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清代八股文选本稿本有多种名称，但其内容都是八股范文。质量较高的选本稿本，对于研究清代儒学、文章学、科举史与教育史等方面，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八股文 选本 稿本
▲评选直省闱艺大全 嘉定博物馆藏
八股文选本稿本，主要是指为帮助考生应对科举考试而刊刻的八股文范文专辑。所谓选本，是选多人所作的八股文；所谓稿本，是选一人所作的八股文。有些八股文稿本，是作为作者文集的一部分出版的，但同时也具有八股范文的功用。科举制度停废之后不久，八股文迅速淡出人们的视野，长期以来，由于对八股文的不重视，导致八股文选本稿本的零落散失，如商衍鎏所说：“选集刊刻，指陈家数，自明至清，汗牛充栋之文，不可以数计。但藏书家不重，目录家不讲，图书馆不收，停废科举八股后，零落散失，覆瓿烧薪，将来欲求如策论诗赋之尚存留于世间，入于学者之口，恐不可得矣。”[1]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学术界才对八股文从以前的“激情的批判”，回归到“理性的思考”，在八股文的文体、八股文与文学发展的关系等方面作了深入的研究。[2]但是，对八股文选本稿本的文献价值，目前尚少探讨。为此，本文尝试从文献学的角度探索清代八股文选本稿本的价值。
[1] 商衍鎏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年，第227——228页。
[2] 高明扬、邱敏：《二十世纪以来八股文研究述评——从激情的批判到理性的思考》，《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33卷第5期。
一、
清代八股文选本稿本的名称和质量辨析
清代八股文选本稿本的名称有多种，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六“十八房”里，引用明末杨彝的话，把八股文的选本稿本分为四种：“曰程墨，为乡、会试主考房考拟作，及检择中式士子之作；曰房稿，为十八房进士之作；曰行卷，为举人本房之作；曰社稿，为诸生会课之作。”除此之外，八股文选本稿本的名称还有以下几种：
“闱墨”，即上文所说的“程墨”，由乡会试主考官刊刻，选取乡会试中式的文章，作为今后考生的范文。如《光绪辛卯科广东闱墨》，光绪十七年(1891)聚奎堂刻本；《光绪丙戌科会试闱墨》，佚名辑，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
▲乡会试闱墨
“朱卷”，为乡试、会试新录取试卷的专辑。朱卷原为经朱笔誊写后送考官评阅的试卷，但科举考试后刊刻出版的试卷亦称朱卷。朱卷的刊刻，原本是新科举人或进士用来分送亲友的，但由于这些朱卷都是乡试、会试新录取的试卷，最能反映科举考试出题倾向、考官喜好和评判标准等方面的新变化，因此成为备考士子揣摩仿效的重要资料来源，书商也乐于搜集并编刻朱卷。如《儒林外史》第十三回就有嘉兴书坊贴出“报贴”：“本坊敦请处州马纯上先生精选三科乡会墨程，凡有同门录及朱卷赐顾者，幸认嘉兴文海楼书坊不误”，就是生动的一例。
▲钱选乡试朱卷 嘉定博物馆藏
“墨卷”，与朱卷名异议而实同，为乡会试后出版的试卷专辑，多为书坊选编。如道光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高敏选编、“联墨堂”连续刊刻的《墨卷大醇》新编、二编、三编、四编。有的则是考生自发编的，如《光绪甲辰科恩科会试第十三房同门墨卷》。
▲墨卷大醇
“课艺”、“课文”、“试艺”，为学校平时考试八股文的范文专辑。如从家塾八股文中选编的有：《俞氏啸月轩试艺》，光绪丁酉（1897）海虞留余书屋重刊本，这是俞家子弟考课时所写的八股文；从书院考课中选编的有：《云间课艺》，陆梓，顾文鳌参订，嘉庆九年(1804)刻本；地方官学的学生八股文课艺：《绍兴府学课艺》，等等。
▲当湖书院课艺刊本 嘉定博物馆藏
“制艺”或“制义”，多为编者从自己所作的八股文中挑选编辑的稿本。其中既包含了作者考取乡试、会试的考卷，也有作者在私塾、书院或官学中所作的，甚至还有为官之余所作的八股文。这类文章一般放在个人文集里，作为单独的一卷或若干卷，并标以“某某人制义”，如：《凝斋先生遗集,制义》，陈道撰，嘉庆四年(1799)善余堂刻本；有的则单独成书，直接以某人或某斋制义命名。如《葵青居制义试帖稿》，石渠撰，稿本。但也有一些制义是各家八股文的合集，如俞长城编：《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四十八卷；王先谦编：《江左制义辑存》，光绪十四年（1888）刻本。
▲《小试初基》《制艺导窍》《海秋制艺后集》
“时文”、“四书文”，其实它们与“制义”相同，为八股文的文集。如：《潜虚先生时文全集》，戴名世撰，清抄本。《邹泰和学士公四书文》，邹升恒撰，道光二十七年(1847)锡山邹氏慎德堂刻本。
八股文选本稿本名称多种多样，其资料来源、选编者也有多种。从资料来源看，可以分为科举考试试卷、学校考试试卷、个人闲暇所作三种。其中科举考试的试卷因为是考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写作功底较扎实；而学校考试的试卷，则实为习作，在写作功力上可能还欠火候。个人闲暇所作的八股文与前两种相比，数量很少，但因并不为科举考试，而纯为自己的写作爱好所驱动，且没有时间限制，精雕细琢，所以往往有八股佳作。
