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滥杀大臣的问题

金庸竭力要给人造成一个崇祯喜欢滥杀大臣的印象，他说崇祯“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十四个兵部尚书中，王洽下狱死，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杨嗣昌自缢死，陈新甲斩首，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
　　
　　这些话初听起来耸人听闻，触目惊心，但细加考察，多有不尽不实的地方。

⑴、明代的大背景

首先他关于明代连一个基本的知识都不具备，要杀谁不是皇帝一个人左右的。明代关于官员功过都有很明确的赏罚规定，有功的受到的奖赏，有过失的，就要追究责任。这并不是凭哪个人高兴来决定，更不是从崇祯时期才开始的。只不过崇祯时期国家战乱更加频繁，因此显得对官员追究责任加以责罚的事情发生频率更高，但这种情况本身并不以崇祯个人意愿为左右。

崇祯时期的刑部侍郎徐石麒有一段话是颇能说明问题的“俺答阑入，而丁汝夔伏诛；沈惟敬盟败，而石星论死，国法炳如。后此纲纪凌夷，沦开陷沈覆辽蹙广，仅诛一二督抚以应故事，中枢率置不问。”[82]

他举的两个例子，丁汝夔是嘉靖时期的，石星是万历时期的，也就是在徐石麒看来，崇祯时期对官员渎职的处置，比起嘉靖时期和万历时期是轻了不少，而非重了不少。他的话不能说是全面，但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问题。崇祯时期之所以给人大臣动辄受罚，甚至多有被处死的的印象，真正原因并不在于崇祯比起他的先辈皇帝更严苛，而是时局动荡，变乱迭生，官员失职发生的概率和次数远远多于以前的时期。而按照明朝的法律，官员失职，被弹劾，除非皇帝刻意包庇保护，否则是难以逃脱惩罚的。

　　《明史》中有一则记载“金光辰，字居垣，全椒人。崇祯元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巡视西城。内使周二杀人，牒司礼监捕之，其人方直御前，叩头乞哀。帝曰：‘此国家法，朕不得私。’卒抵罪。”[81]
　　
　　崇祯说的这八个字“此国家法，朕不得私”，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决定自己身边服侍当值的一个太监的生死问题上，崇祯尚且做不了主，涉及国法，他也不能外加干涉。更何况对于那些朝廷的大臣巨僚呢？并不是他要抓谁就抓谁，他要杀谁就杀谁，根本不是这样。事实上这些最终都是要在文官的许可下，经过审理，对照法律，皇帝和文官们两方面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才能最终作出决定。而并非是单方面的因素
　　
另外一点，当时的背景。崇祯登位之初，面对的首要任务就是整顿边防。而要做到这一点，严明法纪，有功必赏，有过必惩，是应有之义。这一点并非仅是崇祯个人想法，而是许多人共同的呼声。比如崇祯二年的兵科给事中许誉卿给皇帝的上疏认为有必要扭转向来用人过滥，法律废弛，赏罚不明的局面。所以今后应该重申法律，明示边臣“今后如敌军入境不能堵截，攻城不能入保，杀伤人口隐匿不报，在外的巡按御史可以据实揭发，在内的科臣可以参驳弹劾，按律逮治。”[72]对此，樊树志评论说以法治军是绝对不错的，因此“如果继续发生敌军入境不能堵截等失职事件，一定要按律逮问。思宗毫不犹豫地批示同意”。

我们不妨把《明史.本纪第二十三（四）庄烈帝》中涉及到重要大臣生死或惩处的事件都一一罗列一下（或许遗漏），当然《明史》的本纪不可能面面俱到，更详尽的应该到崇祯长编中去寻找，但至少也能说明一下大体的情况
　　崇祯初年巡抚都御史毕自肃自杀；冬十月戊戌，刘鸿训罢，寻遣戍
　　崇祯二年九月丁未，杨镐弃市；甲申，大清兵入遵化，巡抚都御史王元雅、推官何天球等死之；下兵部尚书王洽于狱。
　　崇祯三年庚寅，逮总督蓟辽都御史刘策下狱，论死；秋八月癸亥，杀袁崇焕。
　　崇祯五年 己未，巡抚都御史孙元化弃市；逮刘宇烈下狱，论戍。
　　崇祯七年 十一月庚辰，逮陈奇瑜下狱，论戍。
　　崇祯八年甲午，以皇陵失守，逮总督漕运尚书杨一鹏下狱，寻弃市。
　　崇祯十二年秋七月壬申，熊文灿削籍，寻逮下狱；八月癸巳，诏诛封疆失事巡抚都御史颜继祖；总兵官倪宠、祖宽，内臣邓希诏、孙茂霖等三十三人，俱弃市；丙午，下兵部尚书傅宗龙于狱。
　　崇祯十三年 冬十月癸丑，熊文灿弃市。
　　崇祯十四年 丁酉，逮郑崇俭下狱，寻弃市；五月庚辰，范复粹致仕。释傅宗龙于狱，命为兵部侍郎
　　崇祯十五年以会推阁臣下吏部尚书李日宣六人于狱；丁卯，兵部尚书陈新甲下狱，寻弃市。
　　崇祯十六年 逮范志完下狱。[73]

