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年纪》是南宋人王益之的著作，用编年体重新编写了西汉一代的历史。说来惭愧，作为一个曾经的秦汉史研究者，我过去未曾深入研读过这本书。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了此书的整理本，我有机会翻阅了此书的部分内容，认为这是一部长期被研究者忽视的图书，有它的独特价值，故愿意在此作一番推荐。
我们知道，自北宋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开始，不仅编年体史书有复兴之势，连带地也带动了对古代历史包括汉史的研究，出现了一批精于汉史的学者，如刘敞、刘攽、刘奉世、吴仁杰、胡寅、吕祖谦，直到宋末的王应麟。钱文子的《补汉兵志》，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东汉会要》，都产生于南宋时期。而且以司马光的《通鉴考异》为标志，宋人的汉史著作具有考证质实的特点，有批判精神，这与宋人在经学研究上的怀疑精神一脉相承。除了专门的汉史著作，在宋人大量的笔记和考史著作中，涉及到汉史的也很多，如洪迈的《容斋随笔》、叶适的《习学记言》、叶大庆的《考古质疑》等，可资我们取鉴的地方也不少。王益之的《西汉年纪》三十卷，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文献资料显示，除本书外，王益之还撰有《汉官总录》十卷，《职源》五十卷，可以判断作者对汉史和历代官志应该有精深的研究。
《永乐大典》书影，残本约400册散落在8个国家和地区的30个单位，其中222册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今存所见最早的《西汉年纪》，是清代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内容有残缺。根据王益之的自序，原书内容包括三部分：除了以《史记》《汉书》、荀悦《汉纪》和司马光《通鉴》为基础，排比错综，按年编史的正文主体外，还有《考异》十卷，专门订正考辨各种记载歧互之处；《鉴论》若干卷，辑集诸儒之史论和评议。可惜《鉴论》已经失传，《考异》则已散入《年纪》的各卷史事之下。拿《西汉年纪》与《资治通鉴》作个比较。《通鉴》294卷，《考异》30卷，篇幅约为十比一；《西汉年纪》30卷，《考异》10卷，比例为三比一。《考异》的内容广泛涉及史实系年、职官废置、地名演变、人物事迹、文字讹误等，无疑是《西汉年纪》的亮点和精华所在。四库馆臣在辑录本书时偶下按语，对《年纪》内容或《考异》进行评点或提出不同看法，也值得玩味。
我翻阅了本书卷十至卷十七的汉武帝部分，篇幅为30卷中的8卷，有一些感触和认识，管窥蠡测，在此分享一下此书的价值。
一、作者对其当时所能见到的西汉史料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网罗。例如关于河间献王刘德，《史》《汉》的记载零散且有缺漏。《西汉年纪》是这样记载的：
（元光）五年冬十月，河间王德来朝。（《史记·年表》）德有雅材，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对三雍宫，文约指明。帝色然难之，谓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则纵酒听乐。（《汉名臣奏》所载杜业奏。）春正月，薨。（《本纪》《考异》曰：帝语班、马不载，而见《名臣奏》。盖河间王，栗姬子，太子荣同母弟也。荣废而武帝立，固已不能无疑于栗氏子矣。况德贤明如此，而属又称兄，此帝之所以尤不能无忌也。德知其意，归而纵酒，曾未三月，而继之以死，盖等死也。当时之事势如此，而史氏不载，幸其轶见于他说，故后世得商其情焉。以是推之，史所讳晦因以湮没而不传者，亦何可胜数，岂独此哉！岂独此哉！）
《年纪》综合年表、本纪、列传的记载，把河间献王来朝的时间和始末经过交待得非常清楚，尤其是据《汉名臣奏》补入武帝对刘德说的话，推想当时情景，岂不令人心胆俱裂！《考异》揭示出其中的隐情，也让我们知道了河间献王真正的死因。它补入的这条材料，是值得读者特别予以关注的。
二、本书对史料的时间考定非常审慎。如《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志》记载的如下一段著名的材料：“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作为纪传体史书，不大会有人计较这条材料所记载的准确年份，但如果要编年，这条材料搁在哪一年比较好？《考异》是这样说的：“此段见《平准书》，而《通鉴》载于景帝后三年。按，《平准书》云：‘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正谓武帝初年，非景帝也。自汉兴之初至后三年，才六十六年，谓之七十余年，于义未安。盖武帝承文景涵养之余，又窦太后在上，帝犹知有所畏，未敢肆行，民享安静之福，故当时富盛如此。至建元四年，汉兴已七十载，又二年而窦太后崩。是后纷纷多事，汉家至此遂一变矣。太史公谓‘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盖深有感焉。今附于窦太后未崩之前一年。”这段《考异》从几个角度立论，有年份的推算，有对当时政治环境的分析，是不是很有说服力？
