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教育

一、教育的定义
　　广义的教育是指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目的的社会活动。狭义的教育是指由专职人员和专门机构进行的学校教育。进行教育活动，要遵循每个人的身心发展规律。原始社会的教育局限于年轻一代，在生产和生活中进行。现在普遍提倡终身教育，因为知识更新的速度很快，社会发展进步的速度也很快，为了适应社会的需求，就得不断学习。中国古人说的“活到老，学到老，还有很多学不了”，这是符合客观情况的实话。除道德修养之外，主要应学习的是专业技能，一个人不可能把什么都学会，有一项能安身立命和为社会服务的本领就不错了。
　　按不同的标准，可以对教育进行不同的分类。按年龄和教育程度有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学、大学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等；按专业有不同学科门类的教育；按教育环境有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特殊教育和研究单位教育等。

二、中国古代很重视教育
　　①办学形式。古代中国，视教育为民族生存的命脉。由于我们的祖先很早便知道教育的重要，所以远在四五千年以前就开始了有组织的教育活动。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中国古代教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夏、商、西周以前。传说中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都十分重视教育。据《尚书·舜典》记载，虞时即设有学官，管理教育事务，如命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负责对人民进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伦理道德的教育；命夔“典乐”，即负责对人民进行音乐和诗歌教育。由于中华民族具有重视教育的悠久优良传统，所以四五千年来，中国古代灿烂辉煌的文化不仅能一脉相承，历久弥新，而且其内涵也较世界上其他古老民族更加充实而光辉。
西周时不仅有国学，还有乡学；不仅有大学，还有小学；不仅有宫廷教育，还注意幼儿教育，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主体的“六艺”教育体制。到春秋战国时期，“私学”作为一种新兴散文教育形式开始发展起来，出现了一批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民间私学大师，如孔子、墨子、孟子、荀子等。他们在教育思想上都有所建树，这是私人自由讲学带来的成果。不仅《论语》、《墨子》、《孟子》、《荀子》、《管子》、《吕氏春秋》等典籍中记载了大量的教育资料，而且还出现了像《礼记·学记》、《礼记·大学》、《荀子·劝学》、《管子·弟子职》等教育专著。《学记》与《大学》就是这一时代丰富的教育经验与教育理论的总结，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自成体系的古典教育学专著，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基础。

孔子像

　　到西汉，中国已有专门传授知识、研究学问的大学。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开创太学，设在京师长安的西北城郊，规模相当可观。它作为中国当时的最高学府，与西方的雅典大学、亚历山大尼亚大学等同为世界上最古老的高等学校。太学选聘学优德劭者任教授，称为“博士”；招收学生，随教授学习，称为“博士弟子”。太学的课程以通经致用为主，学生分经受业，经考试及格，任用为政府官吏。政府给予“博士弟子”以极优厚的待遇。西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为太学学生始建校舍，能容纳万人，规模巨大。东汉大学学生曾达3万多人，京师形成了太学区。东汉太学有内外讲堂，讲堂长10丈、宽3丈，同时听讲人数在数百人以上，出现了“大都授”——集体讲授的教学形式。汉代的学校，是官学与私学并举。官学除中央政府所办太学之外，地方政府所办的学校，郡国曰“学”，县曰“校”，乡曰“痒”，聚曰“序”。私学则分两种，小学程度的称为“书馆”；而由著名经师设帐聚徒讲学的，一般具有大学程度。班固赞颂汉代“学校如林，庠序盈门”，可以想见当时学校教育发达的盛况。
　　晋代中央学制分为两种，一为国子学，一为太学。前者限五品以上的贵族子弟入学，内设祭酒一人，博士一人，助教十余人。后者为平民子弟而设，立博士员十九人。太学的规模很大，晋武帝时，太学生曾超过7000人。北方少数民族所建十六国中，不乏仰慕汉族文化而兴学者，如前赵刘曜、后赵石勒都建立了太学及小学。南北朝时期，学校教育以北朝为盛。北魏太学亦设五经博士，学生为洲郡选派，多达3000人，南朝宋文帝时，在京师设立四学：儒学、史学、玄学、文学，称为“四学制”，打破了儒家一统教育的状况。到梁时，学校教育渐渐有了合儒、佛、道于一堂的做法。魏晋南北朝的选士制度，除了察举孝廉、秀士仍沿两汉旧制外，又新增一种旨在匡正两汉选举制度之流弊的“九品中正制”。
　　唐代建立了中央到地方完备的学制体系。中央设国子监总辖各学。国子监具有双重性质，既是大学，又是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等，此外还有弘文馆、崇文馆。地方官学——府州县和专门学校也很发达。唐代出现了律学、书学、算学、医药学、兽医学、天文学、音乐学等门类多，范围广的实科专门学校。
　　唐宋以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教育机构——书院。书院原为藏书、校书之地，或私人治学、隐居之地。宋代书院将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成为著名学者授徒讲学、培养人才的地方。当时著名的有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江苏江宁德茅山书院等。元代政府也大力扶植书院。书院院址多选于山林名胜之地，主持人称“洞主”或“山长”。建制有民办、管办、民办官助等多种形式。