这些列出的人当中，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战事失利，玩忽职守而被惩处。其中大部分人即便按照现在的观点来看，上军事法庭受到审判，大概也绝不冤枉。尽管事实上对失职人员按律逮治也不能阻止敌军一二再再二三地入境抢劫屠杀，但并不能因此否定这种做法。正如现在社会用法律惩处犯罪，并不能因此彻底杜绝犯罪现象的发生。但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应该用法律惩处犯罪，那显然就荒唐了。

　　　　更何况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之所以受到惩处，并不是崇祯一个人的意志能决定的！怎么能算都是崇祯滥杀滥罚？从受惩人员的数字来看，也绝对没有金庸其他一些人渲染的那么夸张！
　　
　　
在了解以上大背景的情况下，再来具体分析金庸这段话中提到的人物事件。仅仅初看就可以看出三四处明显的错谬，仔细和史料对照的话，更是千疮百孔。

⑵、具体的分析

首先，他把自杀的居然都算在崇祯头上，说是被崇祯逼死的。这未免就是心理过于乖戾对历史人物有严重偏见下产生的怪异思维。
　　
　　须知明代官员如果自知犯有重大过失重大渎职罪，往往会自杀，这和皇帝逼不逼实在半点关系扯不上。比如崇祯元年，在袁崇焕被崇祯任命前往辽东，但还未上任前，辽东巡抚毕自肃管辖下，宁远发生兵变，结果毕自肃“自知治军无方，上疏引罪后”，就在中左所上吊自杀了。难道说，这也是崇祯逼他自杀的？要知道这个时候崇祯才刚刚上任，唯一做的大概只是惩治魏忠贤，即便是对魏的阉党也还都网开一面，宽容有加，谈不上真正的清除。他如何来逼毕自肃自杀？说出这种话的人根本对古代士大夫官员心理缺乏基本的了解，这些人如果自觉有愧于国家的话，根本用不着谁来逼，往往会以一死来赎罪。崇祯上任以后，国家战乱频繁，兵变民变，以及军队失利，国土沦丧，城池失守，这些过程中都会官员因自觉渎职而自杀，难道说都是崇祯逼的？此外还有战死的，病死的，难道也都是崇祯导致的？“把所有的罪状往崇祯头上一推省力固然是省力，但也不过是在歪曲历史而已
　　　　
　　再拿金庸特别强调的十四个兵部尚书（以我所见似乎只有十三个，不知道还有一个是谁？）的问题来说，按照金庸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说法，似乎这十四个兵部尚书大多都惨遭崇祯迫害，甚至许多都被处死的，以此来表明崇祯刻薄寡恩，猜忌多疑。但如果考察事实，就知道大谬不然。

