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间谍活动的历史比战争还要悠久，但有计划地雇佣间谍和永久性情报服务直到1850年以后才出现。在19世纪技术和政治革命改变世界之前，领导人和指挥官为了传统目的和传统方式寻求情报:在和平时期，银行、保险公司和商人寻求信息以保护或扩大他们的投资;在战争中，侦察兵探听敌人，士兵和水手截获消息，审问囚犯，找到文件，派出间谍去了解敌人的实力和计划。就像棋手一样，外交官们寻求对手的战略和下一步行动的警告。国王和王子们为了保护他们的皇室和王国，派遣了间谍。
1500年到1800年是文艺复兴晚期到近代早期的过渡时期，从航海时代到燃煤蒸汽船时代。在1500年的西方，当君主和外交官雇佣间谍时，没有永久性的情报机构。到了1800年，当西方进入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时，战争在战术、武器、规划和武装力量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各国外交部也曾考虑过建立永久性情报部门的想法。
秘密间谍艺术在东方得到了更广泛的培养，有着悠久的历史，尤其是在印度和中国。例如，在印度莫卧尔帝国(1550年代至1750年)的鼎盛时期，皇帝在战争与和平时期都广泛使用情报机构。阿克巴尔(Akbar)、贾汉吉尔(Jahangir)、泰姬陵的缔造者沙贾汗(Shah Jahan)和奥朗泽布(Aurangzeb)等莫卧儿王朝的皇帝，通过由清道夫、乞丐、商人和苦行僧组成的网络，资助个人间谍团，他们举报阴谋和阴谋。
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及之后的16、17世纪奥斯曼帝国达到顶峰时，各种各样的发展促使人们更加重视智力。这些包括居住外交的开始，民族国家的形成，有记录官僚机构，海外帝国有国家贸易公司，国际保险公司的诞生，如伦敦劳合社，基督教内部以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宗教冲突，战争的现代化和工业化。所有这些都是相互竞争的大国感兴趣的。影响历史进程的情报的一个经典例子是1580年代和1590年代的英西冲突，当时国力较弱的伊丽莎白英格兰在腓力二世的统治下对抗了世界强国西班牙。伊丽莎白一世在国内外都有许多敌人，但幸运的是，她有几位聪明的国务卿，其中最著名的是游历广泛、受过良好教育的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他在苏格兰、法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和英格兰建立了间谍网络。
通过在西班牙宫廷安插间谍，沃尔辛厄姆得知有人密谋暗杀女王以及菲利普计划率领舰队入侵英格兰。来自佛罗伦萨城邦的大使乔瓦尼·菲戈里亚齐(Giovanni Figliazzi)是一位特别有帮助的记者间谍。英国的情报工作，尽管一些特工是业余的，另一些是奸诈的，而且间谍活动的资金也不充足，但比西班牙的情报工作要好。1588年，天意决定了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命运，当时一场在英吉利海峡的大风暴摧毁了西班牙舰队，并在其入侵部队登陆之前分散了他们。
当时的情报网络是短暂的，很少能在君主或其官员的任期内存活下来。然而，情报实践的发展至今仍在使用。一个是英国、法国、奥地利和其他欧洲国家用于间谍、贿赂和宣传的“秘密资金”的可用性。乔治·华盛顿在革命期间和担任总统期间，使用国会提供的秘密资金。另一个是建立专门的办公室或内阁(“黑室”)来拦截外国外交官和其他人的邮件。这样的“黑密室”包括密码分析(阅读密文)方面的专家，能够打开并恢复未被发现的邮件封条的技术人员，以及翻译外国语言的语言学家。早在16世纪后期，法国就开始在外交部和邮局开展这种活动。
红衣主教黎塞留(1586-1642)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三世的首席大臣，他对监视国内敌人和外国势力同样重视。黎塞留开创了保存国王臣民的警察档案的做法。在1639年围攻西班牙要塞时，法国人截获了敌人的信息，通过发送伪造的信息命令要塞投降，使西班牙人得以欺骗西班牙人。它做到了。
