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德沦丧的原因，梁启超做过全面分析，政治上有专制体制和高度君主集权，使人诈伪卑屈、媚上恶下的影响。
对外战争屡次失败打击民族自信的同时，对外经济赔偿全都压在农民身上，再加上内战频繁，对于当时的普通民众来说，维持生计是最紧要的，如何奢谈精神和道德问题。
除政治、经济等外在的客观原因之外，包括梁启超在内，以天下大治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都认为学术思想对此应负一定责任，正如张之洞所言：“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
自汉独尊儒术，儒学一直是引导人们道德生活的力量，作为精英群体的知识分子，受“圣学”教养敦化，自然被认为是其他社会群体的道德榜样。
在世俗眼中，士人们的言行举止，毫无疑问影响着社会的整体风气。由于宋明理学将学问和修养放在一起说，先以德行论人，后以学问论人，因此，道德修养仍然是清初的学人比较关注的主题。
至乾嘉年间考据学兴起后，学问与道德修养开始分离，学者可以因对经文了解广博、考证有力获得学界认可崇拜，而无关其德行是否有所缺失。
如此一来，道德实践在一般知识分子心中的地位急剧下降，对道德实践的坚持与否只能看自我要求的高低，德行也不再是衡量和评价一个人的首要标准。儒学的道德引导作用日渐衰退。
由于儒学学术主流，不再围绕道德主题进行论证阐述和扩展研究，像明代那样学者入乡讲学、推广乡约的活动到清中叶以后便已绝迹，官方提倡的三纲五常，变为僵硬刻板的名教教条，其内在生命力慢慢枯萎，再加上清民之季社会进化论，物竞天择的广泛传播和功利主义思想的正名，儒学修身道德之说，渐而成为社会大众心中的无用古董。
清末民初的儒学逐渐边缘化，终在五四期间迎来了彻底的反动，从而无法继续规范日用人伦。从外因看，以儒学为主的传统道德危机，是国家民族整体危机背景下的文化冲突所致，但儒学本身存在的严重问题也是诱因之一。
清中期以后，儒学不仅分离了尊德性与道问学，忽视德性内容，只在道问学上下功夫，而且整日埋首故纸堆，奉前人学说为尊，使得儒学僵化停滞，无法焕发生命力，陷入应变无能。学术要对社会道德恶化承担一定责任，认识到这一点，知识分子就必须责无旁贷地挑起建设新道德、改变风气的担子。
梁启超自幼受传统儒学教养，后又师从以救世为己任的儒学大家康有为，道德修养作为人能立于世的基础，深深烙印在梁的思想世界中。同样的，在清末思想界颇具影响力的学人，无一不是接受了传统儒学的熏陶，有着较为深厚的旧学功底。
在传统中国，对客观对象世界的认识和解释，基于德性的、伦理的视角，人们坚信个人自身的完善，最终可以通向整个社会的完善，“道德不仅是个人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安邦治国之本，不是社会生活决定着道德的产生发展和变化，而是道德决定着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完善。”
对道德的特殊重视，表现在与梁启超同时代的多数知识分子身上。他们普遍认同，国家由民众集聚而成，国民的道德风貌体现国家内在精神，人无德则群无德，国民若愚昧、怯懦、涣散、浑浊，那么国家也不可能安定、富裕，更不可能获得他国的尊重。
梁启超的观点极具代表性：他将国民道德与国家的存亡和发展联系起来，培养国民道德也就成为当时除变革政治制度以外，另一条救国强国的必要路径。
因此，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短短十数年，中国社会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洋务、维新、革命等等，持有不同政治见解的派别，他们在应对国家民族危机之道上，有着诸多分歧，但是对社会道德乱像，和民德沦丧的担忧却出奇一致。
谭嗣同在《仁学》中，表达了以积极精神冲决网罗的态度，最终将舍身为国之心和独立不惧的气概发扬至死。严复最早提出“新民德”，主张道德重建，在梁氏高唱破坏主义时，提醒他“道德革命”有“坏道德”的危险。
持排满革命立场的章太炎也说，“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也”，明确提出了“无道德者之不能革命”，主张革命之道德。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黄兴于1912年批评一些持论激进的人士，并要求学校重申以尽职、立身为内涵的忠孝大义。
孙中山则将传统道德，重新总结为“忠孝仁义信爱和平”八项，认为在那些醉心新文化者眼中的旧道德，也有好的内容，这些要保存下去，不能放弃。
自清朝末年到民国初期，挽救社会道德危机，在学术界获得了普遍的共鸣，几乎成为一种社会思想潮流。以上这些人与梁启超之间，均有思想上的交流，梁启超在受这些人思想影响的同时，也在影响着他们的思想。
在政治衰落、文化冲突、信仰迷失和道德颓丧的大背景下，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这一代人，始终致力于寻求在政治上、在文化上、在道德上，挽救国家和民族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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