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开民 · 琅琊王氏家族文化内涵刍议

 众所周知，家族是“以血统关系或婚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包括同一血统的几辈人”①。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②因此，琅琊王氏家族文化的研究对象，就是起源于汉、魏，兴盛于两晋、南北朝，衰微于隋、唐时代的琅琊王氏历代精英创造的精神财富，是他们对中国社会的主要贡献。长期以来，史学界研究历史，以叙事为主，注重求证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而对于一个朝代、一个时期的文化研究显得不足。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研究开始注意到从文化的角度诠释、解答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过去被忽视、不登大雅之堂的家族文化研究，成为探求社会历史发展和嬗变的一个重要方面。琅琊王氏作为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第一豪门大族，是最有价值的家族文化研究对象。
研究琅琊王氏家族文化，首先要弄清这个家族文化的内涵。综观琅琊王氏家族的兴衰史和其家族成员的主要成就及在社会上的影响，琅琊王氏家族文化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孝悌文化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孝文化占有重要地位，汉魏时期是孝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琅琊乃齐鲁之地、礼仪之邦，向有孝敬父母老人，友善兄弟亲邻的民风。1999年版《辞海》所载古代“二十四孝”中，属现在临沂市辖区内的就有郊子、曾参、闵损、仲由、老莱子、王祥、王褒等7人，占总数的近30%，而琅琊王氏家族就有王祥、王褒2人。这是全国任何地区（市）和家族都无可比拟的。生于东汉末，历仕汉、魏、晋的王祥是“二十四孝”中最出名的孝子，其侍奉继母至诚至孝的精神感天动地；“卧冰求鲤”、“风雨守柰”的故事至今流传不衰。王祥以侍亲至孝而显，不仅把“扬名显亲”③作为“孝”的最高境界，而且带头启发子弟走出家庭求取“功名”，把孝亲与忠君结合起来。其异母弟王览友爱兄长的故事也成为千古佳话。
“悌”本意就是指弟弟敬爱兄长，王览敬爱的是异母之兄，更为难能可贵。以王祥、王览兄弟为代表的孝悌文化，既符合当时以“孝”治天下的社会潮流，也成为王氏家族传家立世的文化根本。王祥临终留下了“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欣欣，悌之至也”的遗训，使孝悌文化在琅琊王氏家族绵延更替的几百年间，始终贯穿如一，孝敬父母长辈，友爱兄弟亲朋的事例屡见不鲜。西晋大臣王戎本传说他“性孝”，其母去世，他辞官守丧，因过度悲伤，面容憔悴，身体虚弱得只有拄着拐杖才能站立；东晋丞相王导长子王悦少即有高名，“事父母甚有孝道”。父亲每天离家去相府理事时，他都要恭恭敬敬地送父亲上车，还常为母亲整理箱箧中物件。仕至中书侍郎时患病早逝，送葬时其父王导悲不自胜，一直哭到台门。其母也将箱箧封上，自此不忍开启；南朝宋、齐时的王铨、王锡孝悌出名，二人不仅孝敬父母，且兄弟友爱。时人以为“铨、锡二王，可谓玉昆金友”；南朝梁大臣、著名文学家王规，8岁丧母，居丧有至性。太尉徐嗣、叔父王暕皆极称之；南朝梁官吏王佥，在兄弟9人中以孝行著称。8岁丧父时，“哀毁过礼”，受时人称道。
二、经世文化