上图为《史记》（全十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左图为《汉书》，中华经典藏书系列（升级版）
再比如著名的董仲舒举贤良对策，到底发生在哪一年？古今学者可谓聚讼纷纭。本书《考异》对此有详细的分析辨正，长达800多字，最后是依从《汉书》本纪、荀氏《汉纪》，将此事载于元光元年。退一步说，即使你不同意本书的观点，也不能忽视它的论据和论证过程，并惊叹于作者的心细如发，分析的鞭辟入里，其内容对今日的研究仍有参考意义。
三、本书对职官设置时间的考辨、不同记载的取舍，极其严谨，颇有可采之处。兹举二例：
关于汉武帝太初元年更改官制，《考异》对“太卜”一职作出如下辨析：
《史记·日者列传》云“太卜之起由汉兴而有”，而《汉书·百官表》云“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太卜”。二史不同如此。考《史记·龟策传》云“高祖时，因秦太卜官。至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数年之间，太卜大集”。又，《郊祀志》亦有鸡卜。以此推之，太卜之官汉初已有之矣，特增置自武帝始，非汉初无此官至是始置也。今改“初”字作“增”字。
这是《考异》对正文“增置太卜学士”一条所作的补充说明，该条的文献来源是《百官表》和《六典注》，但作者并未简单抄写原书，而是在详细考辨的基础上，才改“初置”为“增置”。
关于元鼎中神马生渥洼水中一事，《年纪》采用了《汉书·武帝纪》的记载，而在《考异》中对《史记·乐书》的记载予以驳斥。《乐书》记载了中尉汲黯对武帝作《天马歌》的进言，以及丞相公孙弘的反驳之词，而《考异》认为这些记载与史实不合。“公孙弘以元狩二年薨，汲黯以元狩三年免右内史，皆在得马之前。又黯未尝为中尉，必是《乐书》差误，今不取。”时间前后颠倒，官职错误，都是《史记·乐书》的硬伤。
当然，《年纪》在考辨史实的过程中难免也有疏忽，或顾此失彼，未能把有关矛盾和问题彻底解决。如关于浞野侯赵破奴自匈奴亡归的年份，《考异》综合了《武帝纪》《匈奴传》《侯表》《赵破奴传》等记载，确认赵破奴被匈奴活捉是在太初二年，居匈奴中十年始归，则回归之年当在太始三年。而《通鉴》把“赵破奴自匈奴亡归”系于天汉元年，而这一年上距太初二年才有四年时间，这与《匈奴传》和荀悦《汉纪》的说法不是矛盾了吗？随后《考异》引李陵军败事，军吏的言辞中已经提到天子善待自匈奴亡归的赵破奴，则破奴之归定在李陵军败之前。李陵军败在天汉二年，那么《通鉴》把“赵破奴自匈奴亡归”系于李陵军败的前一年，似乎又是合理的，所以《年纪》也把这件事系于天汉元年，从《通鉴》。可是还有疑问没有解决，就是《赵破奴传》和荀悦《汉纪》“居匈奴中十岁”或“十余岁”的记载，是否确实有误？似乎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这为后人继续追问、持续探索留下了空间。
西汉金饼、马蹄金（摄于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首都博物馆，2016年4月）
四、本书对相关史学文献的整理极有参考价值。前文已经提到，本书的《考异》引用了大量文献，包括同一部史书之内，纪、传、表、志互相比对，发现了不少矛盾和歧异之处，精彩纷呈。现在校勘古籍常用的几种方法，所谓对校、本校、他校、理校，《西汉年纪》的作者王益之已经使用得非常熟练。而由于过去我们对这本书的忽视，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所以本书已经指出的史书中的一些史实或文字错谬，现代的整理本仍在沿袭，包括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相信随着“二十四史”修订工程的开展和史学研究者扩充史料来源的现实需求，本书的价值将逐渐被人们认识到。
最后说一下，本书的阅读价值也是很高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历史的内容原本丰富多彩，需要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去看。就纪传体和编年体史书来说，也是各有优长。“纪传存一人之始末，论人物者有考焉；编年著一代之升降，观治乱者有稽焉”（《西汉年纪序》），不可偏废。看《史记》《汉书》看多了，换个方式，拿《西汉年纪》一年一年地这么看下来，时不时会给人点儿小刺激，很有新鲜感——有时把不同的细节勾连起来，才发现原来甲和乙是这个关系，某事和某事的前后因果是这样的，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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