从选编者来看，可以分为官编、私编两种。私编中又可分为：书坊选编、学校选编、个人选编三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个人选编的八股文稿本，其文章质量较高。尤其是一些名家的八股文，其质量更不待言。如《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中，有高鄂的《兰塾制艺》，为高鄂的手稿，且有同年、同僚的题词、眉笔、行注、后记，为研究高鄂的原始资料之一。书坊编的选本则比较复杂，其中既有认真编刻、多次再版的，也有粗制滥造的。
二、
八股文选本稿本的儒学文献价值
清统治者以八股考试士子，号称是要“代圣贤立言”，要求士子沉潜于儒家经典中，认真领会圣贤的精神实质，然后正确地阐述经典的内容，替圣贤说话。这样要求的根本目的，是希望通过科举考试，使士子的思想统一到孔孟之道中，潜移默化地造就遵守儒家正统思想的官僚后备队伍。但每个人的知识水准、看问题的角度都有所不同，所以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释经典，阐述自己的观点，实际上不可能完全站在圣贤的角度上发言。现在所见的一部分较好的八股文，大多既较忠实地阐述经典的原意，又反映了自己的某些儒学观点。以下，让我们以光绪二十年甲午恩科会试的第一篇八股文为例，来看士子是如何阐述并发挥自己的儒学观点的。
光绪二十年甲午恩科会试的第一篇八股文的试题为：“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此题出于《论语子罕》第九。原文为：“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为节省篇幅，我们只摘录各篇八股文的破题承讲和收结，因为最能反映一篇八股文观点的是作为点明主题的破题和承讲，以及作为结论的收结：[1]
[1] 以下表格内容皆引自《清代朱卷集成》第八十一册会试第一篇八股文。
以上同一个题目，十五篇八股文，虽然在阐述时大体上忠于经典，但对于达巷党人赞叹孔子的看法上有很大差异。如吴式钊、靳学礼、李祖年对之高度赞扬，认为是“真知圣人者也”“识亦超矣”；吴庭芝、尹铭绶、王照、陈瑞玉、江春霖、吴敬修等人则有保留地加以赞扬，认为虽然达巷党人不可能真知孔子，但毕竟“无知若有知”，“尚识孔子之大。”陈君耀则认为党人非知孔子者。
对党人说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上述八股文的解释也各异：尹铭绶认为是党人见识不够，李祖年、吴敬修、吴式钊认为是党人对孔子的赞誉，夏启瑜认为这正是孔子之大，江春霖则把“无所成名”理解为“无可名”。
再对照朱熹《四书集注》的有关解释：“达巷，党名，其人姓名不详。博学而无所成名，盖美其学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艺之名也。”[1]可见，在上述八股文中，士子的解释并不完全遵照朱注，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反映了当时士子对儒家学说的不同看法。
▲朱熹《四书集注》
士子之所以能同一个考题下有不同看法，除了与个人认识水平、知识水准、看问题角度不同有关以外，还与八股文的文体有关。历代对经学的阐述，主要是靠注疏来体现的，注疏必须对儒家经典逐字逐句进行解释，即使自己对儒家经典有某些新观点，也只能在注疏中表现出来。而八股文是议论文，虽然也需要解释儒家经典中的某些字句，但以议论为主，在破题点明题意之后，就需要通过承题、起讲、入题、起二股、出题、中二股、后二股、束二股，反复阐明主题，最后才收结。这种文体虽然有严格的规范要求，但在规范之内还应该阐述自己的观点，要求具有一定的发散性思维和逻辑推理。这就为士子各抒己见创造了条件，使八股文的内容既源于儒学经典，又有士子自己的见解。
从著述的水准来看，儒学家的著作是当时儒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而八股文则反映了普通知识分子的儒学观点和儒学水准，两者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但要探讨清代儒学发展，既需要研究当时儒学家的著作，同时也需要研究普通知识分子、乃至普通百姓对儒学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对清代儒学发展的较全面的认识。而八股文选本稿本是反映广大士子儒学观点的直接文献资料，对于研究普通知识分子的儒学观点和水平，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这正是清代八股文选本稿本的儒学文献价值之所在。
[1] （宋）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5年，第137页。
作者简介：
马镛，教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马镛；配图：一秋、部分来源网络；编辑：陈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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