积极入世，治国安邦，簪缨相继，风流不绝，可以说是王氏家族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经世治国文化。在南北朝的士族政治中，地位最为显赫，持续最为长久，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该家族。据台湾学者毛汉光先生统计，南北朝时期琅琊王氏家族任五品以上官职者达161人，占同期全国同级官员总数的9.1%。如此众多的人入世从政，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家族。一方面说明，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决定了名门望族的成员踏入仕途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也说明琅琊王氏前人开创的积极入世、经国治世的传统家风依然延续着。西晋重臣王祥，出任徐州别驾后治理有方，使“州界清净，政化大行”。后任温县（今属河南省）令，累迁大司农。魏高贵乡公曹髦时，他因参与定策有功，被封为关内侯，拜光禄勋，转任司隶校尉，后为司空、太尉。晋代魏后，拜太保，晋封为睢陵公。其弟王览在他仕进之后，亦应本郡征召入世为官，后迁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晚年被委为正卿，以太中大夫归老。由于王祥、王览兄弟和族弟王雄的积极入世，不仅开创了琅琊王氏家族的经世文化，而且奠定了琅琊王氏在门阀制度形成时获得高门望族的地位和世代“簪缨相继，风流不绝”的局面。东晋开国大臣王导，是王氏家族中有才干的政治家。琅琊王司马睿采纳王导等人的建议出镇建邺，得以称帝建立东晋王朝，对王导特别倚重。他任王导为丞相，称帝时邀王导和他同坐，受百官朝拜；王导从兄王敦也是积极支持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的人，并握重兵屯武昌以拒北方异族南侵。所以时人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南朝宋、齐大臣王俭，一直受到特别重用，最多时身兼十数个职务。主要因为他德才兼备，敢作敢为，敢争敢谏，曾谏止宋明帝、齐高帝的多次不正当的工程营建；南朝梁大臣王泰“通和温雅，人不见其喜愠之色”，“居职有能名”。他任吏部郎选官时，一改东晋以来所选“少能称职”的局面，他对求职者按先后能力用补，不因出身贵贱或说情改变主意，“天下称平”；南朝梁、陈时大臣王冲，自梁入陈，仕几代皇帝，均有政绩。他精通法令，陈朝新建，全部法令均由他主持制定，陈朝开国皇帝陈霸先“尊其为长”。文帝陈蒨更加尊重，常随帝到公府宴会，赏赐有加。“贵游之中，声名籍甚”。应该指出，两晋南北朝是政权更替、皇位易人最为频繁的时期，能在这种政治风云变幻中保持住权位，本身就需要高超的洞察、判断能力。王氏子弟能够审时度势，与时推迁的应变态度，是琅琊王氏家族文化的重要侧面。
三、名士文化
曾几何时，伴随着封建门阀制度的出现，魏晋之间“清流名士”之风悄然兴起。琅琊王氏家族早期的王戎、王衍既是当时“名士”的代表人物，更是王氏家族“名士文化”的开拓者。王戎“幼时颖悟，神采秀彻”，15岁即名播京师，与比他大20岁的阮籍论交，为名士裴楷所重。其父在凉州任上病逝，故旧属吏馈赠数百万，王戎辞而不受，“声名日高”，他与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刘伶等友善，常“宴集于竹林之下”，世称“竹林七贤”；王衍为西晋重臣，少为山涛、羊祜赏识。他一生“深嫉贪鄙，口不言钱”。一次，其妻郭氏有意试他，令女仆以钱绕床，看他怎么说？王衍晨醒见状，对女仆说“汝用何物堵的呀！”以后十数代王氏子孙以“名士风流”著称者不乏其人。东晋大臣王敦“学通《左传》，喜好清谈，自命清高，口不言财利”，颇有君子之风；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爱竹成癖，他身为黄门侍郎，却经常“衣冠不整，蓬首散发”，不问府中之事。谁家有好竹，他必去观赏，自称“不可一日无此君”；东晋、南朝宋大臣王裕之，“少有清高”，性情恬静，喜欢山水。晚年辞官归隐会稽，朝廷“屡征不受”。“所居舍亭山，林涧环周，备登临之美”。时人称他为“王东山”；南朝宋大臣王球“行疏淡，甚清高”。史载他“简贵，素不交游。