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王洽和陈新甲之死的原因
　　
金庸说的这几个人当中只有王洽和陈新甲是因为渎职而被处死的。即便是这两个人的死，也并非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是崇祯横暴专断，想杀就杀。
　　王洽的死很大程度上是袁崇焕连带造成。已巳之变,由于袁崇焕的错误,导致后金军队绕道蓟门一带，长驱直入关内.而明朝方面，一直到后金兵临距北京仅三百里的遵化城下,才知道消息,作出反应。处在抗金第一线的袁崇焕耳目不灵，情报全无到这个地步，自然难辞其咎。作为袁崇焕最直接上司的兵部尚书王洽也相应负有责任，《明史》中说他“应变非所长。骤逢大故，以时艰见绌。遵化陷，再日始得报。帝怒其侦探不明”[68]，这样王恰因为渎职，首先就被抓了起来，到了第二年四月，病死在狱中（事实上，袁崇焕是在王洽之后才被抓的，仅此一点就可见说袁是因为反间罪才被抓入狱中并最终处死的说法的荒谬性，论渎职，袁崇焕的程度远在王洽之上，岂有王洽被抓，而袁反而无事的道理？王洽被抓时，尚无两个太监从后金中放回之事也。）
　　
　　　　王洽也好，袁崇焕也好，他们获罪而死并非是崇祯一个人能够擅自决定的，满清修的《明史》字里行间往往有意无意夸大崇祯个人作用，以达到丑化崇祯目的（同时也是受满清自身绝对专制的影响，以为大臣生死全由皇帝个人决定，以此来逆推明朝）。事实上，这完全是对明代的政治不了解的缘故，在决定这些人生死中，文官大臣的作用大于皇帝个人的作用，法律的作用大于个人感情的作用。
　　
　　
　　
　　再来说陈新甲的死，明史中对此的说法是“帝既以和议委新甲，手诏往返者数十，皆戒以勿泄。外廷渐知之，故屡疏争，然不得左验。一日，所遣职方郎马绍愉以密语报，新甲视之置几上。其家僮误以为塘报也，付之抄传，于是言路哗然。给事中方士亮首论之，帝愠甚，留疏不下。已，降严旨，切责新甲，令自陈。新甲不引罪，反自诩其功，帝益怒。至七月，给事中马嘉植复劾之，遂下狱。”“新甲知不免，遍行金内外。给事中廖国遴、杨枝起等营救于刑部侍郎徐石麒，拒不听。大学士周延儒、陈演亦于帝前力救，且曰：“国法，敌兵不薄城不杀大司马。”帝曰：“他且勿论，戮辱我亲籓七，不甚于薄城耶？”遂弃新甲于市。”[68]
　　
　　按照这段说法，陈新甲是因为和谈泄密而被入狱，最后处死。但事实上真正决定陈新甲之死的并非和谈泄密本身，而是在这之前就已经埋下伏笔。他在洪承畴率军支援锦州冒进败亡的事件中就有重大责任，当时的经过是“锦州被围久，声援断绝。有卒逸出，传祖大寿语，请以车营逼，毋轻战。总督洪承畴集兵数万援之，亦未敢决战。帝召新甲问策，新甲请与阁臣及侍郎吴甡计之，因陈十可忧、十可议，而遣职方郎张若麒面商于承畴。若麒未返，新甲请分四道夹攻，承畴以兵分力弱，意主持重以待。帝以为然，而新甲坚执前议。若麒素狂躁，见诸军稍有斩获，谓围可立解，密奏上闻。新甲复贻书趣承畴，承畴激新甲言，奉密敕，遂不敢主前议。若麒益趣诸将进兵。诸将以八月次松山，为我大清兵所破，大溃，士卒死亡数万人。若麒自海道遁还，言官请罪之，新甲力庇，复令出关监军。锦州围未解，承畴又被围于松山，帝深以为忧，新甲不能救。”[68]