①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的问题

他说“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似乎给人脑海中一个副图景，两个兵部尚书先后相继，满怀着对崇祯恐怖统治的愤怒控诉，一脸悲壮的从桌上拿起一杯毒酒，毅然服下，然后痛苦的倒地挣扎，痉挛扭曲，七窍流血而死，两只大大的眼睛还睁着，死不瞑目，似乎在向苍天控诉崇祯这个暴君屠夫的黑暗残暴的恐怖统治，这就是金庸试图通过他的文字想给读者传递的印象！
　　但事实真相如何呢？
　　
　　梁廷栋是崇祯三年到四年间的兵部尚书，根据《明史》记载，其人才干还算可以“居中枢岁余，所陈兵事多中机宜”，但品行操守上有些问题“颇挟数行私，不为朝论所重。”多次被人揭发纵容手下人“纳贿营私”，受到许多弹劾。所以他当了一年多，就被撤换，“得闲住去”。到了崇祯八年又被起用为兵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此外“代杨嗣昌总督宣、大、山西军务”。[71]
　　
　　张凤翼则是崇祯五年当上兵部尚书，在位将近五年，可算的上时间最长的一位兵部尚书了。仅凭这点看，他应该是有些实际才干的，在任期间对平定农民叛乱还是提出过许多有成效的建议。尽管明史中说了这么一段“初，贼之犯江北也，给事中桐城孙晋以乡里为忧。凤翼曰：‘公南人，何忧贼？贼起西北，不食稻米，贼马不饲江南草。’闻者笑之”[71]。《晚明史》作者樊树志以此说“兵部尚书犹如白痴”[2]p950。但以我的观点看，这应当就是同僚之间随口说的一句玩笑话而已，被载入史书作为评论一个人的根据则未免过于武断。
　　
　　崇祯九年的时候，满洲虏兵又绕道长城喜封口侵入关内，直逼京师。满兵经过的是梁廷栋的辖地，对此有直接责任，被命令戴罪入援，而作为当时兵部尚书的张凤翼显然也负有责任，受到言官王家彦的弹劾，为了减轻罪责，他也“自请督师。赐尚方剑，尽督诸镇勤王兵”[68]，出外领兵打仗去了。结果他和梁廷栋还有一个罗维宁，“三人相掎角，皆退怯不敢战。于是宝坻、顺义、文安、永清、雄、安肃、定兴诸县及安州、定州相继失守。”[68]这种情况下，当然他们就逃不掉被言官弹劾的命运，“两人恇怯不敢战，近畿地多残破，言官交章论劾。两人益惧，”“言官劾疏五六上，凤翼忧甚”[68]。他们两个人都自知渎职罪大，害怕受到法律制裁，所以干脆每天服用少量大黄，最后生病而死。可以说他们的死和崇祯没有半点关系。基本上是他们自己的原因，真要说造成他们慢性自杀的真正原因，那也是言官的蜂拥而上的弹劾，而不是崇祯。明代言官群起攻击之下的舆论压力，连作为皇帝的崇祯都要害怕（以后崇祯之所以不能公开主张和谈，以及不能迁都，大抵都是屈服于言官的舆论压力的淫威下）。另外一点张凤翼当时虽然被“议罪夺其官”，但到了崇祯十一年七月，又“论前剿寇功，有诏叙复。”[68]
　　
　　如果说大黄是毒药，他们每天吃大黄就算是服毒死，那也就勉强算吧！但如果这都要算成是崇祯逼死的，那就未免有点滑稽了。

②杨嗣昌自缢死的真相
　　
　　再说杨嗣昌,所谓杨嗣昌自缢死,更是胡扯.事实上正如樊树志所说,“早在崇祯十三年底至崇祯十四年初，杨嗣昌已身患绝症。正月初六日，病情趋于严重。正月初八日向皇上报告军情时，流露了行将就木的忧虑：‘臣忧劳病瘁，奄奄垂毙’”[74]
　　等到张献忠奇袭襄阳，杀死襄王的消息传来后，惊吓忧虑之下，病情加重，饮食不进，“遂至不治”。有些人硬要附会说他是上吊或服毒而死，不知道是什么心肝？又是出于什么病态心理？
　　
　　事实上崇祯对杨嗣昌这样有才有识，不计个人得失，真心为国操劳，和他肝胆相照，为拯救国家危难甘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感情是非常深厚的。两人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君臣的关系，不如说是两个披肝沥胆的朋友关系。杨嗣昌可是明末少数几个不光说几句空话漂亮话来沽名钓誉，能够真正提出可操作建议的文官，他提出的先安内后攘外，加饷足兵，以及用四面六隅、十面张网来围剿农民叛乱军，都不失为在当时条件下，当时的认识局限下，可以暂缓危机（至于解决危机，那是谈不上）的可行策略。至于具体实行过程中，没有能够贯彻到底，这就不是杨嗣昌的责任了。正因为杨嗣昌和崇祯同样是为了解救国家危难，置个人得失毁誉于不顾，有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所以两人才能成为肝胆相照，推心置腹的好友。
　　
　　杨嗣昌举荐的熊文灿昏聩懈怠，以至纵放本已濒临灭亡的张献忠部队。面对言官们的疯狂弹劾，崇祯迫于压力，不得不让本来担任内阁辅臣的杨嗣昌亲自督师征剿张献忠，在临行前，崇祯亲自赐诗，赐酒，在杨嗣昌上任初打胜仗以后，他马上给远在千里之外的杨嗣昌发去手谕，其中说“卿自昨年九月初六日辞朝至今，半载有余，无日不悬朕念，与行间将士劳苦倍尝，而须发尽白，深轸朕怀。又闻卿调度周密，赏罚严明，深慰朕平寇安民之意图”[75]。这话正如樊树志所说“字里行间流露出思宗对杨嗣昌的特殊感情，连须发尽白之类琐事也挂在心上”[2]p1016。不象是皇帝对大臣说的话，象是对分离的亲人朋友深切挂念而说的话。
　　
　　即使当最后杨嗣昌征剿不利，襄王落于张献忠手中被害，他自己也不幸病亡身死。崇祯也并没有因为一时成败而改变对杨嗣昌的深厚感情，他下谕旨说“督师阁臣杨嗣昌，攻虽未成，尽瘁堪悯，与祭一坛，地方官护柩回籍”[76]，不仅如此，崇祯甚至还亲自写了一篇感情深厚的祭文，其中说“惟卿志切匡时，心存许国，……赍志深渊，功未遂而劳可嘉，人已亡而瘁堪悯。……英魂有知，尚其祗服”[77]。杨嗣昌是死了，群狼一样的言官对他的疯狂弹劾却没有停止，有人说他有六条可斩之罪，还有人甚至认为应该对杨嗣昌断棺戮尸（这是那个也在崇祯年间担任过内阁大臣的蒋德璟说的）。崇祯顶住这些人的压力，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推，以保护杨嗣昌，他说“杨嗣昌系朕特简，拥兵不效，朕自鉴裁，况才尚有可取，各官见朕有议罪之旨，大家排击，纷纭不已……姑不深究，各疏皆留中，谕尔等知之”[78]。后来他又追赠杨嗣昌为太子太保。
　　崇祯对杨嗣昌也算得上仁至义尽，情深意重。
　　
　　仅以崇祯对杨嗣昌的态度而论，就足可驳斥那种认为崇祯刻薄寡恩，只会冷血滥杀的的谬论

