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述, 匈奴人将汉人劫掠到匈奴地区, 破坏了当地的生产活动, 致使“缘边虚耗”“野有暴骨”。
此外, 一些成建制的汉军——如李陵、李广利、赵破奴和赵信的军队——没入匈奴, 这对汉朝是一个打击。
而进入匈奴的汉人则诱使着更多汉地的汉人进入匈奴。这些军队和民众进入匈奴, 无疑增强了匈奴的实力。
不少汉人还为匈奴出谋划策, 自次王赵信就是其中的一个。赵信曾教单于“益北绝幕”, 汉武帝却执意派军向漠北挺进, 志在必得。
于是派卫青、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兵, 运粮的步兵数十万, 官私马匹十四万匹, 规模大于此前历次对匈奴的战争。
而汉军损失三万人左右, 入塞时的马匹更是不足三万匹, 从中可见此战汉朝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卫青所属的李广和赵食其的军队因路线错误, 没能参与与匈奴的交战, 甚至很有可能没有到达漠北地区, 如果战场在漠南的话, 距离将大大缩短。
不仅汉朝的粮草供应情况会大大好转, 战马的取食也会容易得多, 李广和赵食其军参与对单于合围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对匈奴的打击无疑会更大。
其后“而汉马亦少, 无以复往”, 汉朝暂时失去了对匈奴发动进攻的实力。而这次战争对汉朝经济的压力也是显而易见的。
汉朝对有功的将领赏赐五十万金, 还付出了大量“转漕车甲之费”, 加剧了财政困难。 而此前仅卫青出击右贤王和出击定襄之役, 均率领十余万骑, 就导致“赋税既竭, 犹不足以奉战士”。
其后又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汉朝为增加财源, 只得推行买卖爵位、盐铁专卖、改行货币等措施。
而因为赵信建议单于绝幕, 汉朝发起的漠北之役代价如此之大, 对汉朝的削弱是可想而知的。
和亲虽也是匈奴的根本利益所在但以单于为代表的掠夺成性的奴隶主贵族并不如汉人那样认识深刻而清醒。
马邑之谋以后的汉匈大战,给奴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投降匈奴的赵信、卫律先后向奴单于提出了和亲的建议,成为奴社会中要求维护和亲传统的力量。
匈奴贵族并不信服,卫律死后，“兵数困,国益贫”“单于弟左谷整王思律言,欲和亲而恐汉不听....·.侵盗益希，汉使愈厚，欲以渐致和亲”。
单于弟左谷王可说是奴贵族中受赵信、卫律影响,要求和亲、维护和亲力量的代表，也是呼韩邪单于的前行。
分裂局面的加剧和亲传统形成后，何奴内部形成了对汉态度不同的两种势力。一种是丰张通过和录的形式获得中原物产的势力,可称为和亲派;
一种是主张通过战争和武装劫掠的暴力掠夺方式获得中原物产的势力，可称为战争派。
和亲破坏之后的连续大战,使何奴损失惨重，内部矛盾开始加剧。在和亲而不能得的情况下,大批奴王侯率领其部属降汉内属。
严重的内部矛盾在内外交困下,终于以单于继承问题为导火索全面爆发。后又形成了五单于纷争的战乱和灾难。
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战争派仍然立张，“战死,士所有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呼韩邪的左伊秩营王做了透彻分析，“自且疑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
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这种思想可以说是卫律“和亲之利”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它还反映了匈奴民族危亡的严重和内部分裂之局的加深。
呼韩邪单于采纳了这个建议，“引众南近塞,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又于甘露三年(前 51 年),“朝天子于甘泉宫”。
呼韩邪单于的对手邱支单于,虽“亦遣子右大将驹子利受入侍”,但“怨汉拥护呼韩邪遣使上书求侍子。汉遣谷青送之,邱支杀吉”。
走上了与汉朝对抗、自取灭亡的道路。代表和亲传统及进一步发展的呼韩邪和代表仇汉势力的支的对峙,标志着奴分裂之局的确定。
