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爽，河北承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社会人类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专项研究项目“历史经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研究”（20VMZ001）；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问题研究”（2019ZDGH017）
【摘要】燕山走廊是以燕山山脉为核心的人文交通区域，位于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的交会处，主要由东路的卢龙—无终走廊和中路的御道走廊组成。该走廊基于客观的地理条件，以军事开发与政治管理为充分条件，以民族交往与文化交融为必要条件，其形成揭示了中华民族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逻辑。虽然这一区域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已然完成了从“中间圈”到“核心圈”的转变，但仍然保持着“一体”样貌之下的“多元”实质。对燕山走廊的研究，有助于增进对中国社会整体性与各民族文化交融的理解。
【关键词】燕山走廊；卢龙—无终走廊；御道走廊；民族交融；文化逻辑
作为人类社会生活和民族交融史迹的重要组成部分，道路交通是人们衣、食、住、行最基本的载体之一。随着一些促进民族与文化互通往来的地理单元的固定化，人文交通逐渐形成，这些特殊的地理环境不仅孕育了人类文明，也为文明之间的流动与沟通提供了可能。当前，民族学、人类学关于民族走廊促进民族交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西北走廊和辽西走廊等历史地理区域。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针对民族研究基本走向问题提出，按照“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地区”进行研究，总体研究框架包括依地形、方位而划定的民族地区和“走廊”类型。这样的区域是指历史上由于处于一个大致相同的地理环境而形成的有着大体相似的民族面貌、文化传统与社会类型，并且各民族之间存在密切渊源联系的民族区域。1982年，费先生又有了更为细致的论述：“一条西北走廊，一条藏彝走廊，一条南岭走廊，还有一个地区包括东北几省……我们需要一个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观念，看中国民族大家庭里的各个成分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从费先生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东北作为他所提出的走廊类型之一，并未形成固定的走廊概念。从交通地理来看，东蒙古、东北地区通往中原地带的通道除了辽西走廊之外，还有分布在燕山山脉之内的一些早于辽西傍海通道的通道。这些通道依河道沟谷、山麓盆地而建，既将燕山以北的广袤草原、东北平原与华北平原衔接起来，又将燕山内部的各个山间小盆地串通起来，发挥着会聚人口、商贸往来、促进文化交融的重要功能。在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背景下，开展对燕山走廊的研究，有助于增进对中华各民族共同性和差异性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解。
一、燕山走廊的交通地理概况
从地理版图来看，草原民族南下中原腹地有西、中、东三个方向的通道。其中，东部的一条南北通道是沿大兴安岭西侧的锡林郭勒草原东缘穿过燕山山脉而进入华北平原。这条通道既有从大兴安岭山脉流下的河水，也有山脉与高原衔接的草原，因此，通行条件相对较好。这条南向通道唯一的阻挡是东西横亘的燕山山脉。燕山走廊以燕山命名。从地理环境来看，燕山位于蒙古高原、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的连接部，处于河北、内蒙古、辽宁三省区的交界处。燕山以潮河为界划分为东、西两段，东段以低山丘陵为主，海拔多在1千米以下；西段以中低山地为主，海拔多在1千米以上。燕山山脉北接蒙古高原，南临华北平原，北麓较缓、南麓陡峭。穿越燕山的河流以滦河和潮河水系为主，河流多与山脉走向相切，使得山地内形成南北走向的沟谷孔道。围绕这些孔道也形成了一些重要关隘，例如，滦河在进入华北平原处形成喜峰口，潮河切割山脉形成古北口等。古代人修路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依山脉走向、傍河谷两岸，因此，滦河、潮河及其支流水系的河谷便成为进出燕山、沟通东蒙古与华北等地的天然通道。由于燕山东段多低山丘陵，穿越山脉的走廊多集中于中段与东段，方向主要有东北和正北两条。