鹅湖书院	岳麓书院
白鹿洞书院

　　明代学校，中央有国子监及宗学（贵族学校），地方有府学、州学、县学，边疆及特殊地方则有卫学（军事学校）。地方学校规模虽有大小，但彼此不相统属，学生皆有送至中央国子监资格。此外，地方性专科学校还有军事、医学、阴阳学等。清代学制，大抵沿袭明制。地方府、州、县学计有1700余所，学生27000余人。明清科举沿袭宋元，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种。考试内容，第一类为经义，出题限于五经四书，文体多为八股；第二类为诏诰律令；第三类为经史时务策。清代科举除常科外，又有特科，如山林隐逸、博学鸿词等，以网罗不愿应试的学者；还有翻译科，鼓励满人翻译汉文；还有武举之设。

②提倡尊师和读书
　　中国的封建社会很重视教育，除上述主办各种学校及考试外，就是突出教师的崇拜地位，提倡全社会尊师。《礼记·学记》云：“凡学之道严师为难。严师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意思是说，在教育问题上最难的是尊师，只有尊师，才能重道；只有重道，才能使人重视学习。荀子在《礼记》中进一步突出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把天地、先祖、君师三者相提并论，认为君师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因此他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亡，必贱师而轻傅，”由此他得出结论说，“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可以认为，荀子是从战略的高度肯定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后来，韩愈又在《师说》里具体地加以论述，指出教师的作用在于“传道、授业、解惑”，强调只要有知识和真理存在，也就有教师的存在。这些思想无疑影响了社会风气，促成了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孔子所以在封建社会具有全局性的影响，也正是历代尊师的缘故；而封建社会隆重的尊孔祭孔活动，也包含了尊师的意义在内。旧时的学校，在建校或开学之初，都要举行“释菜”、“释奠”之礼，以祭祀先师先圣。“释菜”，即只供奉蔬菜，礼比较轻；“释奠”，即又供奉牲牢布帛，礼比较重。不管哪一种，都表示“为学，尊师在前”。强调读书的神圣地位，引导全社会敬学。旧时有一句话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固然有轻视农、工、商、兵的一面，但其主旨还是强调读书的崇高。此外，过去许多人家的门口，挂有这样一幅对联：“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里把耕读当作传家的两件大事，这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两大特点：重农和重教。所以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无论帝王和臣民都把读书当作神圣事业，不允许有任何的轻视和亵渎行为。旧时代的广大读书人，尽管经济状况都不太好，被人们称为“穷秀才”，但在知书达礼这一点上，普遍受到人们的尊敬。而封建国家也以科举为手段，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吸引一部分读书人参与政治，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敬学的文化心态。
　　清末以降，我国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吸收西学成为第一要务，学校建制、教育思想大不同于古代。百多年前，就开始有了近代化的大、中、小学。从此，中国教育走向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三、中国古代教育思想
　　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特点是重视道德的培养，而忽视才能和技能的训练；重视师生间的承袭而忽视创造和发明；它的基本目的是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各级官吏，而不是建设国家的各种人才。归纳起来说，怎样去开拓前进，怎样去改造社会。这样一种教育思想可说是源远流长。拿“教育”二字的构成来讲，“教”是会意字，它的甲骨文写法，意思是一手拿一根棍棒打一个孩子，孩子的头上还有被打的的两个记号，说明“教”的本意是以棍棒训子，令其遵循长辈的意志，所以《说文解字》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说文解字》说：“育，养子使作善也。”由此可见，“教育”二字的古意就是培养人的良好品德，当然，培养的手段离不开棍棒政策。最早把“教育”二字连起来使用的是孟子。《孟子·尽心篇》说：君子有三种乐趣，其第三种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这里，“教育”二字的含义跟今天已没多少差别，都是“教导、教诲、培养、培育”的意思。
