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家祭礼仪是传统社会家族生活的重要构成。宋明以来，家祭礼仪之所以得到了较大发展，是因为深受朱子《家礼》文本的影响。作为家族礼仪范本，朱子《家礼》创制了经典家祭礼仪模式，也深刻地影响了宋明以来家祭礼仪的发展，成为塑造传统社会家祭礼仪形态的重要指导文本。
关键词：朱子《家礼》；家祭礼仪模式；建构
家祭礼仪，又称家祭仪式，是宋代以后庶民家族祖先祭祀礼仪的简称。从历史发展看，先秦时期，祭祖礼仪已经开始出现，但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行为模式。先秦之商周时期，以《仪礼》为代表的程式化、规范化的王侯贵族祭祖礼仪业已正式形成，但直到宋代朱子《家礼》的出现，才开启了祭祖礼仪世俗化的新篇章，即庶民家祭礼仪开始出现。
一、《家礼》家祭礼仪模式的提出
《说文解字》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1］7。从字义上看，礼是向神祈福的行为方式，即后世所说的礼之仪。到了宋代，朱熹也认为实践行为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礼之实者，皆践而履之矣。故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2］2877。礼之仪是礼的外在表现形式，人们通过对仪的学习、践行，才能达到传承礼的目的。宋代社会古礼不存，朱熹认为不应该只求礼义，而要将仪与义并重，给予礼之仪以充分的重视，让人们在礼仪实践过程中获知礼义。“古礼难行。后世苟有作者，必须酌古今之宜……古人上下习熟，不待家至户晓，皆如饥食而渴饮，略不见其难。本朝陆农师之徒，大抵说礼都要先求其义。岂知古人所以讲明其义者，盖缘其仪皆在，其具并存，耳闻目见，无非是礼，所谓'三千三百’者，较然可知，故于此论说其义，皆有依据。若是如今古礼散失，百无一存者，如何悬空于上面说义。是说得甚么义？须是且将散失诸礼错综参考，令节文度数一一著实，实可推明其义。若错综得实，其义亦不待说而自明矣。”［2］2877朱熹认为礼之仪是礼之义的依托，要讲求礼的内在含义，必须先对礼之仪有所了解，否则只是空谈而已。在认识到礼之仪的重要作用的基础上，朱熹对礼之仪进行了审慎分析和设定，编写了多部礼仪著作，其中《家礼》成为影响后世家族礼仪生活最重要的指导文本。
家祭礼仪模式产生于宋代，是宋代剧烈社会变迁中儒家思想复兴的表现，也是解决庶民家族礼仪发展需求的方法。在“礼下庶人”的宋代，庶民家族随着自身力量的壮大，冲破传统礼制的束缚，获得了祭祖的文化权利。在庶民家祭礼仪问题上，朱熹全面总结张载、二程、司马光等人的家祭思想和理论创见，创造性地提出尊重古礼、援俗入礼的新型家祭主张，创制了家祭礼仪模式——《家礼》。在新型家祭礼仪模式创建过程中，朱熹特别强调要将古礼和时俗进行有机融合，既沿袭古礼传统，又对其进行适应性调整，以满足庶民家族祭祖礼仪发展的需求。为了保证家祭礼仪能在庶民家族中得到推广和实践，朱熹提出四个基本原则，即祭之以祠、祭主诚敬、重大节略浮文、祭物随宜。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为了进一步确保家祭礼仪的可操作性，朱熹又对传统祭礼仪节进行细化、分割、提炼，从祭祀时间、地点、人物、器物、仪节五个主要方面，制定了家祭礼仪基本模式。
