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17日，正在出版社值班的我，看见了红卫兄转发公众号《体育学评论》上的《奥林匹克与中国的第一次》一文，该文作者为中国台湾学者徐元民、许立宏先生。带着一种喜悦的心情，我很快地通读了全文，收获良多。其中的精彩之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此不赘述（详见公众号《体育学评论》2020年2月17日文）。
两位先生在文中解开了我多年的疑惑之处，即关于1924年中国网球选手是否出席了巴黎奥运会的问题（参见拙著《近代中国的奥运记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两位先生用功之勤，对问题追溯能力之强，值得吾辈后学学习。
然就文中的若干问题，尚有疑问之处若干，不揣谫陋，特撰此文，求教徐元民、许立宏两位先生及海内外体育史方家。行文不妥之处，敬请各位师友海涵。
1.《奥林匹克与中国的第一次》一文（以下简称“徐、许文”，措辞有所冒犯，尚祈两位先生见谅！）中，关于奥委会档案室收藏与中国奥委会第一封信的名称问题，“中国业余体育联合会”似为“中华全国业余运动联合会”，该会中止于1924年。而该信邮寄时间为1935年，此时，中国的奥委会应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是否为当年印刷较多而为节约起见，该组织仍使用11年前的信函？抑或是英文名称没有修订？还是翻译上的问题？
2.“徐、许文”在提及第一次在中国公开演讲奥运赛事问题时，提及1907年1月24日，张伯苓于天津第五届联合运会开幕典礼致辞问题。汤著原文应为1907年10月24日，估计是两位作者的笔误。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于2008年曾经做过一次考证，附录于下，供学界同仁批评：“1907年10月19日，作为南开学校校长的张伯苓，为参加天津第五届校际运动会取得优胜成绩的队员颁奖。”这是英文版的《京津泰晤士报》的报道，笔者当年的考证过程为，如果张伯苓在第五届联合运动会上发表了演讲，时间当为10月19日，而非10月24日。不知汤著是否有原始的参考文献？
3. “徐、许文”关于第一次在中国公开展示奥运相片问题，指出，汤著以为“以幻灯片介绍1908年伦敦奥运会实况”。
关于这个问题，较为复杂，尚需进一步考证。在拙著中，笔者指出，有人说，1908年放映的幻灯片反映的是伦敦奥运会的场景，并将伦敦奥运会的各种比赛趣闻嫁接到幻灯片中。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
在当年中文报纸的报道中，提及本次放映幻灯片，是这样描述的：“由饶伯森先生用返光镜演射万国运动大会电影，由费君章云皋译讲，该会四年一次聚于希腊都城雅典，二年一次轮聚各国京都，本年大会系聚于伦敦。”（《体育特别演说会》，《星期报》1908年10月31日。）在这段中文描述中，并没有提及这次放映幻灯片的所反映的是否为伦敦奥运会。而一则英文的报道吸引了笔者的注意，这段英文的报道明确指出，在举行运动会颁奖典礼的当天，第一个项目就是由饶伯森播放伦敦奥运会的幻灯片。（“Presentation of Trpohis”，“ Tiensin Young Men”1908-10-31.）
从时间上看，1908年伦敦奥运会是在7月13日正式开幕的，直到10月31日才结束。而据美国人饶伯森说，这些幻灯片是从外洋运来的，按照当时的运输条件，这些幻灯片至少要在海上飘荡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从10月23日开始倒计时，最晚9月23日，这些幻灯片已经开始启运。而实际上，饶伯森反映幻灯片的消息在天津青年会内部报道中，已经提前一个星期出现，也就是说，在10月16日以前，这些幻灯片就已经登陆天津。那么，显然幻灯片从大洋彼岸启运的时间还要早。应该在8月底左右运出，加上幻灯片的制作时间和拍摄时间等等，7月13日开始的伦敦奥运会，是否已经制作成幻灯片？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而此前刊登在《大公报》上的新闻说：“法界中国青年会饶君新由外洋运来返光镜，定于今晚七句钟，演照万国运动大会各种情形。”（《电影演说》，《大公报》1908年10月24日。）这则新闻与刊登在《星期报》上的消息可以互为佐证，1908年确实放映过反映奥运会内容的幻灯片，但这条消息却没有说明放映的是哪届奥运会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新由外洋运来返光镜”这句话点明了饶伯森播放幻灯片应该是随着幻灯播放机共同运来的，那么，饶伯森是从哪个国家输入的幻灯机呢？《星期报》上还刊登着另外一篇消息，指出，饶伯森是从美国运来的幻灯机。如果当年播放了反映伦敦奥运会的幻灯片，从内容上看，只有可能是奥运会的开幕式和个别项目，无法播放全部伦敦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参见拙稿：《天津：近代中国奥运第一城》，《天津日报》2012年7月30日文史版。）看来，当年播放幻灯片的内容还有进一步考证的必要。
4.“徐、许文”中指出，国际奥委会的回复“1922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奥委会会议记录中，王正廷以委员身份代表中国出席了年会。”不知此年会有无具体举办时间？按照惯例，新当选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应该出席会议，但当时王正廷临危授命，于1922年3月3日担任“鲁案”善后督办。在当年的《大公报》和《申报》记载中，王正廷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出现在京、津、沪、鲁等地，并于当年12月同日本签订“鲁案协定”，较为成功地处理了巴黎和会留给中国的“难题”。12月11日，王正廷被黎元洪任命为代理国务总理兼外长，王正廷临时内阁至12月底结束。王正廷政务缠身，起码从《大公报》《申报》的报道中，没有看到王正廷出国的记录。笔者以为王正廷是否正式出席该届奥运会会议一事，尚待进一步查阅核实。
上述四个问题有些琐碎，不过笔者乐在其中。特借公号一角，与学界同仁分享。
作者简介：张博，1973年生，辽宁省葫芦岛市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员。现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社会兼职有：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分会委员，天津史学会理事，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丛书编委会副主任委员、副总主编。独著《天津老烧锅》（2007）、《近代中国的奥运记忆》（2008）、《晚清营口豆货贸易研究》（2016）、《天津商帮与近代新疆的经济开发》（2017）、《中国古代蹴鞠研究述要》（2020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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