宴席虚静，门无异客”。他居选官用人之职，却从不接待求官来访的人。别人为求官而写来的信，他连看都不愿看。但他主持吏部用人却“铨衡有序，朝野称之”。是个名士治国的典型；南朝宋时著名隐士王弘之，辞官“依岩筑室”而居。他在上虞县一处名叫“三石头”的地方垂钓，路人问他卖不卖鱼？他答：“亦自不得，得自不卖”。下午回家时路过亲友家，便将所钓之鱼，每家放几条，从不独食。其事入《宋书·隐逸传》；南朝宋、齐间大臣王瓒之，官至五兵尚书，未曾结交一个朝贵，江湛说他是“朝隐”（即朝廷上的隐士）；其子王秀之，官至都官尚书，从不与朝中权贵“款接”，由于他耿介有“清名”，时人称其“三世不事权贵”；南朝齐官员王僧祐“雅好博古，善老庄。不尚繁华，工草隶，善鼓琴”。但他自始至终“独立不交当世”，被齐武帝萧道成称为“朝中隐士”；南朝梁官员王锡，“幼而警悟”，学习专心致志。由于用功造成右眼失明，仍“精力不倦”。“虽童稚之中，一无所好”。12岁即为国子生，14岁即举清茂，名扬南北。21岁时北魏使者刘善明到梁，指名要见他和张瓒。中书舍人朱异设宴相会。“善明造席，遍论经史，兼以嘲谑，锡、缵酬对，无所稽疑”。刘善明折服，对朱异说：“一日见二贤，实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为国？”后王锡称疾辞职，“谢遣胥徒，拒绝宾客，掩扉覃思，室宇肃然”地研究起学问来。又是一种名士风格。
四、清廉文化
琅琊王氏家族文化中的清廉家风，形成已久，陈陈相因，是一个不小的亮点，却未被史家重视。早在西汉时期的王吉和子王骏、孙王崇三代，“世名清廉”，不蓄余财，“虽赐不受”，居官时“不蓄余财”，“无金银锦绣之物”。“迁徙去处，所载不过囊衣”。“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魏晋时期的王祥，位居人臣之最，却“家无宅宇”。他临终前，遗嘱丧事从简。送葬时，除朝廷指定的监臣和亲戚外，门无杂吊之宾；王戎、王衍，位列三公，聚敛钱财的机会随处皆是，他们毫不动心，任凭别人拿走，自己一丝不取；东晋的王导和南朝齐、梁间的王俭等官居一品，功盖朝野，却“仓无储谷，衣不重帛，简素寡欲，家无遗财”；南朝宋良吏王镇之“在官清沽，妻子无以自给”。宋武帝刘裕选授他为广州刺史，让他改变历任广刺史多贪赃枉法的坏风气。他到任后“不受俸禄，肃然无所营”。去官之日所带衣物与来时无异；东晋、南朝宋大臣王弘廉洁自守，史有定评。其父死后，他将父亲当年借给别人财物的帐册一火焚之，统统不再索要。父亲留下的家业，他“悉委诸弟”，自己一丝不取。他身为两朝重臣，却“不营财利，薨亡之后，家无余业”；东晋、南朝宋大臣王昙首，公私分明，操守廉洁。他自己“手不持金玉”，令家中“妇女不得为饰玩”；东晋、南朝宋大臣王华操守亦很可嘉。他“以父存亡不测，布衣蔬食，不交游，如此十余年，为时人所称”。他从来不参加同事们举办的宴会，终身不饮酒；南朝宋大臣王球，“自非傣禄所及，一毫不受于人”。兄弟分家时，他不要任何财物，“只取图书而已”；南朝宋大臣王琨，反对铺张，注重节俭。在任度支尚书掌管财政时，有人建议朝廷增加祭祀社稷的神位，他认为是铺张浪费，“不为屈时”，不准增加。他自己十分节俭，请人吃饭“设酒不过两碗”，且以“盐豉姜蒜”等为下酒菜，从不铺张。他为地方官时“皆以廉约著称”；南朝宋大臣王惠，继承王氏家风“清高不群”。他不攀权贵，生性疏散，不喜财货。任吏部尚书时，从不接待来访者。任职几年，“印封如初”，一个官也没任命。在当时员外、郎、丞多如牛毛的情况下，这不啻是一个清廉吏治的好办法；南朝宋、齐间尚书左仆射王延之“清贫，居宇穿漏”。最后是宋明帝下令给他盖了3间房子居住。他依然“居身简素，清净寡欲”。不论在朝为官，还是出镇地方，“凡所经历，务存不扰”，“傣禄之外，一无所取”。琅琊王氏这种清廉持家、廉洁从政的优良传统，成为王氏家族保持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五、儒玄文化
