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是个标准的北大人，从1956年北大读本科（毕业后到1978年在贵州任教），到1978年考上北大研究生，再到后来在北大当教授当博导，钱理群的一生，几乎都打上了北大的烙印。在北大，他成长为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并被视为北大的神话和传奇。
然而，北大对于钱理群来说，却是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因为，现实中那座被视为中国教育圣地的高等学府，并不是钱理群心中的那个北大，并不具备他理想中的“北大的精神和灵魂”。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让钱理群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北大的批评。类似“北大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样的话，钱理群也不是第一次说。
早在14年前，也就是北大百年诞辰的时候，这个自诩“蝙蝠”的学者就充当过“乌鸦”的角色。那时，正沉浸在百周年校庆的气势磅礴中的北大，遭遇了钱理群所写的一篇“不和谐”的文章——《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1922年北大二十四周年校庆上，时任教务长的胡适所说的一句话—— “我们应该反省北大，其实我们北大是徒有其名”。这句话深深震撼了钱理群：“老一辈人把校庆当成一个反省的日子，而我们当时的北大的百周年校庆却是一片颂扬之声。”
“北大之所以成为北大，就在于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中，这所学校曾起到了坚守精神和创造新思想的作用。”相较于新文化运动和西南联大时期的北大，钱理群心中有种抑制不住的失望。这种失望，在大学中日益弥漫的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思潮中，愈演愈烈。
2008年，北大110周年校庆。一次民间聚会上，钱理群再次公开唱反调：“我曾用鲁迅的话来形容今天对教授，特别是对文科教授的要求，八个字：赞成（拥护）、解释（用学术解释这个理论何等伟大正确，给它赋予合理性、合法性）、宣传、演戏。这是得到制度的支持的，今天大学评职称、评博士点等种种制度，在我看来是新的科举制度，请君入瓮。你只要服从，同意、解释、宣传、做戏，那你一切都有：有房子、有职称、有地位，就能成为重点学科、就能评奖；如果你拒绝，一切都没有。就是在这样一个制度的诱惑下，大部分或者说相当多的教授学者都被收编了……这是制度造成的，不是个人品德的问题。大学失去了应有的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这就是正在上演的、还会继续上演的大学失精神、失灵魂的悲剧。” 演讲的结尾，钱理群戏称自己的这番讲话“又是梦话，又是忧患之词”。闻者无不怆然。
他就是这样执拗地批评，失望却不绝望。在那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曾写道：2002年退休之后，北大在我的感觉当中已经变成十分的遥远，更准确地说，是现实的北大对我来说是越来越陌生了。因此，我需要将心中的北大推到远处，成为一个永恒的记忆，一个永远给我带来温馨的梦，尽管明知其虚妄，却好像鲁迅之故乡之于他的记忆，愿意被它哄骗一生，并时时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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