　　也就是一开始洪承畴和崇祯皇帝的意见都认为应该持重缓进，“承畴以兵分力弱，意主持重以待。帝以为然”。而陈新甲则坚持要求分四道夹攻，并派遣张若麒去游说，同时亲自写信激洪承畴出兵，根据樊树志的《晚明史》，信中“警告洪承畴，你出关用兵一年有余，耗费饷银数十万两，既不能解锦州之围，若再使内陆受困，到那时，你不进山海关则长城沿边空虚，如往辽西则宝山空返，何以副皇上圣明，而谢朝中文武诸臣之望？当此主忧臣辱之际，谅必清夜有所不安！”[2]p1032为了进一步说服洪承畴，“陈新甲又派兵部职方主事马绍愉到洪承畴行营与张若麒相互配合，以赞画军务贯彻兵部的主张”。最终的结果是洪承畴被这些人游说心动，再加上为个人私利考虑，最终决定放弃持久作战，贸然出兵，导致松山大败，明军被围歼！
　　
　　可以说松山大败首要的责任人就是兵部尚书陈新甲，其次才是洪承畴和崇祯皇帝。陈新甲在对敌情以及已方力量未做充分估计的情况下，就竭力鼓吹速战速决，主动出击，身为兵部尚书，他的责任是难以逃脱的。而洪承畴和崇祯皇帝一开始的意见都是打持久战，稳重为上，但最后在陈新甲的游说之下都改变了最初的正确意见，也负有责任。但这两人中洪承畴的责任又比崇祯要大，因为他是当时真正有直接权力调动大军决定是战还是守的人，同时身在第一线，最了解当时的敌我状况，最有条件做出正确的决策，如果他不同意的话，谁都不可能让大军贸然去决战。他完全可以通过书信往来回复拖延时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更何况现在还谈不上什么君命，他在陈新甲的威胁逼诱之下，最终作出错误决定，同样是难辞其咎
　　
　　过去许多文章常常把明军的松山大败归咎于崇祯，说是他催促洪承畴初战，才导致兵败的结果。这是不了解事情前后经过的胡说。事实上他从一开始也是认为应持久稳重作战，但既然兵部坚持认为应该进行决战，同时洪承畴这个最前线的统帅也同意了，那他还有什么话说？
　　
　　如果严格追究松山大败的责任者的话，恐怕陈新甲当时就够得上处死的罪名了，张若麒和马绍愉虽然被攻击的最厉害，但平心而论，他们两人都不过是陈新甲的部下，受陈新甲指示派遣的而已。《明史》中说“三月，松山、锦州相继失，若麒复自宁远遁还。言官劾若麒者，悉及新甲。”[68]再加上在当时明军和国内叛乱者的作战中也频频失利，丧师失地，陈新甲受到的弹劾就更多了“是时，闯贼蹂躏河南，开封屡被围，他郡县失亡相踵，总督傅宗龙、汪乔年出关讨贼，先后陷殁，贼势愈张。言官劾新甲者，章至数十。新甲请罪章亦十余上”[68]。可以说这个时候要不是崇祯竭力压下这些弹劾，保护陈新甲的话，那他早就可以下狱论罪了。
　　
　　
　　而到了和谈事件中，崇祯再三要求他办理此事要保密，不能让外廷的文官们知道，否则和谈就彻底没有指望了。结果陈新甲居然能把和谈往来的信件随手放到桌上，当作塘报抄送传递到政府各个部门去，成为公开的新闻。他这个国防部长，连最基本的保密意识都没有。如果放到现在的话，这样泄露国家机密，那也够的上死罪了。崇祯这个时候，是想不生气都难。一条本来可供选择的暂缓目前危机的道路就这样因为陈新甲令人惊愕的拿国家大事当儿戏般的疏忽随意给堵死了。这种情况下，自然就撤去了对陈新甲的保护。接着陈新甲入狱乃至最终被处死，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处死陈新甲并不是崇祯自己随心所欲的决定，他想杀就杀了。陈新甲是交给刑部审理，只有刑部得出陈新甲有可杀之罪才行。所以那些为陈新甲求情的人，走的也是两条路线，一条是刑部路线，“给事中廖国遴、杨枝起等营救于刑部侍郎徐石麒，拒不听”；另一条则是皇帝路线，“大学士周延儒、陈演亦于帝前力救”[68]。这两条路线中只要有一条成功，则陈新甲就不至于死。但事实上是两条都失败了，则自然难逃一死。