《家礼》家祭礼仪模式的提出，来自朱熹对现实民俗生活中家祭礼仪问题的深入观察与思考，但《家礼》家祭礼仪模式的提出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简单总结，而是对其进行了开创性革新，朱熹要以一种全新的理念和方式来引导民俗生活的发展方向，创建新的生活秩序。朱熹生活的时代，庶民家族以崭新的姿态崛起于民间社会，在不断获取社会地位的同时，礼仪文化需求也日益增长，且表现形态纷乱无序。如何来引导、规范、统合庶民家族礼仪问题，是当时文人士大夫关注的社会文化问题。在朱熹看来，庶民家族礼仪问题不限于礼仪本身，也关系着家族形态、社会文化发展方向和国家基层管理等问题，于是他要在前人已有的理论主张基础上，将这个问题继续推进，并且付诸文字，形成可以被直接运用于民俗生活、建构起他所期待的生活范式的理论主张。朱熹通过创制《家礼》，从理论高度为家祭礼仪的推行提供保障，引导家祭礼仪的发展方向，从而促进尊卑有序的家族生活秩序的形成。
二、《家礼》家祭礼仪模式的构成
朱熹编写《家礼》时意识到：世俗之家祭礼久废，人们关于祭礼的身体记忆已经丧失。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恢复祭礼，必须从最基本的礼仪行为着手，按照先后顺序审慎制定每个细节，建构出一个符合当下社会需求的礼仪模式，以便世俗之家能够依照模式举行祭礼。
从整体上看，祭礼涉及许多问题，如祭礼举行的时间、地点、人物、器物，以及如何行礼。朱熹在编订《家礼》时，对这些问题进行分解、剖析，并提出具体解决方法。在朱熹之前，张载、程颐、司马光等人也曾对如何恢复家祭礼仪提出过具体意见，且编订了《书仪》文本，对祭礼的时间、地点、人物、器物、仪节等构成要素进行了设定。朱熹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援俗入礼，紧密贴合当时的民俗生活，创建了家祭礼仪模式。
《家礼》文本对祭礼的设定分别放置在首章祠堂和末章祭礼中。根据祭礼举行时间和祭祀对象的不同，可分为四时祭、始祖祭、先祖祭等类型。在设计祭礼流程时，《家礼》分别对时间、地点、祭祀对象与参祭者、器物、仪节五个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形成完整的家祭礼仪模式。下面按照祭礼构成要素进行总结归纳［3］527~533，571~578①。
（一）祭礼的时间选择
祭祖仪式以年为周期，按时举行。那么如何选择具体日期？朱熹在编订《家礼》的时候，既重视对传统祭祖时间的遵循，同时也根据时俗特点对部分时间进行了调整。根据祭祀对象的不同，《家礼》中规定每年的四时仲月、冬至、立春、季秋、三月上旬以及忌日举行祭祀仪式。从祭祖时间分布上看，除了忌日之祭具有不确定性外，其他祭礼时间都有较为固定的时间要求。按照时间顺序，一年中的祭祀点分别是立春先祖祭、二月时祭、三月墓祭、五月时祭、八月时祭、九月祢祭、冬至始祖祭、十一月时祭，其中春季三次，夏季一次，秋季两次，冬季两次。
1.四时仲月之祭
时祭是家祭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家礼》要求春夏秋冬四季都要举行祭祀仪式。从礼仪来源看，家族举行的时祭礼仪与《仪礼》春祠、夏禴、秋尝、冬蒸的帝王祭仪具有一定的内在关联。朱熹在庶民家祭礼仪模式制定过程中借用了传统帝王之祭，他认为庶民家族也可以举行时祭。这是因为，随着季节的变化，人们在感受自然界荣枯变化的同时会想到自己家族的历史，因时而感，因时而祭，这是顺应自然的表现。
一年四次祭祖，每次都要在仲月举行，即每年的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举行祭祖仪式。不能使用孟月，因为孟月是帝王祭祖的月份，庶民不能僭越。庶民家祭以仲月，既不违礼法，又安于人情。
2.冬至之祭
《家礼》规定人们应在冬至的时候祭祀始祖。冬至这一天是阴阳转换的关键点，此日之后阳气开始上升，阴气逐渐下沉，大地开始焕发生机，因而人们随着物候的变化祭祀始祖。始祖是一个家族的创始人，是所有后世族人得以存在的本源，这和冬至乃阳生万物之始相类似。同时，从古礼角度看，早在先秦时期，帝王就有专门祭祀远祖、始祖的禘祭。到了宋代，程颐曾提出庶民应祭始祖，之后，朱熹发展了程颐始祖之祭的思想，并且将其列入《家礼》家祭礼仪当中，为冬至祭始祖获得社会认同提供了理论依据。