　　中国古代产生了无数著名的教育家，从孔子到朱熹到黄宗羲、颜元，由如群星灿烂。他们各自体现了时代的精神面貌，代表着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发展中的各个阶段。他们为传播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中国古代教育是人文主义教育。他以做人为教育的唯一目的，注重教人以德行与智慧，而不只是单纯的知识。它尤其重视道德教育和德性培养，注重气节与操守，崇高的精神境界，提倡发奋“立志”，强调道德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弘扬那种孜孜不倦、临事不惧，不计成败利钝、不问安为荣辱，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气概与宽广胸怀，把个人担当的社会责任与个人道德的自我完成统一起来。我国逐渐形成了一个长远深厚的教育传统，上起孔孟老庄，中经佛教禅宗，下迄宋明理学，都特别注重道德教育与自我修养，重视启发学生的自觉性、主动性，立志有恒、克己内省，改过迁善、身体力行，潜移默化、防微杜渐……，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的道德教育与道德教养的原则和方法。中国古代教育家重视德性培养，树立道德风范，其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他们曾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教育、感人、薰陶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中华文明的繁荣，陶冶了我们民族的精神与智慧。
　　总的说来，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大致有以下几个鲜明特色:
　　① 综合观，即大教育观。中国古代教育家很早就认识到教育是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许多教育问题实质上是社会问题，必须把它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加以考察和解决。而教育问题的解决，又必然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如孔子十分重视教育，把人口、财富、教育当成“立国”的三大要素，认为在发展生产使人民富裕之后，唯一的大事就是“教之”，即发展教育事业。他从“国之本在家”的思想出发，重视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孝弟忠信”的教育。他看到了教育对于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秩序所产生的重要所用。这种把教育放在治国安邦的基础的思想，是十分深刻的。《礼记·学记》把教育的作用概括为十六个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教育的作用包涵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各种人才，一是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这是中国先哲关于教育功能的概括和总结，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② 辩证观，即对立统一观。中国古代教育家强调要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同时也不忽视知识教育的作用。如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同时他又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论语·阳货》），“未知，焉得仁？”（《论语·公治长》）董仲舒也说过：“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智而不为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德智统一观：首先是道德教育及其实践，其次才是知识教育；德育要通过智育来进行，智育主要地是为德育服务；德育与智育之间、“行已有耻”与“博学于文”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关系。道德教育也是这样，道德观念的认识与道德信念的建立以及道德行为的实践之间也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如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卫灵公》）这即是说，道德观念如果只是停留在认识阶段，而不能转化为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那么道德就失去了规范的作用。知识与才能之间也存在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唐人刘知几说，一个人如果有学问而无才能，就好比拥有巨大的财富却不会经营它；如果有才能而无学问，则像本领高超的工匠，没有刀斧和木材，也无法建造营室。


　　③ 内在观，即强调启发主体的内在道德功能和自觉性。中国古代教育启发每一个人的内心自觉，提出了一套“做人”的道理，“做人”的要求，“做人”的方法，让人从中得到“做人”的乐趣，表现出人的崇高的精神追求。与西方基督教和印度佛教不同，中国古代教育不是“罪感教育”，而是“乐感教育”；不需要依靠宗教信仰和祈祷，不主张离开社会和家庭，而是强调在学校、家庭及日常生活中积累道德行善，加强自我修养，即此岸即彼岸，“极高明而道中庸”；不用到上帝和佛主那里而是在自己心中寻找寻找美丑、善恶的标准，追求道德的“自律”。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强调人心中具有一种价值自觉地能力，自省、自反、慎独，自我修养，自我完善，自我求取在人伦秩序与宇宙秩序中的和谐。其追求价值之源的努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不是倾听上帝的召唤，亦不是等待佛的启示。重视启发内心的觉悟，相信主体内在的力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

中国古代的教学方法
　　中国古代的教学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中反映了教学思想和教学经验的积累与总结，今天看来仍有现实意义和值得借鉴。
　　①因材施教，启发诱导；
　　②温故知新，学思并重；
　　③循序渐进，由博返约；
　　④长善救失，教学相长；
　　⑤言传身教，尊师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