼卡说，他做这一切只是因为羞耻，为自己当年没有说“不”的勇气而感到羞耻。他告诉拉德曼，审判不是为了惩罚曾经的刽子手，而是为了让那些遇难者的故事被全世界，特别是被选择遗忘的德国人听见。拉德曼又一次回到法兰克福检察院，同哈勒一起，为即将到来的大审判日夜工作。1963年12月20日，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党人的诉讼在法兰克福地方法院正式开始，在近两年时间里，共有22名曾经的纳粹被起诉，被告均无自省和悔过表现。然而在审判过程中，211名集中营幸存者的遭遇被讲诉，被倾听，这是联邦德国历史的转折点，人们知道，罪恶的过去不容被掩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