3.立春之祭
与始祖之祭类似，立春祭先祖既与古礼有关，也与自然物候变化相连。先秦帝王对诸先祖进行合祭，称为祫祭。春天万物更新，大自然一派勃勃生机。在这样的季节里，人们触景生情，感念家族的历代祖先，举行祭祀活动。“立春祭先祖”，是“象其类而祭之”。
4.季秋之祭
《家礼》家祭礼仪的时间设定中，秋季有两次祭祀，除了仲月时祭，还有季秋祢祭。《家礼》沿袭了程子季秋乃“成物之始”的观点，选择季秋作为祢祭的时间点。季秋时节，万物收获，人们应时而祭，与冬至始祖祭相对应，季秋祭祀家族中晚近的一位祖先——父考。
5.三月墓祭
三月上旬要到墓地举行墓祭。早在唐代，人们适逢清明时节都要到墓地祭扫。到了宋代，清明墓祭在民间社会十分流行。宋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清明节时，士庶“自此三日，皆出城上坟”［4］626。但是，传统祭礼没有对墓祭礼仪进行规定。朱熹在制定《家礼》时注重援俗入礼，倡导尊重时俗，在清明墓祭已为大众接受的情况下，《家礼》设定人们要在三月上旬择日墓祭。但在具体日期规定上，《家礼》并未直接将其设定在清明节，而是给出了一个更大的时间范围，并将清明节包含在内。
6.忌日之祭
《家礼》要求在祖先忌日这一天举行特定的祭祀仪式来纪念祖先。
（二）祭礼的空间选择
在《家礼》中，家祭礼仪的举行地点分别是祠堂和墓地。其中，建祠祭祖是朱熹在祭祖礼仪变革过程中提出的重要理论创建。受司马光“影堂制度”的启发，朱熹认为应该明确庶民家祭场所，以保证庶民家族祭祖礼仪的顺利进行。但是在场所选择和名称方面，朱熹不同意以影堂命名祭祀场所。影堂之名源于其中供奉着祖影画像，对此，朱熹认为十分不合适，他说：“按古礼，庙无二主。尝其原意，以为祖考之精神涣散，欲其萃聚于此，故不可以二。今有祠版，又有影，是二主也。”［5］1795~1796如果祭祀祖先同时使用“影”和“祠版”，两者都代表祖先，一个祖先，两个代表，会使祖先“精神涣散”，两者决不能共用。因此，朱熹主张只用祠版，不用影，影堂名称的合理性也被否认。那么如何命名祭祖地点？朱熹提出以祠堂代替影堂作为祭祀场所，以区别于家庙。“祠堂”一词并非此时才出现，早在汉代就有祠堂，有的建造于祖先的墓所，有的用来纪念先贤，祈求福佑。朱熹虽然继续沿用了祠堂一名，但是赋予了其新的内容与功能，特指作为专门祭祀祖先的场所。“今以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守，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于篇端，使览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而凡后篇所以周旋升降、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据以考焉。然古之庙制不见于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礼。”[3]朱熹认为：从功能上看，祠堂可以作为古代家庙的延续，具有祭祀功能，但由于使用群体不同，祠堂专为士庶阶层而设，区别于官僚、贵族的家庙。在祭祖礼仪发展历程中，朱熹祠堂制度的提出突破了“庶人祭于寝”的传统礼仪禁令，使庶人获得了相对独立的祭祀空间。祠堂制度的提出，不仅从理论上使庶人祭祖获得了合法性，赋予他们建祠祭祖的文化权利，同时也为新型家族组织创建了标志性符号，有力地促进了新型家族组织的形成、发展。
（三）祭祀对象与参祭者的确定
家祭礼仪中存在两个群体，一是已经上升为“神”的祖先，一是现世族人。祖先凭借血缘传承关系成为祭祀对象，接受来自后裔们的祭祀。