东北方向的廊道以卢龙—无终走廊为主，大致开发于西周时期，包括平冈道、卢龙道、无终道。这些通道的起点在原属燕国的渔阳（今密云区）、无终（今天津蓟州区）境内，它们通过燕南的各隘口后，越往北走越趋于重合。平冈道从今密云境内古渔阳郡治所在地出发，往东北走，出古北口，过今滦平县城、承德市区，在今平泉市与从卢龙塞（今喜峰口）出发、沿暴河溯源而上的卢龙道会合，再往北沿老哈河河道直到赤峰，出燕山山脉。无终道则从无终县治出发，过滦河，在冷口、刘家口沿青龙河北上，进入大凌河河道，过平冈（今辽宁凌源西南）往东北出燕山山脉，进入辽河平原。辽代，朝廷为沟通南京析津府（今北京）、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内）与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南），修筑了一条官方驿路。该驿路出古北口后，过德胜岭（今滦平大十八盘），经新馆（今滦平平坊）、偏岭，到卧如来馆（今滦平喇嘛洞南岭），再过柳河馆（今滦平红旗）、渡云岭（今隆化荞麦梁）、打造馆（今隆化韩麻营）、会仙馆（今隆化于家店东沟）、牛仙馆（今承德头沟大地）、鹿峡馆（今承德县东山咀）、铁浆馆（今平泉罗杖子）、长兴馆（今宁城县一肯中），而到达中京和上京[7]。同时，还有一条驿路从喜峰口出发，经孟子岭、宽城县，进入平泉，两条路在铁浆馆会合。这条辽代驿路历经金、元、明、清而不废，清代出古北口的御道基本与该驿路重合。
中段的御道走廊由辽代驿路与新修线路组合而成。康熙十六年至二十年（1677—1681），为了稳定蒙古政局，皇帝多次出喜峰口北巡。其间，翁牛特部、喀喇沁部等蒙古王公贡献牧场，用于皇室围猎秋狝，康熙下令圈建木兰围场。建成后，康熙多次到坝上草原秋闱，于沿线开辟御道、建立行宫，但所走路线并不固定，包括东路从喜峰口出关、中路从古北口出关、西路从张家口或独石口出关[7]三条道路。其中，从古北口到木兰围场的口外御道最为常用和重要。御道出古北口后分为南线与北线，北线多与辽代旧驿路重合，即从古北口沿驿路到达博洛河屯（今隆化县治），再北上木兰围场；南线则是随着避暑山庄的修建而开辟的新路。新线路出古北口后经巴克什营转东行，沿潮河支流古城川至两间房，再北行至常山峪，折向东行，经三家营至桦榆沟、喀喇河屯（今承德市滦河镇），向东越过广仁岭，到达避暑山庄，再往北过博洛河屯、张三营、木兰围场到坝上草原为止。南、北线大体平行，平均间距约30公里。康熙四十年后，御道逐渐以南线为主。在这条路上，清廷修建了诸多的驻跸行宫，供皇室成员及随行官员使用，其中以喀喇河屯行宫和避暑山庄（热河行宫）最为重要。避暑山庄的修建直接推动了以热河行宫为中心的商贸往来、民族互动与交通发展，特别是热河行宫被确定为清朝夏都后，满族、蒙古族、汉族、回族等各民族人口大量迁徙至此。因此，木兰秋狝的交通线路对燕山地区的交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至今，这一区域的主要公路与清代御道基本吻合，可以说是在御道基础上形成的。总之，东北的少数民族多从东北向的卢龙—无终走廊进入中原，而东蒙古的少数民族则多从正北向的御道走廊进入中原。
二、燕山走廊的民族交融过程
燕山走廊为北方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广阔的地理空间，是各民族往来互动的基础平台，但这一空间只能作为民族融合的必要条件，军事上的道路开发与政治上的行政管理内陆化为区域内民族交融提供了充分条件。
（一）军事征战中的道路开发
新石器晚期，燕山山脉凭借良好的自然区位优势和生态地理环境，会聚了诸多人群到此繁衍生息。燕山区域内著名的考古遗址有兴隆洼遗址、红山遗址和夏家店遗址。考古学家对这一区域的物质文化研究往往与古文献记载的活动在东北亚的一些族群名称相联系，如赤峰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有燕亳、孤竹、先燕等，后来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又出现了东胡、山戎等。燕山区域的原始部落在距今6 000年前后属于红山文化区，其中聚居在赤峰地区的山戎诸部落以原始定居农业为主，兼有畜牧、渔猎的经济生活方式。随着距今5 000年的生态环境变化，山戎从定居农业逐渐改为游牧业，并不断向燕山南麓移动。