到1700年，法国人被认为是聪明的间谍头子。并非巧合的是，英语中的情报词汇主要来自法语，如reconnaissance、recnoiter、surveillance、spy和espionage。上世纪末，在法国大革命战争期间，强有力的法语新词“espionage”(间谍活动)进入英语。
无论真相如何领导的概念,法国艺术在这样的秘密(当然英国作家和特工,丹尼尔·笛福认为是这样),法国的间谍网络在法国扮演重要角色的努力超越其帝国竞争对手英国、欧洲政治主导,和建立一个海外帝国。
外交官从事间谍活动的最离奇的案例之一是法国士兵、剑客、外交官和间谍查尔斯·德昂骑士(1728-1810)，他的一半人生是男性，一半人生是女性。达昂为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执行了重要的外交任务，并且是所谓的“国王秘密”组织的成员，这是一个不为大多数法国政府所知的秘密组织。德昂成功的外交任务包括在英国和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俄国进行间谍活动。迪昂的有趣之处不仅在于他的性别问题，还在于他(她)被解职后，他(她)保存了一份关于法国入侵计划和他曾参与的秘密部队的秘密文件，并试图勒索国王让他复职。
伟大的普鲁士君主腓特烈大帝(1712 - 1786)在战役和战斗前煞费苦心地收集情报。他的经典军事著作论述了使用军事间谍的方法。他的军事间谍类型学灵感来自来之不易的经验、务实的意识和当前的法国间谍学说。他发现，有四种间谍被雇佣来发现敌人的秘密:普通间谍，来自特定战场上的普通人;双重间谍，叛徒为了报酬而做间谍;来自“上流社会”的重要间谍，以及被胁迫的间谍，这些间谍可能包括富裕的市民，他们为普鲁士做间谍，因为他们受到财产损失的威胁，或担心身为人质的家人的命运。爱国间谍，因为对国家的忠诚而从事间谍活动，并不属于这种类型。直到数年后，美国和法国革命引发的民族主义兴起，这种动机才变得普遍起来。弗雷德里克曾开玩笑说，他在战场上遇到的一个指挥官，在他前面有100个厨师，而他前面有100个间谍。
到了18世纪末，当夕阳西下的法国和西班牙帝国和冉冉升起的英国帝国，情报工作反映出了连续性和变化。在电报发明之前，陆上和海上的信号旗加快了信息的发送速度，外交官们在通信中越来越多地使用秘密文字。间谍代号被采用，用隐形墨水在信件中隐藏信息变得更加复杂。像伦敦劳合社(Lloyd’s of London)和罗斯柴尔德银行(Rothschild bank)这样的私人公司拥有高效的情报收集系统，这些系统从国外传送消息的速度有时比政府机构更快。例如，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一些重要战役的结果由私人信鸽在英国政府之前传到伦敦的私人公司。
美国独立战争(1775 ~ 1783年)期间的情报活动固然重要，但很难断定是华盛顿的情报胜利带来了胜利。作为当地人，美国人拥有比侵略者更了解这个国家的天然优势，但英国人在军事和海军情报方面更有经验，在海军实力方面更优越。革命时期最著名的美国间谍是大陆军的一名年轻教师和志愿者，他是爱国者间谍烈士内森·黑尔(1755-1776)，他自愿为华盛顿将军做间谍。教科书中没有简要提到黑尔的事实是，黑尔的康涅狄格战友们得知他自愿为华盛顿将军做间谍时，试图说服他放弃这项任务，因为他们认为从事间谍活动是不道德和不光彩的工作。黑尔认为他所描述的“特殊的服务”对爱国者的事业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其他人自愿，他愿意。乔装成一个寻找工作的荷兰校长，黑尔被发现并被处决。尽管黑尔扮演着一个不起眼的秘密角色，但他还是被誉为英雄和无私爱国主义的象征。至少有10座雕像纪念黑尔的爱国牺牲，其中一座在中央情报局，另一座在他的母校耶鲁大学。
美国革命力量的一个重要优势是，乔治·华盛顿本人是主要的间谍头目和分析员，他对秘密情报的重要性有着敏锐的认识。尽管华盛顿不得不自掏腰包支付间谍费用，但他的间谍系统比英国的更集中、更集中、更高效。
他们在欺骗艺术方面的专业知识掩盖了他们对美国人的援助。法国特务皮埃尔·奥古斯丁·卡隆·德·博马马凯(1732-1799)是《费加罗的婚姻》的作者，他开发了一种为同盟国提供秘密援助的新方法。博马舍组织了可能是第一个傀儡或幌子的连队“罗德里格，霍塔雷兹和连队”，加快了从法国港口向两国运送法国武器、弹药和物资的速度。国会在战后偿还了华盛顿用于美国的反政府武装一万七千美元的情报费用。
