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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从唐朝开始,我国古代史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分界线?

想必很多爱好古代历史的人,都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感觉,那就是古代史的发展是越来越平淡的,尤其是在唐朝之后,其发展大多数没有变革,也没有之前的朝代那么惊心动魄,其中恐怕也只有明朝能惹人注意一些,其他的朝代大多没有新奇的地方。

与唐朝之后的下半段历史相比,唐朝之前的中国历史则显得更加引人注目一些,那这又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的呢?本篇文章,我们重点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看一看,为什么从唐朝开始,中国古代的历史有着明显的分界感。

很多研究历史的学者都习惯以唐朝为分界线,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半段和下半段,在唐朝之前,中国古代的历史呈现上升趋势,从秦朝确立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开始,这一制度就在不断地被发展、被完善。

与此同时,制度完善的过程也是君主手中权力不断集中的过程,而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之一。

在集权和专制上没有到达一定程度时,君主虽然是整个王朝权力最大的人,但并不能总揽整个国家的一切事物,在一个朝廷内部,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都有自身的发展空间。

一个制度确立的前期必定不会那么稳定,那么,要想稳定朝纲,就必须要进行种种改革来加以完善,因此,唐朝之前的古代制度是在变动中发展的,由此,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在政治上的革新。

比如说,人才选拔制度。从汉朝的举孝廉,到后来的九品中正制,再到隋朝和唐朝推行的科举制度,这都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也是王朝在变动中发展的典范。但在唐朝之后,这种变革就渐渐减少以至没有了。

唐朝可以看作是封建制度发展的顶峰,就像一个抛物线一样,上升趋势的抛物线到达顶点之后必定会走向衰落,封建帝制就是如此,在唐朝,社会制度和君主权利都已经到达了相对稳定和集中的地步,在此之后,安稳生存在一种政治制度之下的朝代,就不再需要社会的变革。

社会的变革必然会引起局部的动荡,而局部的动荡,如果控制不好就会引发全国性的危机,为了保证君主手中的权力,也为了保证既定的轨迹能正常的推行,很少有朝代愿意冒风险进行改革。

比如说,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它确实是一场重大的改革,但最终的结果让人大跌眼镜,而这次变法的失败,也让国内的各个地区或大或小的产生的动荡,对失败影响的担忧就让王朝失去了变革的动力,总是喜欢在同一种政治制度之下安稳发展,而一个朝代如果不在变革当中发展,那么,它的历史必定是会失去趣味。

其次,在唐朝之后,对于武将的压制使历史少了一些飒爽英姿。从宋朝之后,每个朝代都或多或少、明里暗里的有一些重文轻武,如此一来,就少了很多名将的沙场征战,而武将的故事恰恰是为历史增光添彩的部分,没有了大漠的萧杀,没有了边关的征战,历史更多的笔墨就只能够局限在朝堂的文臣身上。

但因为国家没有变革,朝堂的文臣能够做的事情就那么多,如此翻来覆去,能够书写的东西自然也就少之又少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国家每年都要定期从各地招收等数量的进士,学生考上之后,国家就要给他们安排职位,可是,一个国家的领土面积就那么大,人口数量就那么多,每个民众能够供养的官员人数上限也都是固定的。

随着官员数量的增多,人民身上的负担就在与日俱增,官员们得不到及时的供养,生活压力也在不断增加,因此,他们如果想得到更多的利益,就只能通过搜刮民脂民膏的方式进行,如此一来,贪污腐败的官员数量就在不断增多。

所以,在朝堂上真正能为国为民思考的清官就如凤毛麟角一般,既然如此,能够为国家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和事就几乎没有,如此,史官就算是想要记录,也没有可以记录的东西。

宋朝之后的朝堂总是有些死气沉沉,但并不是说,这些官员无事可做,因为官僚主义的缺陷不断显露,官员们都将大部分的心思放在了自身利益的获取上,对于国家的事情也就没有那么用心了。