西周初年，武王封召公奭于今燕山以南北京房山等地，定国号燕，以防范北方山戎等部落。随着燕前期的扩张，燕侯土地扩张到整个燕山地区，开始对燕山内部人群进行统领与征战。公元前750—公元前663年，山戎病燕与齐桓公北伐山戎是发生在这一区域的重大军事事件，也是周代华夏与北方民族争夺生存空间与资源被记录的典型事件。《管子·大匡》记载了齐桓公北伐的进军路线，“桓公乃北伐令支，下凫之山，斩孤竹，遇山戎”。令支位于今冀东迁安一带；凫之山一般被认为是碣石山，位于今山海关一带；孤竹则被考证为辽西一带；山戎则在赤峰宁城一带。这些族群和地名均分布在以燕山东段为核心的辽西傍海走廊区域，为燕山走廊卢龙—平冈—无终廊道的开辟提供了便利。
汉末，曹操北征乌桓也发生于燕山境内。他听从田畴的建议，从西卢龙塞（今喜峰口西十余里的潘家口关）出发，经白檀（今承德宽城药王庙古城）绕行到平冈，再从平冈往东直进柳城。此次进军过程再次疏浚了燕山内的古代交通，拓宽了由渔阳、无终至辽西、右北平的交通。辽代，朝廷建立五京，实行四时捺钵制，开通了境内的多条道路。随着辽宋驿路的开辟，卢龙—平冈道成为沟通北宋与辽南京、中京、上京的重要通道，为后来金、元两代的交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元时，世祖建都大都（今北京市区），实行大都至上都（今内蒙古锡盟正蓝旗）的两都巡幸制。两都间的道路有四条，即西路、驿路与辇路，以绕行燕山西麓为主；东路则与辽代驿路部分叠合，即从大都过顺州（今顺义）、檀州（今密云）出古北口而至宜兴州（今滦平小城子），往西北沿闪电河溯源，过东凉亭（今内蒙古多伦县北），至上都。明初，朱棣对北元的征伐维护了燕山境内的交通道路。永乐时期，朝廷将长城以外划给蒙古朵颜卫放牧，燕山境内成为草原游牧区，原来的交通道路渐衰。
清康熙二十九年，清廷与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交战于今内蒙古赤峰境内的乌兰布通。清军的行进路线分为两条：一是由裕亲王福全为首的左路军，由东直门途经古北口、鞍匠屯（今滦平县城）、博洛河屯（又名皇姑屯）、坡赖村，沿伊逊河至木兰围场、科勒，开赴巴林；二是由恭亲王常宁为首的右路军，出京过喜峰口，至鞍匠屯（今承德县安匠）、兴州（今承德滦平县小城子），顺滦河上游，至正蓝旗察哈尔，与福全军会师。清军出行前，朝廷命人在行军沿线设置军台站，整修驿传，负责蒙古地区与朝廷的邮政通信、物资转运与人员往来等军政服务。此战前后，康熙多次从以上两条路线北巡，逐渐开辟了古北口、张家口等中、西段御道，以便秋狝和经略蒙古各部。这些行动极大地促进了燕山区域内的交通发展与人员流动，拓宽了通道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
（二）行政管理的内陆化
除了军事征战而开辟走廊通道外，历代朝廷还在燕山地区设置行政单位，以维系对这一区域的行政治理。西周初年，燕国于此区域置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秦汉大致以旧制设郡县；魏晋隋唐时，乌桓、鲜卑、库莫奚、霫、契丹、突厥等族互相征伐、融居于此；辽廷归析津府与大定府等管辖；金归北京路大定府等；元归上都路、大都路、大宁路等；明初归北平行都指挥使司各卫，永乐年间划归蒙古朵颜卫统辖。历史上，燕山地区属于北方民族政权与中央拉锯的交错区域，在管理上也是“居”与“游”不断变换，但奠定现代行政的区划则要追溯到清朝。
清代的燕山绝大部分在热河境内，清政府对这一区域采取分而治之、诸制并举的治理策略。康熙四十年，皇帝下旨修建喀喇河屯行宫，便于蒙古王公到此与皇帝会晤。四十二年，康熙在热河上营处兴建热河行宫，即避暑山庄，以便于定期北巡秋狝驻跸、接见少数民族领袖。翌年，康熙设热河总管，归内务府，主管热河行宫、寺庙等事务，并挟制管理卓索图盟和昭乌达盟的蒙、汉边民事务。四十八年，清帝将喀喇河屯的绿旗河屯营守备移驻热河，掌管镇守、捕盗等事。雍正元年（1723）十月，朝廷增置“热河理事同知”，设热河直隶厅，以同知专理卓索图和昭乌达所属蒙、汉民众纠纷事务；翌年，又设热河驻防总管，管理热河军务。自雍正元年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热河地区共设置了七个厅。其间，雍正十一年，清帝取“承受先祖德泽”之意，改热河厅为承德直隶州，以知州专理辖区事务，但不领县。乾隆三年，增设热河副都统。鉴于热河地区的武官有副都统、总管、副将等三品以上大员，文官不过知州、同知以下五品，文武官职品级悬殊，不利于统一政务，乾隆五年，清廷增设热河道，使热河军政权力集于一处。