在家祭礼仪中，祭祀对象的确定与家祭属性、宗族类型存在密切关联。虽然祭祀对象以祖先为主，但是祖先众多，人们对祭祀对象的选择要经过谨慎思考。程颐认为“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祢……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设二位。常祭止于高祖而下”［6］卷第十八240。朱熹继承了程颐的思想，主张祭祀始祖、先祖、高曾祖祢，但是不同的祖先要举行不同的祭祀礼仪。
朱熹在《家礼》中沿袭程颐的观点，指出始祖是一个家族的最初创始者，“此厥初生民之祖也”，是家族最初的“受姓之祖”，理应得到祭祀，并规定在冬至这一天祭祀始祖，“今以仲冬阳至之始，追惟报本，礼不敢忘”。而后的历代祖先不断将家族繁衍扩大，这些人都是后世族人祭祀的对象，应集中在立春时统一祭祀。按照家族发展的时间顺序，在始祖、先祖成为家祭对象之后，高曾祖祢四世祖先也成为家祭对象。《家礼》中规定要在四时仲月，对四世祖先进行四次祭祀，称为时祭。高曾祖祢成为时祭对象，这是缘于传统社会小宗宗法观念，四世以上服尽，服尽当祧，因而无论是大宗抑或小宗，每个家族都可以祭祀四世祖先。在将男性祖先作为祭祀对象的同时，相应的女性祖先也是祭祀对象，每次祭祀祖考的同时祭祀祖妣。《家礼》将有血缘关系的祖先及其配偶都列为祭祀对象，包容范围广，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整合力，这为宋明以来家祭对象的确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四世祖先当中，《家礼》特别强调对父亲的祭祀，“季秋祭祢”。秋季是万物收获的季节，为表达对父亲的感念之情，故祭之。在严格的宗法观念下，《家礼》要求“继祢之宗以上皆得祭，惟支子不祭”，并非所有人都有资格举行祭祢仪式。《家礼》设定将始祖、先祖、高曾祖祢四世作为祭祀对象，包含了家族所有祖先，因而框定了后世家祭对象范围，后世家祭仪式或是对以上家族祖先进行整体祭祀，或是择其中部分进行祭祀，但都无法超越《家礼》的设定范畴。
作为家族集体祭祀活动，家祭礼仪需要族人的积极参与。在参与过程中，受家族身份的影响，不同族人在礼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同。按照《家礼》规定，家祭礼仪中有“主人”“主妇”及家族众子妇。主人是嫡长子，也称宗子，是家族的核心领导者，每次祭礼都要由主人主祭。仪式开始时，“主人北面于阼阶下”，即主人面朝北，立于东阶下，按照祠堂的建筑格局，以东为贵，只有主人才能走东阶。
仪式中第二个重要人物是主妇，“凡主妇，谓主人之妻”，在仪式中，“主妇北面于西阶下”。主妇与主人东西并排而立，预示着主妇仅次于主人的家族地位。其他族人，无论老幼都要参加祭礼，根据辈分高低，由前向后，依次排列。
（四）祭物备办的要求与原则
祭品和祭器是保证家祭礼仪得以实施的物质基础。在器物设置方面，朱熹要求每次祭礼之前都要准备好相应的祭器，包括香案、香炉、香合、束茅聚沙、酒架、桌子、酒注、酹酒盏、受胙盘、茶合、茶筅、茶盏托、盐碟、醋瓶、火炉、汤瓶、香匙、火筯、祝版、盥盆、帨巾、台架、大床等。在祭品准备方面，四时祭礼时需要准备果品、菜蔬、脯醢、肉、鱼、馒头、糕、羮、饭、肝、肉等，每种祭品数量不等。
朱熹根据当时家祭情况，设定了以上祭物，但同时也提出了祭品随宜的原则，“凡祭，主于尽爱敬之诚而已，贫则称家之有无，疾则量筋力而行之，财力可及者自当如仪”。祭礼当中使用物品的多寡没有统一标准，人们应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但是祭礼要“尽爱敬之诚”，如果财力允许，自当按照以上规定备办祭物。
（五）仪节设定
