犁庭（也叫犁庭扫闾）一词出自《汉书·匈奴传》：“固已犁其庭，扫其闾，郡县而置之。”这种寸草不留的军事打击，可能是不符合中原皇朝一向宽仁的主张，所以历史上被以此冠名的战事并不多。最有名的就是成化三年和十五年，明朝对建州女真的征讨 – “成化犁庭”。
明朝开国后和朝鲜重新划定了国界，朝鲜被限定在鸭绿江和图们江以南,居住在东北的女真部也就此脱离了朝鲜的控制，获取了发展空间。东北女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野人）女真，其中建州女真最靠近明朝，也最早向明朝称臣、接受册封并向明朝朝贡。
明朝大部分时间内的实控疆域图
永乐年间，朝廷为了加深和建州女真之间的“羁縻”设立了建州卫、建州左卫，并授予建州女真首领卫指挥使等官衔。
说明：羁縻统治是古代中原皇朝治理少数族群的一种特有管理方式。朝廷通过军事震慑，以及互市的经济诱惑双重手段来控制这些部族。在臣服皇朝的前提下，朝廷赋予其首领官职（多被称为土司），由其自行统治族群和所辖土地。
正统初期，建州左卫的女真内部爆发争夺卫指挥使的冲突，董山和他的叔叔凡察互不相让。朝廷为了平息纷争，又增设了一个建州右卫并将卫指挥使一职授予了董山。
说明：建州三卫构成了明末后金的主体，董山在史书上留名的儿子有三个，其中之一锡宝齐篇古的四世孙叫努尔哈赤。
董山是个很有野心、也很有手段的人，没几年他就联合并控制了建州卫和建州左卫，将整个建州女真置于他的掌控之下。土木之变后，明朝的边境防御趋于内敛和收缩，董山也学蒙古人开始对明朝、朝鲜边境进行骚扰掠抢。
成化三年董山干出了大事儿，在掠抢战斗中打死了明朝辽东都指挥使（类似现今的军区司令）邓佐。明宪宗震怒，命赵辅（梁国公赵德胜的侄孙）为总兵官挂靖虏将军印，以左都御史、辽东总督李秉为副，率五万兵马并联合朝鲜，进剿建州女真。
当时的女真部族并不大，还是个中小型的部落，为什么要派出这么大的阵势？因为明宪宗的要求比较特别 – “捣其巢穴，绝其种类”。
因为实力悬殊巨大，只花费一个月时间战争就结束了。明军共斩首五百三十六级、俘获三百四十余人；朝鲜军斩首三百余级、俘获二十多人。建州三卫首领全部被处死，建州女真也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说明：被杀的建州卫指挥使李满住的祖父叫阿哈出（朝廷赐名李思诚），阿哈出有个女儿（李氏）被成祖朱棣纳为妃子(太祖为拉拢女真而安排的政治联姻)。严格来说李满住还是皇亲，所以建州女真也不是后世一些人认为的是蛮荒野人。
十几年后有所恢复的建州女真，又和辽东明军发生了摩擦（此时的摩擦更有可能是明朝边将勒索女真部）。辽东巡抚陈钺上疏朝廷，请求派军征剿。成化十五年，宪宗令朱永为总兵官，汪直监军，陈钺提督军务，率军五万，联合朝鲜二剿女真。
此次过程、战果与成化三年差不多，斩首六百九十五级，俘获四百八十六人。宪宗对此战给予了高度肯定，战后封朱永为保国公（原为抚宁侯）、陈钺晋升右都御史、汪直加俸三十六石并总督十二团营。
说明：明朝太监无轶级可升，只能增加俸禄，一级是米十二石。
经过成化朝两次打击，建州女真安静了下来，辽东也一直太平到一百多年后努尔哈赤的重新崛起。就算不说带来的长久和平，单论斩首数，这两次的战果在明朝中期历史中也不算小了（整个明朝对北虏的战争，首级数超过五百的就不多）。
那为什么成化犁庭不显于史籍呢？原因是当时朝廷大多数官员并不同意进剿。当时朝廷对相关信息的记录也能旁证这个观点，对两次战役的具体过程只有只言片语，但对成化十五年要不要出兵的争论却有详细记载。
陈钺最初上奏请求朝廷派军进剿的理由确实不怎么站得住脚，他说有消息称当时的建州女真首领因未被朝廷封都督职务而扬言要进犯（部众二百余）。陈钺自己也明白这个说法很难服众，他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以往建州女真犯边骚扰，朝廷常常授予他们都督、都指挥使、指挥使等职务，试图安抚。但是他们并不会就此满足，要么为争夺职务内部争斗不断，要么继续扰边劫掠或者以此要挟朝廷给予更多官职。
