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河湟地区的羌人势微，而内郡的羌人则逐渐演变为群雄争夺的战斗力，为战争所驱驰，不暂宁息。两汉时期实力雄厚时常叛汉的羌族人，在南北朝时却只能为人奴役，生活潦倒，不可谓不是东汉屠羌政策的影响。
羌乱是一场波及范围极广的大混乱，在这场混乱中，羌汉之间交流加深，加速了汉羌之间的民族融合。如：永初年间的羌族起义就有汉人杜琦与其合作，他的兄弟杜季贡后来成为羌族滇零政权的将军。
与此同时，东汉将领也采取以夷制夷的方略，利用羌族士兵平定羌族起义。因此东汉中后期，羌汉两族在战争中的交流合作越来越多，羌族的汉化程度加深。
东汉末期的屠杀政策造成西北地区人口骤减，魏晋之际中原地区一直处于战乱之中，中原人口常常迁徙至此，躲避战争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
永嘉之乱后，部分中原人口迁入凉州避难，河湟地区也有不少汉人士庶，汉民对这一地区羌人的生产、生活以及文化发展，有一定程度的贡献，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融合。而迁入内郡的羌人，在南北朝之际也大多逐渐汉化，隋唐之际已经不见关于三辅地区羌族的记载。
羌族原本是活跃于我国西北、一个极其繁盛的少数民族，羌族人民为开发我国西北地区做出过卓绝的贡献。然而由于汉羌之间一再发生战争，羌族被屠戮殆尽，逐渐丧失其在三河之地的优势，南北朝之际更一直为其它少数民族所统治、奴役，力量较为弱小，在这一方面东汉为平羌所作的努力，改变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格局。
由于有羌族牵制东汉，汉族的力量被一再削弱，黄巾起义之后更加无力控制其他少数民族的内迁，因此，从这一方面来说，羌乱为北方民族内迁创造了条件，对于魏晋时期的历史进程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受高山深谷的地理环境影响，羌族无法像匈奴一样形成一个统一的游牧帝国，也就无法聚集大规模的作战部队，对汉族进行掠夺性战争。同时资源匮乏的河湟地区，又促使羌族人不得不采取抢劫的手段，补充生活资源的不足。迫于无奈之下，羌族人只得分割为许多小的种落联盟进行寇边活动。
而这些小的种落联盟，不相统属且互为竞争对手，因此不存在降低寇边次数的可能性，从而造成羌叛连绵不绝的现象。
受东汉时期干冷气候环境的影响。东汉时期气候环境开始逐渐变得干冷，羌族栖息的河湟地区也同时伴随着干旱、寒冷、蝗灾等多重灾难的影响，逐渐不再适宜游牧部落生存。与此同时，东汉政权以农业立国，但农业经济也一并受到气候环境的影响走向衰落。
东汉政权的势力向南收缩，而游牧民族则向东南挺进，北方地区的农业经济无法与游牧经济相抗衡，也是造成东汉羌叛久久无法平息的原因之一。
干冷的气候环境加深羌族人口的内部竞争。西汉时期中国内陆的暖湿气候适宜人类繁衍，在这一时期种类繁炽的羌族人口，更进一步得到发展。
而东汉时期气候则较为干冷，这一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羌族人口在河湟地区的继续繁衍，这也是造成羌族在东汉时期向东南迁移的一个内部因素。从人为因素这一方面来说，造成羌族叛乱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汉族在东汉时期是文化输出地区，对自身文化充满自信，而羌族与汉族的文化传统有很多不同。一是羌族不立君长，二是羌族母系与父系传承同样重要，时常进行族内斗争，因此极其分散，这些都影响了东汉对羌族的认知，因此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歧视，反映在统治中就是民族压迫。
其次，羌乱的发生还与东汉的治羌政策相关。由于东汉朝廷并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治羌策略，以及相对明确的治羌目标，因此在对羌统治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同时期不同政策的特点，且相对较为高压，因此羌族也时常以反叛为手段，进行反对压迫的斗争。
羌乱给西北地区的经济、文化带来过不可忽视的损毁。并、凉二州也因此虚耗。同时为平息羌乱，东汉又放任了凉州豪族的发展，致使其形成割据势力，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
总之，羌乱的发生并不仅是政治条件的作用，羌族生存区域环境变化的作用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一大因素，而羌乱所造成的各方面影响，则对西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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