《家礼》是朱熹编写的家族礼仪指导文本，是专门针对冠婚丧祭人生礼仪的操作指南，故而对仪节的设定成为核心内容。在祭礼仪节设定方面，《家礼》以时祭为代表，详细阐述了仪式的各个环节。
1.祭礼前的准备
《家礼》规定在正式的仪式开始前，要进行前期准备工作。第一，前旬卜日。每次祭礼之前都要通过占卜的方法确定具体日期。卜筮在古代被认为是与祖先神交流沟通的方式，到了宋代，这种思想依然存在。“又如卜筮，自伏羲、尧舜以来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于事有疑，敬以卜筮决之，有何不可？如义理合当做的事，却又疑惑，只管去问于卜筮，亦是不能远也。”［5］1153第二，前三日斋戒。所谓斋戒，要求所有族人“沐浴，更衣”。在这三天中，“饮酒，不得至乱；食肉，不得茹荤”。同时，“不吊丧。不听乐。凡凶秽之事，皆不得预”。第三，前一日设位、陈器。祭礼前一日，主人要率人准备香炉、香案等祭器；同时，主妇率人准备果品、菜蔬、鱼肉等相应祭品。所需物品准备好之后，接下来主人“省牲”，察看祭祀所需牺牲的准备情况。主妇率人“涤器”，将所需器物洗涤干净，以备祭时使用。在祭礼之前，一定要保证祭品清洁，不被污染，“务令精洁，未祭之前，勿令人先食及为猫犬虫鼠所污”。第四，当日备物。家祭当天清晨，要再次进行物品准备。首先将祭品摆放整齐，“厥明夙兴，设蔬果酒馔”。祭品摆放完毕后，主人、主妇到祠堂请主就位。男女族人依次序立，主人焚香告祖，然后携主回正寝。将神主放置在西阶桌子上，请出神主。
2.正式祭礼
一切都准备就绪后，家祭仪式正式开始。朱熹将祭礼程序划分为十四个主要仪节，粗略分列如下：
第一，参神、降神、进馔。仪式的第一个程序是行参神礼。朱熹设定“主人以下叙立，如祠堂之仪。立定再拜。若尊长老疾者，休于它所”。人们按先后顺序站立后，在主人的带领下，向祖先行再拜礼。然后主人焚香、献酒“降神”。
当祖先神灵来到后，主人、主妇等子孙们要向祖先奉上丰盛的祭品——进馔。通过参神、降神仪节，使得祖先来到祭祀现场，再经过进馔仪节将食物奉献给祖先，为下一步家祭仪式的核心部分——三献礼做好了最后的准备。
第二，初献、亚献、终献。首先，主人向高祖考妣献酒，然后，“执事者炙肝于炉，以碟盛之。兄弟三长一人奉之，奠于高祖考妣前，匙筋之南”。
进献之后，读祝者恭读祝文。读祝在《家礼》初献环节中占有重要位置，每次进献之后都要读祝文。祭祀对象数量不同，读祝次数也不同。《家礼》祭祀四世，需要读祝四次。祝文曰：“维年岁月朔日子，孝元孙某官某，敢昭告于皇高祖考某官府君，皇高祖妣某封某氏，气序流易，时维仲春，追感岁时，不胜永慕，敢以洁牲柔毛、粢盛醴齐，祗荐岁事，以某亲某官府君，某亲某封某氏袝食，尚飨。”
读祝之后，进入亚献环节。《家礼》规定亚献“主妇为之，诸妇女奉炙肉及分献，如初献之仪”。从仪节角度看，亚献和初献的环节基本一致，“但不读祝”。亚献与初献的差异主要是进献人不同，亚献由主妇向祖先进献炙肉。
亚献之后是终献环节，《家礼》规定由“兄弟之长或长男或亲宾为之。众子弟奉炙肉及分献，如亚献之仪”。终献的仪节安排与亚献相同，只是由兄弟之长或长男或亲宾献礼。
第三，侑食。将所有祭品都奉献给祖先后，主人、主妇开始劝食，希望祖先享用美食。“主人升，搢笏，执注就斟诸位之酒，皆满，立于香案之东南。主妇升，扱匙饭中西柄正筯，立于香案之西南”，之后所有人两拜后复位站好。
第四，阖门、启门。劝食以后，“主人以下皆出。祝阖门”。众人在门外等候，待“祝声三噫歆，乃启门”。所有人再次进入，给祖先奉茶，“主人主妇奉茶，分进于考妣之前；祔位，使诸子弟、妇女进之”。
第五，受胙。点茶之后，主人要接受祖先的赐福，“主人搢笏，受盘盏，祭酒啐酒。祝取匙并盘，抄取诸位之饭各少许，奉以诣主人之左”，这时宣读嘏词，“祖考命工祝，承致多福于汝孝孙，使汝受禄于天，宜稼于田，眉寿永年，勿替引之”。之后，主人受胙，接受赐福。