　　③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以及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

　　再说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的问题，这两个人从明史的记载来看确实曾经下狱。但事实上是下狱之后又都被放出来的。傅宗龙崇祯十二年因罪入狱，关了两年后就被放出来，崇祯十四年被起用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在与农民叛乱军作战中，被俘不屈而死。
　　
　　张国维，在专讲兵部尚书的《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五》中没有对他的介绍，只提到了一两句话，其中一句是“帝曰：‘大司马缺久，无逾卿者。’元飙以多病辞，乃用张国维。”，另一句是“十六年五月，国维下狱”，此外就没有了。从这两句话，似乎又是崇祯在张国维当了兵部尚书没有多久的情况下，无缘无故就把他投入监狱，这样的叙述，很投一些人的胃口，很能验证他们心目中那个暴虐专横的崇祯形象。
　　但实际上在《列传第一百六十四》中有专门对张国维的介绍，对他入狱前后的经过叙述的比较详细，不妨摘引一下　“十六年四月，我大清兵入畿辅，国维檄赵光抃拒螺山，八总兵之师皆溃。言者诋国维，乃解职，寻下狱。帝念其治河功，得释。召对中左门，复故官，兼右佥都御史，驰赴江南、浙江督练兵输饷诸务。出都十日而都城陷。”[79]
　　从这段叙述可以看的很清楚，他入狱原因并非是崇祯要和他过不去，而是他部署防守清兵失利，而受到言官的弹劾诋毁，“言者诋国维，乃解职”，而把他放出来的倒是崇祯，“帝念其治河功，得释。召对中左门，复故官，兼右佥都御史，驰赴江南、浙江督练兵输饷诸务”。他基本上下狱之后没有多久就被放出来的，就这居然也被金庸列入被崇祯迫害的兵部尚书名单中，有些人看来在搜罗崇祯罪状方面真是不遗余力，无所不用其极了！后来张国维在南方从事抵抗满清侵略的活动，最后英勇就义!
　　
　　还有说“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也是令人啼笑皆非，
　　
　　王在晋在天启二年当过几个月的兵部尚书，崇祯元年同样只当了几个月的兵部尚书，他是因为被牵连到内阁辅臣刘鸿训受贿而篡改任命张庆臻总督京营的敕书的案件中，他是兵部尚书，连带的负有责任，因此才被革职[67][68]
　　
　　这个如果勉强可以说革职查办（只是如果这种涉及贪污受贿的情况，不被革职的话，那是不是又要说崇祯统治下腐败公行呢？），那说熊明遇被革职查办就是纯属胡扯，他充其量也是正常的调换职位而已！
　　
　　熊明遇是在梁廷栋之后当的兵部尚书，他过于相信对农民军用招抚手段，导致农民叛乱军“久愈猖獗，莱城被围几陷”，后来又袒护用金帛牢醴贿赂入侵的满虏退兵的沈棨，所以当了将近一年的兵部尚书之后，也“以故官致仕。久之，用荐起南京兵部尚书，改工部，引疾归”，这个待遇应该也算不错，最后也是他自己说身体有疾病才辞官退休的。这难道又是崇祯在迫害他了？（值得一提的是熊明遇是明末喜好西学的学者之一，他著有《格致草》一书，张永堂说该书的特色“不但对于个别自然现象作了科学的研究与记录，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有意从这些个别研究中寻找出通则与定理。因此他著作中有不少所谓的‘恒论’‘演说’。如卷一有‘原理恒论’‘原理演说’”[80]p19。熊明遇的儿子熊人霖也是西学名家，著有《悬象说》《地纬》《函宇通》。此外熊明遇对明末大学者大思想家方以智的影响也相当大，方以智对自然科学和西学的兴趣，应该说受熊明遇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