陈钺认为“与其加升而招侮，莫名整兵而征讨”，所以应当乘他们还没有发展成大的祸患，就“掩其不备，捣其巢穴”。陈钺的想法与一战前欧洲盛行的“防御性进攻”，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你没有攻击我，但为防止你以后攻击我，所以我决定先打你）。
但是兵部尚书余子俊以《皇明祖训》中的“驭夷之道，守备为本”为由反对。他认为应当坚持“羁縻”政策，以马市、盐茶铁器为工具，通过互市贸易降伏女真，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宪宗见兵部反对，就将陈钺的奏疏转交廷议。参加的廷议的官员们认为现在仅凭女真二百多人声言犯边，陈钺就要求朝廷派大军进剿，他的目的就不是备边“似非备边本意”，而是“希直意”。
这里的“直”指的是御马监掌印太监、西厂提督 – 汪直。也就是说朝廷的大臣们觉得陈钺的目的就是挑起战争，方便汪直捞军功。
朝臣们反对进剿，一是他们不相信此时建州女真有实力进犯明朝，所谓的“欲犯边”只不过是边臣故意夸大其词，以便为自己创造捞军功的机会。二是他们反对汪直这个正在冉冉升起的阉宦“新星”。
说明：明朝历史中的军事文官们（巡抚、御史）基本都是主战派，尤其是涉及少数民族地区矛盾时，动辄指斥对方为叛逆要求朝廷征剿。万历三大征里的播州之乱和宁夏之役，军事文官们都是不停的煽风点火，唯恐打不起来。
大臣们反对汪直的原因并不复杂，首先内廷掌权就意味着外朝必将被分权，这也是宦官和外朝文官的根本性矛盾。此时汪直的权力已经很大了，如果再有军功，权势将难以想象。其次此时宪宗明显是想扶持内廷上位，打压外朝文官，文官们担心像正统朝那样又被阉宦踩在脚下。
说明：历史上汪直确实成为了明朝权势最大的宦官，他后来不但总督十二团营，还获宪宗敕令“各地镇守、总兵、巡抚俱受其节制，有不遵号令者可先以军法处治，然后奏闻”，这相当于恢复了明初大都督府的大都督一职。
朝臣们虽然纷纷反对出兵，但是也给足了宪宗面子，他们建议朝廷谕令辽东加强戒备，并派遣重臣前往辽东随机战守。宪宗在“认真”听取朝臣的建议后，命令朱永、汪直、陈钺率军五万前往辽东征剿。
朝廷官员们内心的愤怒可想而知，他们在《宪宗实录》里点评：“直弄兵之祸，实始于此云”。既然被认定为“祸”，那怎么可能去褒赞，并让其显达于史籍呢？
实际上因为汪直的原因，宪宗一朝还有更大的军功被刻意的“不显达”于史籍。汪直在征剿女真之后就以总督十二团营的身份，率领京军精锐前往大同御边，征剿蒙古人，也获取了更多的军功。
成化十六年王越和汪直亲率骑兵突袭了蒙古达延汗巴图蒙克的王庭所在地威宁海，共斩首四百三十七级，擒一百七十余一人（一说蒙古传奇女英雄满都海在此役被明军阵斩）。
要知道永乐之后，明朝对蒙古一次斩首能超过这个数的战斗并不多。即便不提此战“直捣王庭”，它也还有另一个非常特殊的意义。当年明英宗被也先俘虏带到塞外“北狩”时，就是囚禁在威宁海。所以此战对于明朝而言，多多少少都有洗刷先帝屈辱的意味。
说明：明英宗被俘虽然天下皆知，但是朝廷也必须顾及颜面，所以对外宣称英宗是出塞狩猎去了。
王越因此战而获威宁伯爵位，成为明朝因军功封爵的三文臣之一（另两个时王骥和王守仁）。所以说此战不重要或者说皇帝、朝廷不看重此战，是不可能的事情。
从战略上，包含此战在内的一系列战斗，也改变了明蒙之间的战略态势，蒙古开始收缩后撤，暂时放弃了河套地区。
本来开疆复土在任何朝代都是会被史官褒赞之事，但是宪宗倚重内廷，让一个宦官出头建功立业，从而让这些变得“政治不正确”了。所以不但汪直自己的功绩被刻意的忽视，也“连累”了明宪宗，让他的武功在史籍中没能得到客观的评价。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