　　其中刑部侍郎徐石麒在陈新甲之死中起到的作用是关键的，他“上疏历数陈新甲的罪状，认为非杀不可”，疏的内容前面已经部分引用过了“俺答阑入，而丁汝夔伏诛；沈惟敬盟败，而石星论死，国法炳如。后此纲纪凌夷，沦开陷沈覆辽蹙广，仅诛一二督抚以应故事，中枢率置不问。故新甲一则曰有例再则曰有例者，此也。不知亲藩膏刃，百城流血，夔星之罪若是烈乎”[82]后面还有一段指责陈新甲专擅和议的话就不引了。最后定的罪名大体上就是这个基础“陷边城四，陷腹地七十二，陷亲藩七，从来失事未有之奇祸，亦从来刑书所不忍载之条例者也。当临敌缺乏，不依期进兵策应，因而失误军机者斩。”[82]
　　
　　在这个事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皇帝下令进行的会谈为什么要秘密进行呢？以至于主持和谈的陈新甲把秘密泄露出去后，不但和谈马上终止，甚至连陈新甲本人也前罪后罪并发，入狱身死。按照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明代的皇帝不是专制独裁么，崇祯不更是以专制刚愎而闻名么？既然皇帝决定了要和谈，下面的人迎合皇帝就是了？有什么必要偷偷摸摸的进行？问题的关键正在于，和某些人想象的相反，明代的皇帝不但不是所谓的专制独裁，而是在许多事情上，如果得不到众多文官的支持，那么就根本推行不下去的。许多人把崇祯之所以秘密进行和谈，以及秘密泄露后终止和谈归结为是面子问题，根本就是一派胡言，真把历史当儿戏！这里有什么面子问题？国家当时所处的困境众人皆知，和满洲叛乱分裂分子暂时达成和议，不失为暂时缓解危机的一种权宜之计！难道明朝军队两线作战，疲于奔命，左支右绌，接连打败仗，崇祯就有面子了？崇祯再愚也不会愚到这个地步！更何况，和谈最后的目的是要达成一个结果，一个协议，过程固然可以秘密进行，那最后的结果也能秘密不成？和议成功的话，最后达成的协议总要公布出来，难道那时公布，崇祯就能更有面子了？
　　有些人看待历史真是皮相肤浅之极！问题的关键是，如果和议公开进行的话，那么在众多文官的反对声音中，从一开始就根本无法进行下去。就算崇祯作为皇帝，就算他支持和议，那也无济于事！在和谈这样的大事上，明朝的皇帝也没有自己决定的权力（这和某些人头脑中想象的那个所谓君权专制对照一下，真是讽刺）。这才是和谈之所以要瞒着众多文官秘密进行的根本原因！正如樊树志所说“按照思宗的本意，是想秘密达成协议，造成即成事实，减轻北边压力，集中力量对付中原的李自成、张献忠”。也就是先斩后奏，先不经众多文官许可达成协议，然后再让他们面对即成事实，崇祯做皇帝做到这个份上，也是够委曲求全了。一旦泄密，在文官集团强大的舆论攻势压力下，和谈也就只能终止。
　　
　　一些人以为崇祯想杀谁就杀谁，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把什么过错都往他头上推，亡国的责任要他一个人来担，真是荒谬已极！
　　
　　王洽和陈新甲这两个兵部尚书的死，我们做了一个交代，很显然上面所说的事实可以看出，他们远非是崇祯皇帝随心所欲，想杀就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