学术界对琅琊王氏家族儒玄结合，儒、道、释兼而用之的思想传统，看法是比较一致的。但琅琊王氏家族这种多元并蓄的思想文化，是在以儒学为核心的前提下，兼融其他学术。王衍身为西晋重臣，是苦读经书成人的，但他却喜谈老、庄义理。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他妙善玄言，加上位高而有名望，朝野赞其为“一世龙门”；北魏大臣、王导之后王肃就是王家的大儒。他自幼聪辩，涉猎经史。自谓“《礼》、《易》为长，但未能通达大义”。他投北魏后，深得孝文帝倚重。首先让他主持制定北魏官制，并颁布实行。接着，北魏“兴礼乐，变华风，凡威仪文物，多肃所定”。他本人恪守儒家礼仪，“善于抚接，治有声称”。魏孝文帝元宏死时遗诏以他为尚书令，位居宰辅。他死时魏世宗元恪亲自为其举哀；仕宋、齐3个皇帝的王俭，在释、道大兴的情况下，致力于复兴儒学，使当时的士林风气为之改变。他不顾政务繁忙，亲自为士林馆的学生讲经，来听讲者“宾客满座”。学生听讲后“仪容整齐”，一时“朝野慕之”、“儒教于此大兴”。有的学者称王氏家族“以礼（儒）为基，玄（道）表儒里”是有道理的。一个人身兼儒、道，儒、佛思想，甚至其他学术思想，似乎很奇怪。但在王氏家族成员身上却结合得相当完美。以王羲之为例，他为官时以儒家的礼来要求自己，处理政务，安邦理民。这样做完全符合自西汉以来形成的以儒家礼学作为统治阶级主导思想的要求。但他喜欢道家理论，在玄学盛行的东晋，他到晚年对玄学达到迷恋的程度。从这里可以看出，王氏家族的儒玄并重各有各的用处：为官治世时，崇儒尚礼；为人处世时则尚“无”谈玄。既不失为官之道，也与时俗风气相合。值得指出的是，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寺院相连，上至皇帝，下到百姓，笃信佛教蔚成风气。北魏末年，北朝有佛寺3万多所，僧尼200余万。南朝仅首都建康即有佛寺700多所。梁武帝对佛教迷恋到不能自拔的程度，连皇帝都不想做了，曾3次舍身同泰寺，出家为僧。在这种风气中，王氏家族成员自然也不能例外，信奉佛教，以佛教义理来指导行动也在所难免。东晋大臣王珉，自幼即习诵佛经。一次，他听外国沙门提婆讲《毗昙经》，未完，他便已解悟，遂到另一屋内对沙门法纲等数人讲此经。众僧甚为惊奇；梁、陈间的大臣王固，“清处寡欲，崇信佛教”，昼诵佛经，夜则坐禅，生母死后，终身蔬食。他任太常卿出使西魏时，曾禁止杀羊。所上鱼菜，他“一鳞不获”。这种一个家族儒、玄、释等多家学术思想兼容的状况，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六、学养文化
琅琊王氏子弟，虽然多数靠门阀制度的保护而入世做官，但就其大多数而言，却不是庸碌之辈，身居高位并非“尸位素餐”。其原因即在于王氏家族深厚的学养文化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材，许多人不仅为官有能名，而且在文学、史学等方面亦有独到的创造。东晋尚书令王彪之“博学多识，练悉朝仪”，对江左旧事十分熟悉，并随时记之，“缄之青箱”储存，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其子王临之、孙王讷之和曾孙王准之代相传承。“王氏青箱学”既是琅琊王氏历代为官者研究国家典章制度，使族中子弟更好地入世为官的独创家学，也是详细记载朝廷典章、礼仪制度、文物掌故的重要文献。它从家学实用出发，保存了中国正统的传统文化，受到历代所重视。王准之不仅谙熟“王氏青箱学”，而且“兼明礼传，赡于文辞”。他熟悉礼仪达到“问无不对”的程度。所撰《仪注》一书，流传使用了几代。史学方面造诣较深的是东晋、宋的大臣王韶之，他是王廙的曾孙，撰写《晋安帝阳秋》时，不但善于叙事，立论准确又富文采，且忠于史实、不徇私情。他一生多所著述，有文集传世，并作《孝经》3卷；南朝宋、齐间的王逡之，曾参与撰写《齐国议礼》，自己撰写《世行》5卷传世。他任国子博士兼著作郎时，撰成《永明起居注》（即齐武帝的日常生活记录）。他一生博学，老死仍“手不释卷”；南朝齐文史学家王珪之，“籍素为甚，依儒习性”。负责编篡历代分职之书时，“凡在坟策，必尽详究。是以等级掌司，咸加编录”。历经几年，撰成《齐职仪》一书初稿，凡50卷。文学方面更是群星灿烂。南齐宰相王俭就是当时知名的文学家、目录学家，“自幼及长，述作不倦”。他依宋刘歆的《七略》体制，撰成《七志》40篇。