乾隆四十三年，为加强对境内事务的管理，清廷对热河地区再次进行行政改划，将七厅统一改为府（州）县。热河厅升为承德府，喀喇河屯厅改为滦平县，塔子沟改为建昌县，三座塔改为朝阳县，乌兰哈达改为赤峰县。嘉庆十五年（1810），改设热河都统，总理军政事务，辖承德府、昭乌达盟和卓索图盟，承德为都统署治所在地。道光七年（1827）后，热河文武官员均属都统署管辖，官职级别与朝廷外派的总督、巡抚相同。光绪二年（1876），朝廷在围场设同知，置围场厅；二十九年，升朝阳县为府，划建昌县属朝阳府；三十四年，升赤峰县为赤峰直隶州。宣统元年（1909），于唐三营等地设隆化县。由此，热河地区形成以热河都统、热河道为核心，八旗驻防、绿营、盟旗和府、厅、州、县相结合为基础的行政体系。清代热河境内的行政区划经历了从边疆地区到内陆政区、从怀柔政区到高级政区的发展过程，并为民国初年设置热河特别区与热河省奠定了行政基础。
总之，从道厅制到府州县制的行政区划变革表明，该地区经过一百多年的移民迁徙与边境开发，社会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致清朝必须使用“核心文化”以治理、教化长城边外的各族民众。
（三）区域内的民族交往交融
围绕军事行动的道路开辟与行政管理的内陆制度化，不同朝代在这些道路沿线设置驿站、卫所、营汛等军事、交通设施以及行宫、寺庙、学校等皇家与官方建筑。这些设施和建筑多建于地势开阔的山区盆地、河流沿岸或交会的平地以及河流出山的冲积扇上，它们既为内陆与边疆地区的交通联络提供了便利，也成为内陆加强对边疆地区行政管理的重要支点，而且还是燕山区域不同民族迁徙会聚、进行农业生产与市场交换的重要地点。到口外、关外谋生的移民逐渐定居在这些军事设施和宫廷建筑周围，从事农牧业生产，这些定居点随着社会变迁逐渐成为燕山区域内的城镇、乡村，促进了燕山区域内的民族交融与文明内化。
历史上，活跃在燕山区域的民族众多。纵向来看，自先秦时期至清朝，起源或生活于燕山区域的民族（部落）主要包括红山文化时期的先民，商周时期的孤竹、山戎、东胡等，秦汉魏晋时期的乌桓、匈奴、鲜卑等，隋唐辽金时期的契丹、奚、靺鞨等，元明清时期的蒙古、满、回等。这些族属称谓多为他称，说明该地的族群已经出现内部整合。在不同时期，这些民族通过燕山的广阔空间或南下或北上，与华夏民族、北方游牧民族往来，或在燕山内部互通。借助燕山的多样性地貌与多层次空间，这些不同民族得以在生计方式上互相学习，增进了彼此的代际叠合与文化交融，直接推动了燕山各民族的交融。
得益于燕山山脉的地理位置，燕山境内的军事行为促进了该区域交通线路、据点的形成，由军事地理扩展而出的行政规划为民族文化交融提供了充分条件。总之，燕山走廊这一地理空间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互动平台，不同民族以自身的文化特征、历史习性熔铸着燕山走廊的文化样貌。由地理基础发展而来的军事开发到政治管理再到民族交融，揭示了中华民族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政治文化逻辑。
三、燕山走廊民族交融的文化逻辑
任何民族的生息繁衍都需要具体的生存空间，一个民族的生存格局往往反映着其所处地理的生态结构。分布于“华夏边缘”的民族走廊在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为区域内不同民族的互动往来与文化传承提供了客观基础，也有力地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改游牧为主要生计方式的山戎诸部落逐渐向南发展，各民族开始在矛盾斗争和政治权衡中交流互动。虽然这一过程并非和平交流，但随着不同部落、民族之间的互相讨伐、共同生活与彼此学习，人们的生活习性与社会状况日趋一致，促进了经济上的互惠流通和文化上的互动交融。
处于同一地理空间的各民族交往是在现实生活中不断积累的，但这样的生活积累并不一定促进文化的一体化。历史上，诸多部落、民族先后在燕山区域活动、迁徙，这一区域的历史印迹逐渐以一种内在多样性的整体面貌呈现出来。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东北地区考察时指出，中国政府曾鼓励移民充实东北和蒙古地区，但汉人并没有把他们的经济制度带到外面去发展，而是只在东北南部及中部使当地满族、蒙古族与汉族融为一体，致使东北南部的“汉边”不再像一个特殊的边疆地区，而像是中国内陆的一部分。就当时情境来说，虽然在短时间内，人们在迁入地的生计方式与社会生活方式不会改变，并且移民观念中的思维也会对迁入地与迁出地有所区分，但随着社会生活的逐步展开，制度性的举措会改变人们的观念与行为，边缘地区也会逐渐中心化。
总的来说，一个民族的形成需要复杂的现实条件，其中，政治、经济、社会与文教等多维制度因素的并接是促成共同体化的内在机制。它不同于国家政治中平等或压迫的政策与观念的维度，而是属于建构和维护客观的社会秩序与行为规范的维度。正是这些举措构建起以政治秩序作为充分条件的“一体”的基础，使该地的人口流动随着国家政治变革与军事行动起伏变动。基于此，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才能兼顾多样性与一体性。无论是政治单位还是军事单位，都是地方民族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生活中互相依赖的各类单位往往又会受到自然、历史和社会条件的限制。在多民族交错区域，一体民族观的形成必定存在着作为充分条件的政治因素与作为必要条件的经济、文化、地理等因素，国家一体化的制度也因多元文化的存在而凝聚力愈强。
