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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为何极度重视水运?宋朝水运的重要程度,竟堪比今日高铁!
翻开《清明上河图》,除了映入眼帘的熙攘民生外,最引人注目的场景,恐怕就是遍布河中的大小船只了。
这既体现出宋朝时的经济繁荣,也体现出当时的漕运水路之发达。
众所周知,在我国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水路都是一条极为重要的交通方式。
由于古代没有铁路或飞机,因此大部分人的出行只能依靠陆路,而陆路不仅速度缓慢,所需的成本也较为高昂,比如由于马匹牛驴等牲畜无法做到持续性的高速前进,人们只能尽量提前算好时间,通过遍布全国的驿站进行中转,无形中不仅增加了时间成本,沿途的衣食住行,都要有所花费。
所以,在陆路并不那么发达的情况下,水路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了古代速度较快,成本也更为低廉的交通方式之一。
基于这个角度,咱们再来说宋朝统治者为何格外看重水路?
我个人认为,原因有三:
第一,由于落后的陆路交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贸易发展,使得水运成为开创贸易新格局的必要首选。
早在西汉时期,我国民间就已诞生“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的谚语,这句话的大意是说:
路途超过百里,便不能贩卖木柴,而超过千里,就不能再贩卖粮食。
《史记·货殖列传》: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贵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谚日: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
这句话看似是在说什么样的买卖不能做,但其实道出了贸易的本质,无非四个字:
运输成本。
众所周知,将某一种货物,从一处运送到另一处进行贩卖,中间的运输过程就被称为“运输成本”,而超过百里不卖樵,正是说如果路程超过一百里,运输成本就会十分高昂,届时就会超过商品本身的盈利,自然这样的买卖不能做,千里不贩籴也是同样的道理。
古代水运
但这种经商观念,有一个基本前提,即,所有的货物是通过陆路进行运输,一是路途遥远,中间可能还要跋山涉水,通过陆路运送货物,成本就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增加,但结合古代的科技发展水平来看,人们赖以为生的运输方式,大部分情况下只有陆运,所以受到陆运本身的制约,即使古代陆运交通网络再发达,但本身的交通速度,也对贸易的发展有一定程度的制约。
毕竟马不是机器,中途要休息,要进食,可能还会生病,种种情况都注定马作为交通工具,存在着一定局限。
但是水运的发达,却打破了由于陆运制约而形成的贸易局限,只要路线正确,顺着河流与借助风力,一艘船可以最快速度抵达目的地,无形中就大幅减少了运输成本,并且节省了大量的运输时间。
《清明上河图》局部·货船情景
于此,再回到上文所说“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在宋代以前,南北贩籴就属于长途贸易,运输途中成本高,风险高,所以人们往往不会选择长途贸易,反而青睐于短途的贸易,比如市与市之间,无需耗费过多的运输成本,即能完成交易,获取所得。
比如产自江淮平原地区的优质大米,要想卖到北方,在以往看来并不容易,但在凿通水路,大力发展水运的宋朝,江淮大米经过水陆,能卖到更远的北方内陆,甚至是西北地区,甚至是汴京地区,商人们因此从江淮以低价收购大米,经由便利的水运,节约了大量的运输成本,最终收获厚利。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三》:富商大贾,自江淮贱市粳稻,转至京师,坐邀厚利。
这在西汉时期,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情,尤其是西汉时的陆路交通网也不发达的情况下,如司马迁所言,农工商贾“畜长”,在西汉时期人们的观念里,运输货物长途跋涉到外地进行贸易,是一件得不偿失,甚至无利可图的事情,而究其本质,正是由于不发达的陆路交通所形成的贸易局限,使得经济贸易,只能在此种局限内发展,而无法突破固有格局。
然而到了宋朝,经过大力发展水运,俨然从“千里不贩籴”变为“坐邀厚利”。
这其中,发达便捷的水运发挥出了无法否认的巨大作用,将往日千百年间的经济格局打破,迎来了全面繁荣的水运贸易,使南北两地的货物能够流通无阻的同时,更大大加快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深入来看,这也是北宋年间经济民生空前繁荣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交通便利能够促进贸易发展,而贸易能带动经济的整体提升。
