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你爱听什么歌？你喜欢哪个乐队哪位歌手？你平时都在什么时候会听歌？这些问题我们通常在和朋友聊天时候经常谈起，而遇到相同品味的朋友更容易引为知己。音乐品味是如何产生的？品味和社会阶层又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来聊聊音乐消费社会学。本期推荐Nick Prior 2013年发表在Sociology Compass上“布迪厄和音乐消费社会学：最新发展的批判性评估”一文，文章介绍了布迪厄对音乐消费社会学的影响以及最近的进展。
（这是社论前沿第S670次推送 微信号：shelunqianyan）
听什么样的音乐代表你是什么人吗？
你喜欢爵士吗？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很有可能同样喜欢古典音乐，而不太喜欢hiphop。你觉得重金属怎么样？如果你是AC/DC、Motorhead和Black Sabbath的粉丝，那么你可能一样喜欢摇滚，你就不太可能喜欢乡村和western风格的音乐，这些基本判断来自于一项在英国的文化品位结构的大型调查。该调查表明，对特定音乐类型的偏好与社会变量相关，例如18-24岁的人更偏爱“城市音乐”中，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则更容易喜欢古典音乐。这个研究不仅回应了人们的品味受到他们所属的社会群体影响的假设，也表明音乐流派类别的重要性。
当别人问我们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我们通常的回答是，古典、流行、摇滚、电子、民谣、雷鬼、爵士、说唱等。但是，我们音乐整体品味是可以通过社会科学手段准确测量吗？通过这些社会指标和聚集的品味给我们贴上标签是合适的吗？相信多数人并不会认同，因为在听音乐的过程中，我们投入了大量的自我，并不仅仅是音乐风格能够完整表达的，超越了理性测量的范畴。
因此，有人对这个研究结论表示质疑：1、有些人认为，将我们的品味分门别类并与社会经济类别相匹配，忽视了我们的生活与音乐密切相关的方式，例如音乐如何带给我们惊喜、调解我们的情绪(DeNora 2000;Hennion 2007)；2、音乐品味是开放和流动的，而非是固定在特定的类型中，既然现在接触音乐的方式如此便利，我们的品味可能会随时变化和扩展(Peterson and Kern，1996)。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
音乐品味是确定一个人的阶层最为可靠的分类方式
——布迪厄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处在上述争论的中心，他的作品《区隔》成为了研究文化偏好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基于1960年代的法国数据，布迪厄展示了文化产品中的区隔同样是一种社会区隔，这种社会区隔能够清楚地显示社会中的不平等。我们所做的选择，并不简单的只是个人眼力，而是社会阶层的反映。消费者的选择同样有结构上的意义，布迪厄认为，由于这种选择反映出高低社会阶层的差异，和相应的对高低文化的亲和性。个人品味和文化区隔，换句话说，对阶层社会维持社会分工是重要的。
布迪厄认为，音乐知识代表了一种“纯粹”的知识，因为这不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如参观博物馆或者品尝美食）而是通过听的形式实现的内在欣赏。在这里，布迪厄将他的观察限于古典音乐，古典音乐是与“现实世界”分离的，是与轻松或流行娱乐方式的直接满足是相反的。作为正统的文化，古典音乐凝聚了与康德“无私感”相关的审美形式主义的最高价值。这个观点是基于形式（如何）而非功能（什么），古典音乐只不过是自己，“它什么也没说，没有什么可说的”（布迪厄1984：199）。
对高级文化的欣赏并不只是纯粹的审美判断，而是特权社会条件的产物，这种社会条件构成了文化资源注入的基础。这些资源组成了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是个人通过在家庭和学校的社会化过程中获得。那些具有高文化资本的人会对高雅文化感到有归属感，并且有一套理解的语言去谈论它，而低文化资本的人则会感到疏离，超出他们理解之外，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不像是我们的（it's not for the likes of us）。
布迪厄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惯习。惯习由一个深度内在化的“主要模式”或“心理习惯”构成，布迪厄将之定义为“可持续、可转换的系统”（布迪厄1992：53），惯习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的DNA。音乐与惯习之间是什么关系呢？首先，从培养音乐惯习来说，长在一个被鼓励弹奏高雅乐器（小提琴或钢琴）的小孩从小就对正统音乐文化耳濡目染。很小就打扮适宜地出席古典音乐会，最终的效果就是将客观结构（分层不平等）转化为具体行为（日常行为）。文化资本继承能够反映音乐的区隔。其次，布迪厄认为，低社会阶层倾向于消费不那么高雅和“具有挑战性”的音乐类型。例如技术人员和工程师更喜欢Gershwin的“蓝色狂想曲”，下层手工业则更偏爱施特劳斯的流行歌曲，或者是具有简单、重复结构，能让你被动参与的音乐（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洗脑歌曲）。