其《图谱志》突破了刘歆收书不收图的旧例。该书和他撰写的《宋元徽四部书目》，是我国目录学的早期重要著作；其玄孙、历仕南朝梁和北朝周的大臣王褒是北朝成就较大的作家之一。他原属南朝宫廷诗人，深受梁武帝的赏识。公元554年，西魏攻破江陵，他被俘入长安，亦深受器重。周武帝曾作《象经》，让王褒加注。他引据精当，注问妥切，受到武帝称赞。王褒参加北周议定朝中大事，起草重要诏册，他对北周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其保留下来的40余首诗，多是到北周后所作。主要抒发羁旅之情、故国之思和边塞之苦，风格与在南朝时的作品迥异，显得雄健有力；南朝宋大臣王僧达，乃东晋开国宰相王导玄孙，他能诗擅文，著述颇丰。据《隋书·经籍志》记载，王僧达著有文集10卷。今存的《祭颜光禄文》，写得如泣如诉，感情真挚。清人许槤在《六朝文絜》中评论该文“冲淡中有真味”，“追感怆凄，错落尽致，绝无枝蔓之笔，故佳。”评价相当高；南朝齐文学家王智深，齐武帝萧颐命他撰《宋记》，作为沈约撰《宋书》的补充。他赤贫如洗，忍饥受难写成《宋记》30卷；南朝齐大臣王融，才思敏捷，文笔甚佳，“有所造作，援笔可待”，为“竞陵八友”之一。今存诗80余首、文50余篇；南朝齐大臣王绪，16岁所作《芍药赋》即名噪一时。及长“清静好学，名声大振”，受到当时文坛盟主沈约的多次称赞。他一生著述颇多。曾受命撰《中书表奏》30卷，集有他自任太子洗马至临海太守期间共100卷文集行于世。他酷爱读书和抄书，自齐建武二年（495年）至梁大同六年（540年）45年间，坚持“躬自抄录，大小百余卷”，可谓千古一人！南朝梁大臣王训“幼聪警，有识量”，被人称为“奇童”。及长，官至侍中，是当时知名的文学家。他的文章艳美，被青年一代推为领袖。其诗属浮糜淫艳的“齐梁体”，善写闺中情绪。可惜只活了26岁，作品也没有流传下来。
七、书画文化
琅琊王氏家传文化中影响最大的当数书画文化。王家不仅产生了书圣王羲之为代表的一大批书法家，而且产生了一些颇有成就画家，在中国书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琅琊王氏家族具有书画传家的优良传统。王羲之的父辈之中，能书善画者不乏其人，从伯王导、父亲王旷都是书法高手；叔父王廙号称“江东书、画第一”、“画为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羲之之子王凝之，深得家传，少即爱书法，工于草、隶，为王羲之诸子中书法优秀者；王羲之第七子献之，书法兼精诸体，尤以行草著称。他在继承张芝和父亲的基础上，又有创新和发展，改变了当时的“古拙”书风，有“破体”之称。草书“一气连贯，气势奔放”、字画秀媚，妙绝时伦，名声一度超过其父；王导之孙、东晋大臣王珣，是出名的书法家。他自幼酷爱书法，其所书《伯远帖》是东晋书法家至今仅存的手迹，同王羲之的《快雪时晴》、王献之的《中秋帖》被清乾隆皇帝并称“三希帖”而珍藏之。从他祖父王导、父亲王洽，到他这一代，三世皆以书法著称，号称“书法世家”。王珣本人被誉为“草圣”。《宣和画谱》说：“珣三世以能书称，家范世学，珣之草圣，迹有传焉。”王珣有5子：王弘、王虞、王柳、王孺、王昙首，都是有名的书法家，在南朝宋时“并有高名”（《宣和画谱》语）。可见王氏家族在书法艺术上的家学渊源之深；东晋大臣王珉乃王珣胞弟，少有才艺，善行书，名声在其兄之右。时人有“法护（王珣小字）非不佳，僧弥（王珉小字）难为兄”之语。他后来代王献之为中书令，世称王献之为“大令”，王珉为“小令”；王羲之四世孙王僧虔，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后，书法史上的又一高峰。他继承家传祖法，尤工正、行书。曾与齐高帝萧道成论书曰：“臣书臣中第一，险下书帝中第一。” 梁武帝萧衍评其书曰：“如王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种风流骨气。”其书不仅为当时所推崇，且影响唐宋书家；梁大臣王志善书草隶，当时以为楷法。齐游击将军徐希秀亦号能书，常称王志为“书圣”；王志弟王彬仕齐至吏部尚书，“习篆隶，与志齐名”，“时人为之语曰：三真六草，为天下宝”；南朝齐梁间诗人王籍，“尤工草书”、“笔势遒放”，是名重一时的书法家。