在法国大革命和随后的恐怖主义(1789-1794年)期间，革命的外交部发展了一个情报机构，它预测了后来在布尔什维克俄罗斯、苏联和纳粹德国发现的情报机构。这支部队侦察、打击外国间谍、进行邮件和新闻审查、破坏、暗杀，并制造虚假信息和宣传，以支持革命的法国对抗内外敌人。
从1500年到1800年，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情报都变得越来越重要。军事和政治间谍活动变得更加复杂和复杂。间谍的多样性增加了。秘密信息变得更加复杂，需要数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帮助。军事手册讨论了在战争中使用间谍。通过虚假信息和使用虚假商业公司作为秘密协助进行的欺骗，预示着后来战争中的情报活动。1789年以后，法国的情报行动预示了20世纪极权主义国家的情报攻势。
教师阅读
没有一卷1500-1800年间的情报史，但推荐两篇参考文献。首先是理查德·w·罗文(Richard W. Rowan)对古代情报历史的古怪、诙谐和引人入胜的叙述(《特勤局的故事》，纽约:文学协会，1937年)。它在分析中注明了日期，粗略的记录，并且没有索引，但对于1800年以前的历史来说，它仍然是独一无二的。1967年出版了这本书的修订版，增加了索引，但删去了一些1800年前的材料:理查德·w·罗文和罗伯特·g·德因多弗，《特务:33个世纪的间谍》(纽约:Hawthorn, 1967)。《密码破解者:秘密写作的故事》(The CodeBreakers: The Story of Secret Writing，第二版，纽约:Scribner出版社，1996年)是一本非常吸引人的书。这本书有1181页，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但也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部用任何语言书写的秘籍、密码学和智慧史。
Alan Haynes，《看不见的力量:伊丽莎白一世的秘密服务1570-1603》(斯特劳德，英国:Alan Sutton, 1992;1994年的论文ed)。迈克尔·伯恩(Michael Burn)在《有争议的土地》(The辩论之地)一书中对伊丽莎白时代和冷战时期英国的间谍动机进行了罕见的比较分析。《两个时代的间谍动机研究》(伦敦:哈密什·汉密尔顿，1970)。尽管历史悠久，但从1500年到1815年，最简捷的间谍和外交历史仍是詹姆斯·韦斯特福尔·汤普森和索尔·k·帕多弗的《秘密外交、间谍和密码学1500-1815》(纽约:弗雷德里克·安加尔，1937，第一版;1963年再版,1965)。史蒂文·e·马菲奥的《纳尔逊时代的情报》(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出版社，2000年)是18世纪关于英国情报工作最好的文献著作，重点是18世纪晚期的海军情报工作。同样推荐的还有杰出的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基冈的著作，《战争中的情报:军事可以了解敌人的价值和局限性》(纽约:Vintage出版社，2002年;pbk。2004)。推荐用于1800年以前的情报历史和清晰的分析，特别是他的导言和第一章“敌人的知识”，第3-25页。
作者简介：
道格拉斯·l·惠勒（Douglas L. Wheeler），新罕布什尔大学名誉历史学教授。他在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获得学士学位，在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是富布赖特奖学金获得者，曾在美国陆军服役(1963年至1965年)，曾在美国陆军情报学院担任教员，并担任过外交事务顾问。自1969年以来，他一直在新罕布什尔大学教授一门本科生课程，“间谍与历史”。1984-85年，他是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理查德·韦尔奇高级情报史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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