四、燕山走廊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燕山走廊所在区域是游牧文化、农耕文化与狩猎文化的交错区域。平原地区的民族与文化交流虽易于一致，但也更早地湮没了文化多样性。山区虽有阻隔，但其保持的多元文化为人文社会的交流提供了动力势能，使燕山走廊在中原民族与北方、东北民族的相互进退中，形成了独特的走廊文化。也正是这一特殊地理单元的存在，使民族之间的迁徙、流动与交融成为可能。由此，燕山走廊研究具有以下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其一，有助于增进对中国社会整体性的理解。这一区域不仅是理解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及中国疆域历史过程的典型，也是论证中国“国家—民族”关系理论的重要实践场域。费孝通先生论述民族研究的着力点不仅在于“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地区”，更是以此来理解中国社会整体。在他看来，除了要关注民族边界地区的内部问题，更要关注多民族的结合地带，进而挖掘其特殊的历史地理内涵。燕山走廊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地区”，其宏观意义在于将中原的农耕文明与塞外的游牧文明既分割开来又衔接起来，而在微观上，这一区域内存在诸多民族交融和谐的典范村落，它们成为深入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证。因此，对燕山走廊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整体性的分析框架，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帮助我们规划了民族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即宏观民族地区的调查与微型社区研究相结合。
其二，有助于加强对各民族交融过程的分析。人类学家王崧兴正是看到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动关系，进而主张从文明的中心与周边关系来进行理论升华，即“我看你”与“你看我”的融合。他关注汉族周边民族的社会与文化，这个周边不仅指民族地区，也涵盖了历史与空间的维度。燕山区域的汉族聚居区相对于中原而言是周边，但它相对于该区域内的少数民族而言却属于内部中心，这种“周边”与“中心”的对应关系是变动的。可以说，不存在超越一切社会条件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燕山区域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同层次的民族构成都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因此，少数民族研究离不开汉族，汉族研究也离不开少数民族，无论从中原的北部边疆，还是从东北的西南边疆，均是观照其社会内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种路径。
总之，民族走廊区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活态历史博物馆，研究民族走廊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增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路径。目前，虽然燕山走廊在社会发展中已然完成了从“中间圈”到“核心圈”的转变，但诸多文化遗留物仍在指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心态习俗，这也使得中国社会保持着“一体”样貌之下的“多元”实质。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这样的整体社会结构、多元文化结构以及共同心态结构将助推社会整合与文化认同。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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