布迪厄的继承者们
不少学者延循布迪厄的观点，对流行音乐品味进行研究。这些学者没有不加批判地使用布迪厄的观点，他们看到了布迪厄观点过于僵硬和不适用之处，但布迪厄的作品无疑是学者进行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从收集关于音乐品味的实证数据到更为关键的研究议程——解释流行音乐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与权力和不平等问题密不可分。
有两个重要的作品值得我们关注：Simon Frith的《表演仪式》（1996）和Sarah Thornton的《俱乐部文化》（1995）。
Firth通过对流行音乐的研究发现，品位层次不仅存在于高低文化之间，在流行文化的内部也是如此。流行品味不仅表现在阶级、性别或种族背景上，而且形成并潜在地破坏，扩展和加强这些认同来源。Thornton的研究则展示了俱乐部的社交世界中围绕“流行”和“地下”音乐之间的深层次划分。俱乐部的“潮流”是通过内部群体的知识标签和流派、正确的着装和参加俱乐部来界定的，作为内行，使用（而不是过度使用）流行的俚语、看上去你生来就会最新的舞蹈（类似于我们所说的最in的人）。她从“文化资本”中提出“亚文化资本”概念，俱乐部成员将他们这种文化作为一种武器来表达对低阶层女性俗气和模仿的厌恶。虽然社会阶层比年龄和性别类别更灵活，但亚文化资本仍然根据社会差异的逻辑运作。
布迪厄的概念工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框架去理解权力和不平等在音乐分类核心地位，发展到现在，他的观点也开始受到质疑：首先，布迪厄关于社会分层和音乐消费的观点是否在今天还能站的住脚？其次，布迪厄的观点是否足够解释我们与音乐形式互动的具体方式，以及音乐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存在和我们与之连接的意义？如果布迪厄不能够解释当前现状，是否有其他的研究视角，又会从理论和实证上把我们带向何方？
对布迪厄的挑战
对布迪厄观点最重要的挑战来自于美国社会学家Richard A. Peterson提出的“文化杂食论”。Peterson认为，当代社会的品味制度已经从精英与大众文化的二元对立转变为以开放为特征文化产品多样化的情况。一些消费者不在将自己的品味限制在精英形式内，参与一些异质性的文化实践并从中获得声望。社会分层和品味变量之间隐含着一套更为松散的联系。
杂食意味着接受一切吗？Peterson谨慎地指出，杂食并不意味着对区隔漠不关心，而是杂食的出现可能意味着符号界限新规则的形成。在他们的研究中，一些高级职业群体更喜欢较为低级的音乐流派而非戏剧，高阶层的人群可能在音乐品味的包容度上更强。当前音乐的杂食趋势越来越明显，人们对于整体音乐风格的选择也会更加开放。随着人们接触音乐的方式变得多种多样，人们听什么样的音乐有时也是偶然、临时的因素导致的。
超出布迪厄之外
对于一些社会学家来说，仅仅根据人们的出身来判断音乐品味是远远不够的，并且这不是问题的关键，调查往往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人们喜欢音乐，在日常生活中音乐的使用和意义又是如何？
Tia DeNora认为，社会学家把音乐的属性抛弃了，忽视了音乐如何触发我们的记忆和唤起我们情绪的方式。流动的日常生活中，音乐给予我们“铿锵有力的内心生活”，作用在我们的现象世界，为我们的爱、欲望和感受赋予色彩。如果我们将社会学分析立足于当下音乐使用的当下情境，我们才能够正确地识别音乐的力量。对于Hennion来说，音乐品位不是一种属性而是一项活动，是一组时时刻刻展开的感官和生理上的动态参与。我们的品味不是来自于外部的区隔机制而是在“身体的愉悦”和“享乐”中获得的。
魔岩三杰
结论
三十多年以来，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概念和观点对音乐消费社会学无论是实证还是理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音乐在构建我们社会身份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虽然布迪厄观念受到质疑，他的观点依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音乐偏好是如何反映和再生产社会阶层不平等。在对布迪厄的挑战和其他相关研究中，同样能够看到他的影响。从新近的变化中，我们看到从固定的阶层与品味对应模式，到文化杂食，是否体现出了社会扁平化趋势呢？当前社会，无论是音乐、电影甚至是学科知识都能够通过网络渠道习得，这对社会分层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当社会成员从大致相同的渠道接受差不多的信息，文化上的区隔是否会消失？这些话题都非常有趣，值得我们后来的学者进一步研究。
Up&up by Coldplay
文章来源：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