先说句俗语,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这句话套用到贸易发展上来,也同样适用,一座城市,因为交通便利,而促使人流的汇集,形成市场贸易后,再随着交通便利形成不断增长的良性循环,不断促成人流更多,商贾往来更多的新局面,与此同时便会催生出巨大的市场需求,比如“衣食住行”,再比如娱乐,以及服务业方面的需求,也会随之增加,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的工商业兴旺发展。
打比方,有人的地方,就注定要吃饭,那么随着某处的人口增加,势必就会诞生出许多的饭馆,而饭馆的开张,除了老板获取收入以外,还能为地方财政增加收入,同时也会创造就业,附近乡村地区不想务农的年轻人来到城里,就能在饭馆谋求一份差事,随着饭馆越来越多,以市区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地区,都听说市区能找到工作,便都入城,这又为城市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同时伴随人口的增加,外地的商贾也会看到商机,经过水运将更加优质的商品带到市区来销售,如此便形成了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只要过程中国家整体不出大状况,如战乱或天灾等外在压力,长期的良性循环便能逐步扩散到更多的地区,如此就带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车轮加速向前。
最显著的例子,正如《清明上河图》中所绘的一个小细节:
这是汴梁城内一座码头的日常景象,可见图片中央与右上角,各有一间饭馆,在里内摆放了几张桌子,而在旁边还有民宿,还有以供饮酒的小酒肆,人们聚集此地,在码头做工,之后便可就近吃饭饮酒下榻,生活设施可谓一应俱全。
以小见大,这就是透过一个点能够看出水运繁荣后所带动的经济发展,不光水运贸易得以兴旺,连带着也能推动服务业与工商业的发展,其最终目的,自然是进一步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宋朝朝廷着重大力发展水运的原因,正是为了发展经济,自古交通就像血管,通过源源不断的输送经济所需的养分,将新鲜血液遍及国家的全身,维持正常运转的同时,也带来勃勃生机。
第三,拓宽了旅游业,继而透过水运,将新生文化输出到全国各地,并以此为基础,促进文化日渐繁荣。
旅游行业不仅能增加某一地区的财政收入,还能拓宽文化的传播渠道,众所周知宋朝的文化是历史中首屈一指的繁荣,形成繁荣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原因之一,也是由于水路的发达,而加快了信息的传播。
在现代社会,我们了解某一地区的文化与现状,可以通过互联网最快速度的了解,但古人之间的通信也好,传播也好,往往因为交通的不便,而要经过较长一段时间才能传播,打个比方就很好理解了:
比如今天某位著名诗人写了一首诗,在网上一经发表,很多网友第一时间就能收到,看过之后再通过转发传播给更多的人,这实际上就形成了文化传播,如果传到文化基础与氛围截然不同的国外,也就形成了一种文化输出。
经由游客们的所见所闻,再将汴梁等大城市最新的文化信息带回所处各地,如此就能形成范围更加广泛的文化传播,同时更多人就会慕名而来,除了能促进文化的广泛传播外,同时又增加了财政收入,如此最终也就促成了整个文化与经济的全面繁荣。
这一理论的最直接体现,就是汴梁城内众多的游船,足以看出当年的宋朝官府对于旅游业的重视,同时也可证明水路的重要性,实为发展经济与文化的必要渠道,而在《梦粱录》中,吴自牧也曾如此记载宋朝时期杭州城的旅游之盛况:
湖山游人,至暮不绝。大抵杭州胜景,全在西湖,他郡无此,更兼仲春景色明媚,花事方殷,正是公子王孙,五陵年少,赏心乐事之时,讵宜虚度?至如贫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
另外再补充一点,水路的发达,也造就了繁荣的造船业,如北宋年间鼎盛一时的“内河货船”,几乎就是庞然大物,甚至能“米载一万二千石”,足足达到700多吨的载重量:
《画墁集》:丙戍观万石船,船形制圆短,如一间大屋,户出其背,中甚华饰,登降以梯级,非甚大风不行,钱载二十万贯,米载一万二千石。
当然,这一切的兴旺,不管是经济发展也好,还是文化繁荣也罢,亦或是造船业的强盛,都是建立在发达的水运之上,没有水运,一切皆是空谈。
总结来说,水运作为独特的交通方式,自古到今都在国家经济中发挥出巨大作用,不仅是宋朝,早在隋朝时期就曾修建过著名的京杭大运河,也在当年兴起过繁荣的漕运,而到了宋朝,因经济发展需求日益增长,使得水路进一步得到重视,并由此催生出更加先进的造船技术,在此基础上,又使北宋时期的经济与文化得以兴旺发展,实属有许多经验可以为现代所借鉴,也从侧面证明,交通是经济之本,没有便利发达的交通网络,货物再多,也卖不出去,景色再美,也让人望而却步,而我国现在正如火如荼进行各类基层交通的建设,尤其是“一带一路”政策的不断落实,架构起横穿亚欧大陆的重要交通网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与宋朝时期重视水利交通,惠及天下百姓的性质相同,皆为造福子孙后代,开创更美好未来的千年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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