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乐记·魏文侯》中，魏文侯问子夏为何听雅乐时必他须身著端冕，唯恐睡着；而听郑卫之音时，则兴奋陶醉而不知倦。这一问题涉及到了雅乐与郑音的区别，本文将结合《乐记》其他部分的内容，以及《乐论》、《论语》、《声无哀乐论》等文本，对于“乐”和“音”进行更本质的讨论：包括它们各自的目的、根本特征、表现等。
魏文侯问於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乐记（魏文侯篇））引自 雅乐与郑音之别 ——《乐记·魏文侯篇》这里的古乐即是雅乐，孔子曾经说《韶》乐：“尽美矣，又尽善矣。”，并感慨“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像《韶》这样的古乐，让孔子听了三月不知肉味，为什么在魏文侯听来却让人昏昏欲睡呢？为什么在他眼里郑卫之音又有“让人不知倦”的魔力？下文试探讨之。
一、德音与淫音
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於是语，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獶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礼记·乐记（魏文侯篇）》引自 雅乐与郑音之别 ——《乐记·魏文侯篇》由这两段对比可知，古乐进退如一，而新乐则参差不齐；古乐和正以广，而新乐滥窃不正；古乐其器虽多，必会合保守，待击拊鼓，然后作也，而新乐则舞如狝猴，男女无别。
在旋律上，古乐相对于新乐没有那么复杂，古乐音调起伏不大，没有错落的音符而形成美妙至极的曲子，所谓“乐之隆，非极音也”，相比较下，正如嵇康《声无哀乐论》称：“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并且孔颖达先生疏曰：“‘卫音趋数烦志’者，言卫音既促且速，所以使人意志烦劳也。”也就是说新乐旋律较为急促快速，曲调复杂多变，又“烦手淫声”，演奏技巧手法繁复，使人意志劳烦；在情感上，古乐能使人心性平和宁静、心思中正不偏、心胸开阔，而新乐则让人心思偏邪、感情趋于极端而沉溺于其中无法自拔；在表现程式上，古乐有着严格的先后步骤：弦匏笙簧有主有次，多而不乱，并且先击鼓而奏乐，再击金铙而退。由此可见，乐器虽多却有尊卑，演奏过程中一招一式都有顺序，所以说“乐”中就蕴含着区分万物的“礼”；而新乐不仅没有严格的律吕，没有乐器的主次先后之分，而且在乐舞中更是有悖人伦——男女不辨、人猿不分，此“音”没有尊卑之礼，这也是“古乐”和“新乐”最大的区别。
因为古乐中有礼，所以也便成了德音——“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德也。”“礼”在音乐中能够区分乐器的尊卑，使各声守其分而不凌越，由此以节制听者的情感。而以郑卫之音为代表的新乐被孔子直斥作“淫”。《诗·关雎序》孔颖达疏曰:“淫者，过也，过其度量谓之为淫。”淫音就是音乐超过了情感表达的合理范围，流于放滥而没有节制。因此判断音乐雅俗、正邪的标准就是看其有没有“礼”来节制。
二、来源之别：天地与私欲
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
“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礼记·乐记（魏文侯篇）》引自 雅乐与郑音之别 ——《乐记·魏文侯篇》以上两段话说明了雅乐和郑音的来源。雅乐即大乐，乃是先王法天地而作，因此“同和”“同节”于天地。先王本着天地的情性而修养自己内在的条畅之气，孕育自己的平和之德，然后和顺积于中而英华发于外便成就了雅乐。而郑音则是来自于人的极端化的情感与不受节制的欲望：或乱搞男女之事、沉溺于女色因此意志消沉；或是心感于淫佚之物而动因此心神烦躁、意志骄逸。因此人的情感如果不能符合自然平和之道，就会走向失衡，产生“邪乐”。
三、作用之别：教化与穷欲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礼记·乐记（乐本篇）》引自 雅乐与郑音之别 ——《乐记·魏文侯篇》这句话透彻地点明了雅乐和郑音两种音在目的上区别，前者是为了教化百姓以使其好恶之情归于平和，如此才能秉持着本应有的人道，拥有一颗中正而平衡的心；后者则是为了尽可能地满足人感官上的欲望，并不断以极音来刺激欲望，让人变得极端而疯狂，最终失去情感上的节制。
雅乐是用来教化百姓以实现社会和谐，有着其政治上的意义，而郑音则是迎合人类低级而原始的欲望，只是在刺激情绪，甚至促其极端化。
除了在个人心性修养上的作用，音乐在社会移风易俗方面发挥的作用也尤其大。
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诗》云：‘诱民孔易。’——《礼记·乐记（魏文侯篇）》引自 雅乐与郑音之别 ——《乐记·魏文侯篇》君子是作乐者，他在音乐上的喜好会影响到国家的治乱，倘若他能够爱雅乐而弃淫乐，那么对于其臣民也起到了一种示范作用，臣子能够遵从礼乐教化，百姓听从其政令。所以《诗经》说引导民众向善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就如同《论语》有言：
“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引自 雅乐与郑音之别 ——《乐记·魏文侯篇》但是如果作为一国之君没有正确的“好恶之情”，就像后来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而诸侯不顾礼乐之情,都放纵自己的欲望，民间也就兴起了淫声，“桑间、濮上,郑、卫、宋、赵之声,弥以放远,滔湮心耳,乃忘平和,乱政伤民,致疾损寿。”淫声的泛滥使得人们不守礼乐，欲望得不到节制，失去平和之德，于是有各种淫邪作乱之事，政治混乱而百姓受苦，老幼孤独不得其所。而这也是身为君子必须引以警醒的事，魏文侯必须从好恶之情上做起，明白“新乐”与“古乐”孰优孰劣，确立正确的审美观，毕竟他对音乐的欣赏不单是个人的偏好问题——音乐能深刻地影响社会风气，因此国君的喜好是关系到整个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不可以不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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