呼韩邪单于北归漠北前,与汉使韩昌、张猛共饮血盟，“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今其世世子孙尽如盟”。
临死前,又留下言:“有从中国来降者,勿受,辄送至塞,以报天子厚恩”。呼韩邪单于的亲属、后代都执行了他的遗志。
其妻颜渠阙氏说:“匈奴乱十余年,不绝如发,赖蒙汉力,故得复安。'其子乌珠留单于也说:“先单于受汉宣帝恩,不可负也”
昭君出塞,既是汉匈两族民族和好的结果,也为汉匈关系的长期和好和进一步加强在奴内部培植了亲汉势力。
王葬算汉以后,汉关系恶化,王昭君的女儿须卜居次云女婚右骨都侯须卜当积极为汉和好而奔走。他们积极“拥立与他们相好的右犁汗王咸为乌累单于,并劝威与王养和亲”。
从宏观的角度看, 入匈奴汉人对汉与匈奴关系起到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一部分入匈奴汉人加剧了匈奴和汉朝的敌对。
如韩王信多次率军侵扰汉朝边塞地区, 并与叛汉的陈豨合谋击代, 中行说则为单于对抗汉朝出谋划策;而另一部分汉人则对于缓和汉与匈奴的矛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如卫律“常言和亲之利”和前文所述的王昭君的后人及其亲属。除了影响两国关系大局外, 入匈奴汉人还与汉使有着较为频繁的接触。
如卫律曾审理虞常与汉副使张胜谋反一案, 并与李陵先后劝降苏武。中行说也多次与汉使辩论, 在辩论中极力维护匈奴。
前文已述, 赵信、李陵、李广利、苏武、张骞等人均与匈奴女子通婚, 其他入匈奴汉人也存在这种可能。
此外, 汉朝初期多次与匈奴和亲, 这些公主也都与匈奴单于通婚, 根据王昭君和远嫁与匈奴同俗的乌孙的细君公主、解忧公主的情况来看。
汉朝初期远嫁匈奴的公主也很有可能遵循匈奴的收继婚制, 继续嫁给单于的继承人。
这些入匈奴汉人与匈奴人通婚的行为, 促进了汉与匈奴民族的融合, 与入汉匈奴人一起, 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综上所述, 入匈汉人对匈奴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对匈奴政治上的影响体现在单于继承方面;这些汉人给匈奴带来了一定规模的农业, 也有部分汉人从事畜牧业。
汉人带来的汉式的建筑, 不仅有用于防御的城墙, 也有用于居住的房屋和祭祀建筑, 甚至还出现了宫殿这一供上层汉人居住的建筑。
汉人还参与了匈奴的手工业生产, 推动了匈奴文化和社会风俗的汉化。在汉人补充着匈奴的人力资源、参加匈奴军队、为匈奴出谋划策的同时。
大量汉人脱离汉朝北部边郡对这里的生产活动造成了破坏, 已进入匈奴的汉人刺激着更多汉朝人前往匈奴地区, 因此“汉人入匈奴”这一现象对汉朝是极为不利的。
入匈奴的汉人对汉与匈奴关系的不同立场也使得他们对汉与匈奴关系也起到了不同的作用, 而他们与匈奴人的通婚则促进了汉与匈奴的民族融合。
西汉时期, 汉人迁入匈奴历时长、规模大、范围广。匈奴的吸引和掠夺成为汉人入匈奴的拉力, 汉朝的严刑峻法、政治斗争、贫困与天灾则成为汉人入匈奴的推力。
而汉朝边塞管理上的漏洞则为汉人入匈奴提供了可能。汉与匈奴关系则影响到双方对入匈奴汉人的政策。
汉人入匈奴的途径有政治失败亡入匈奴、战败投降 (没入匈奴) 、被掠入匈奴、因贫困逃往匈奴、犯法出逃、出使匈奴 (西域) 被扣留、和亲和属国胡人主动投降匈奴等八种途径。
其中战败投降 (没入匈奴) 和被掠入匈奴是文献史料中记载的重要途径, 通过这两种途径进入匈奴的汉人规模巨大。
而因贫困或犯法逃入匈奴者的数量缺乏记载, 但已经引起朝廷的重视, 应该不少。如匈奴汉人参与匈奴政治, 给匈奴带来了汉式的农业和建筑业, 对匈奴的社会风俗、文化和手工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部分汉人参加匈奴军队, 为匈奴出谋划策, 这对汉朝是一大损失。汉人入匈对边郡经济十分不利, 吸引了更多汉朝人进入匈奴, 增强了匈奴的实力。
同时, 这些汉人对汉与匈奴的关系产生了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他们与匈奴人通婚的行为促进了民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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