实际上,当时制度的漏洞很大,相应的政策也非常缺乏,无论是皇帝还是各级政府官员,他们本应该是为民谋福祉才对,但理想丰满,现实骨感,整个朝堂看似平静,实则一团污秽,这也是为什么明朝能获得更多关注度的原因。

我们都知道,明朝拒绝和亲,对外征战的态度非常强硬,所以,史官能够记录东西也就可以从朝堂的一地鸡毛上脱离出去了,但像宋朝那样极度重文轻武、积贫积弱的朝代,史官能记录的除了澶渊之盟,就是武将的郁郁不得志,这样的历史怎么会有趣呢?

再者,在盛唐之后,中国的整体实力在走下坡路,或者说,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越来越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发展。

人们往往喜欢看强盛的国家发展,而不喜欢看衰落的割地赔款。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真正大一统的王朝,宋朝与周边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争斗都很难用胜负去界定。

虽然澶渊之盟之后,宋朝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和平,这却是宋朝通过缴纳岁币的方式获得,即西夏等少数民族虽向宋朝俯首称臣,但宋却并没有这些少数民族的实际指挥权,甚至还要给他们缴纳岁币,这对于一个中原王朝来讲,无异于是屈辱的,屈辱的事情谁都不愿意承认,读起来自然也没有那么多的趣味。

最后,因为科举制度的逐渐偏激,政府官员也越来越像从同一个模子里脱离出来的工具人,他们失去了自我思考的能力,也失去了对国家局势正确分析的能力。

尤其是在明朝之后,八股文的推行让这种情况愈演愈烈,选拔出来的官员思维模式大体一致,能力也基本上都是生搬硬套,基本都是皇帝的传话筒,只能够复刻皇帝的思维和下达的指令,对国家的建设根本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意见。

如此一来,整个国家的发展,其实都在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加上我们上面所说的,官僚制度的日渐腐化,这让整个国家的腐败速度越来越快。

在读古代史的过程,我们往往会感觉到,随着时间的推进,越往后出现的朝代,由盛转衰的时间就越短,他们的强盛时期往往只是开国的一两代君主,随后就迅速地衰败下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科举制的影响。

国家选拔不出有建设性意见的官员,又在重文轻武的统治下,不断地剥削武将的生存空间,几乎所有官员所做的事情都是对皇帝随声附和,而皇帝与平民百姓之间又有一种无法逾越的鸿沟,这导致皇帝无法真正地体会平民的生活,也没有办法针对民生的问题下达正确又及时的指令。

所以,皇帝高高在上不懂民生疾苦,官员们随声附和没有自我思想,历史的发展是走一步算一步,没有任何激情,自然也就没有多少可读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历史的趣味性与制度是有着根本的关系的,曾经朝代的朝堂上是谋臣如云,猛将如云,无论是对外战争还是内部的改革都不可或缺,所以,发展就显得生龙活虎,历史不缺清官的机智,也不缺猛将的勇武,如此王朝就能够在变革当中不断前进,而且能够催生出一系列璀璨的文化。

但到了封建帝制的后期,武将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文臣又在偏激的科举制度之下有了思想的枷锁,朝廷失去了新鲜的血液,失去了变革的动力,与此同时,又因为文字狱的出现,文化的发展也被逐渐地禁锢起来,这样的环境的确没有办法造就有趣的历史。

因而,封建帝制的发展是一个固步自封的过程,在盛唐之前,无论是文化环境、思想环境还是政治环境,都相对比较清澈透明,虽然唐朝之前的王朝更替也非常残酷,但是在唐朝没落之后,思想和文化摧残比战场上的刀光剑影更加残酷,如此,唐之前的历史倒显得仁慈了很多。

所以,一段有趣的历史发展必须要均衡,各个方面都需要倾注精力,也必须要创新变革,要正视制度的问题,并且对制度进行不断地改良和发展,不能够固步自封、墨守成规,不然就只能让人民群众变得越来越机械,也让历史变得越来越无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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