第六，辞神、纳主、撤。祖先赐福之后，家祭仪式接近尾声，全体族人辞神，送走祖先神。之后，主人将神主送归祠堂，完成祭祀仪式。最后，主妇监管将祭酒和食物收藏起来，“主妇还监，撤酒之在盏注它器中者皆入于瓶，缄封之，所谓福酒；果蔬、肉食并传于燕器，主妇监涤祭器而藏之”。
第七，馂。祭祖仪式的最后一个环节是馂食环节，即祭祖之后，族人饮酒、食肉，分享祖先赐福。
《家礼》通过划分仪节、设定仪节名称、规范操作方法，完成了家祭礼仪模式的设定。朱熹对家祭模式的设定提纲挈领，简洁明了，便捷易行，这是《家礼》能对宋明以来家族祭礼产生广泛影响的重要原因。
三、《家礼》家祭礼仪模式的历史贡献
在中国祭祖礼仪发展历史上，《家礼》家祭礼仪模式的提出，改变了祭祖礼仪专属社会上层的分层特性，实现了祭祖礼仪的庶民化、世俗化。可以说，《家礼》家祭礼仪模式的提出对中国传统礼俗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首先，《家礼》家祭礼仪模式被明清国家礼典所吸纳，成为制定国家礼制的重要参考文本。从明代第一部重要礼典《大明集礼》开始，《家礼》中的家祭礼仪内容首次被国家礼典引用，《明会典》等多部礼典继续沿用《家礼》家祭礼仪内容。到了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年）《性理大全》编写时，直接将《家礼》列入其中，与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张载《西铭》《正蒙》、邵雍《皇极经世书》、朱熹《易学启蒙》等并列。“自《明集礼》肯定《家礼》的地位，又特别是《性理大全》收录《家礼》，《家礼》遂被官方礼制所吸纳，其性质也由私人编撰的著作，变成为官方认可、体现官方意志的礼典。有明一代，城乡读书人都把《家礼》奉为金科玉律。”［7］239
其次，《家礼》家祭礼仪模式是文人阶层进行家族礼仪文化建设的重要研讨对象。随着宋明以来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家族组织的快速发展，家族礼仪文化建设问题逐渐成为文人阶层的关注重点。在家族礼仪方面，《家礼》既是圣人朱熹著作，又受到国家礼典的推崇，成为文人阶层学习和研讨的重点对象。明代丘濬认为《家礼》一书是“万世人家通行之典”。“文公先生因温公《书仪》，参以程、张二家之说，而为《家礼》一书，实万世人家通行之典也”［8］431。
再次，《家礼》家祭礼仪模式是民间日用知识读本的重要辑录对象。宋元以来，随着印刷业的发展，民间社会出现了大量以辑录日用生活知识为主要内容的读本。在家族礼仪方面，民间日用知识读本设置了“家礼类”“四礼门”“人生仪礼”等类目。其中，祭礼是家族组织尊祖敬宗的精神表达，也是凝聚家族的重要手段，是日用知识读本的重要组成内容。在选择辑录对象时，宋代《事林广记》、元代《居家必用》《启札青钱》等日用知识读本都非常重视辑录《家礼》家祭礼仪模式。
最后，《家礼》家祭礼仪模式为庶民家祭礼仪实践提供重要文本参考。宋明以来民间家祭礼仪实践证明，中国传统社会家祭礼仪是在《家礼》家祭礼仪模式下运行。清代茗洲吴氏家族“立祠堂一所，以奉先世神主。出入必告，至正朔望必参，俗节必荐时物，四时祭祀，其仪式并遵文公《家礼》”［9］17。《家礼》家祭礼仪模式成为庶民家族举行祭礼活动的重要文本参考。
作为家族礼仪范本，朱子《家礼》创制了经典家祭礼仪模式，并深刻影响了宋明以来家祭礼仪的发展，成为塑造传统社会家祭礼仪形态的重要礼仪文本。
（参考文献及注释请参见原文）
文章来源：《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01期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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