画家之中的佼佼者有南朝宋文学家兼画论家王微，“少好学，善著文，能书画，兼解音律、医方、阴阳、术数等”。他留下的《叙画》5篇，是中国美术史上较为重要的书画理论著作；南朝齐大臣王亮，齐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集文学之士为士林馆，“使工图画其象，亮亦预焉”。王氏家族的书画文化氛围之浓厚，书法成就之高，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家族都无法相比的。
综上所述，琅琊王氏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创造了内涵极为丰富的家族文化。由于这一时期的王氏主要成员，一直处于在朝执政的地位，这种家族文化不仅在政治上对中国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文化成就。据不完全统计，在二十四史的《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周书》等正史中有传的琅琊王氏成员即达百人之多。这些人有官员、皇后、驸马、将军，也有文学家、诗人、经学家、史学家、画家、书法家、隐士等，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曾入世为官。无怪南朝齐文学家王筠在《与诸儿书·论家世集》中说：“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者也！”④王筠对王氏家族代有才人，“爵位相继”的光荣历史充满自豪。南朝齐少傅、历史学家沈约曾对人说：“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有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也！”⑤新版《辞海》收录的琅琊（临沂）王氏两晋、南北朝时人物达15人之多，而收录的同期太原（晋阳）王氏人物只有2人。琅琊王氏家族之所以能在政坛绵延几百年，除了门阀制度的荫庇，使之“依流平进”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家族文化的浓厚底蕴，造就了王氏子孙不仅在门阀制度盛行时“簪缨相继”，在门阀制度被科举制度取代后，依然登科入仕。虽然在梁、陈时期，战乱中王氏后人被杀戮殆尽，但侥幸保存下来的少数人仍继承家风，靠诗书继世，保持了琅琊王氏家族的优良传统。唐代已完全靠科举取士，琅琊王氏依然出了王方庆、王玙、王抟、王璿等4位宰相。而同期正宗的太原王氏只有王溥1个宰相。琅琊王氏家族形成的诗书传家的优良家风，直到明清以来仍然延续不断，使后辈受益匪浅。据临沂师范学院王思印先生介绍，琅琊王氏留居临沂故土的部分分支中，仅从孝感乡（即原临沂都乡南仁里）迁到本县的南楼王氏、兰陵王氏、王楼王氏、卡庄王氏（以上4地清代均属沂州府兰山县，民国时期改称临沂县）等4支，明清时期总人口不超过2万（现在也不超过5万人），即出了进士14人，贡生、举人几十人。在临沂县众多的大家族中，仍是是首屈一指的。可以说，琅琊王氏家族文化既有利于国家、民族，也惠及子孙后代。现在，对王氏家族文化认真加以研究，将其中的精华加以继承，有利于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建设，有利于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财政局)
 
注释：
①②引自《现代汉语词典》l979年版。
③自此以下七方面内容中所引未加注者，分别出自二十四史《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周书》等的本传，不再单注。
④引自《南齐书·王筠传》。
⑤引自《南史·王昙首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