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的农民，虽然也明白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广州也并非遍地黄金，但能得到温饱，能领到月薪，就是他们多少年来梦里才有的事了。于是，无奈地去认命，本能地去吃苦，单枪匹马单打独斗，凭体力去打拼生活，便是他们命运的写照。他们打最脏最累最重的工，干有毒有害的活，做巨大“工业机器”中最为人所不齿的“螺丝钉”，他们痛且快乐地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
广州城的现代化建设，吸引大批四乡的农民进城，从前只是本省居民，如今已经扩大到全国，甚至外地人人数已经超过广州人
不知道把上世纪80年代第一代农民工大军杀入广州，比作十九世纪中叶掘金者蜂拥至盛产金银的美国科罗拉多是否恰当？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号角响遍中国大地，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穷怕了的农民，在土地的禁锢中一下被解放出来，浩浩荡荡奔涌入城，稳坐了广州等一线城市企业的半壁江山。
进城的农民，虽然也明白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广州也并非遍地黄金，但能得到温饱，能领到月薪，就是他们多少年来梦里才有的事了。于是，无奈地去认命，本能地去吃苦，单枪匹马单打独斗，凭体力去打拼生活，便是他们命运的写照。他们打最脏最累最重的工，干有毒有害的活，做巨大“工业机器”中最为人所不齿的“螺丝钉”，他们痛且快乐地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
广东农村，劳动力本来就富余。在东起饶平澄海，西至高州信宜，北起乐昌南雄，南至斗门台山的区域内当时的一百多个县市、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将近5000万农业人口，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这些人口的强壮劳动力当中，富余劳力至少占了50％，除了刚刚破茧而出的乡镇企业外，大多数富余劳力无从消化。据不完全统计，1976年流入广州的省内外民工尚不足两万人；1980年上升一倍；1984年增至10万；1985年为12万；而1987年猛增到45万。当时每7个广州人中就有一个农民！
农民和城里人朝夕相处，共同劳动和生活，于是城里人给他们起了一个独特而响亮的名字：农民工。
1.溃退的部队与躁动的大军
1983年前后，广州绢麻纺织厂以50个在当时颇有吸引力的全民固定工指标招工，广告出街半月音讯杳然，最后只得一人问津；广州缝纫机铸造厂从1984年起一直利用报刋街招招工，一如石沉大海；广州染织厂好不容易招来40名待业青年，谁知在参观工厂后竟跑掉一半，体检后又溜一半，试工期间再“拜拜”一半，最后，仅剩下4名坚定分子。
在广州缝纫机公司等许多企业劳资科的案头上，总堆满一叠叠请调报告，职工天天不厌其烦来磨嘴皮：放我走吧，科长，日后决不会忘记你！我再旷工两个月，看还够不够条件除名！在厂里磨不行，到家里去泡，靠上头压不行，大包小包往家里塞，以前后门入，如今后门出。当年市劳动局计调处的统计数字显示：1985年第一季度市二轻局职工外流3500人；市纺织总公司外流4400人……全市第一季度国营企业职工外流14000人……
招工难！职工跳糟！广州的工业企业面临建国后第一次劳动力外忧内困的严峻局面！
2.吃得苦中苦，方得血汗钱
这里一切都是灰色的，包括人身上的每一个毛孔。上世纪80年代广州硫酸厂磷、复合肥车间。这个在国外落后而在国内属先进的化肥车间，破碎机、焙烧炉、净化塔都仿佛负载过重。130名农民工是车间主力，他们犹如一支灰色的部队，在充满酸和氨粉尘的战场上打滚。
来自罗定的何兴明，带领12名农民工组成搬运组，负责化肥装袋、缝袋、上膊、搬运。天在下雨，雨水和着硫酸车间流出的废渣，将地面染成暗红。农民工踏着泥泞，在狭小的通道里扛着100多斤的磷肥，在倾斜狭窄的甲板上来回穿梭装车。天冷，他们早把上衣脱光，动作麻利，哼着陈旧的苦力号子，磷肥粉末与身上的汗水混成了酱，鼻子嘴唇眉毛灰白，疲倦的双眼却闪着光，他们周身散发出机械运转时的腾腾热气。
大货车沉重的车轮碾过暗红的矿渣液体徐徐出厂、进厂。得抓紧时间喘口气，抽支烟了。常加班熬夜，眼睛熬红了，他们毫不理会。计件工，你不干别人干，不怕苦累，最怕没班加，他们身上有的是力气！装一吨就挣1.8元啊！在广州，只要舍得出力流汗，就会有金执（拾），与乡下没法比。负责装袋的何兴明没歇手，装袋缝袋是不能歇手的。从早到午，他已装了整整500袋，足有5万多斤磷肥，这些磷肥是如何被自己一铲一铲机械般地入袋，已记不清了，脑海里只有一堆堆土样的灰，一卡车满了又来一卡车。他俨如一个机器人！手上的指纹掌纹已通通磨平，指节掌心长满了厚硬的老茧，而他今年才满20岁！
3.城市美容师和他的心愿
1985年春，刚复员不久的广东潮汕农民陈树生，只身来到广州西郊坦尾垃圾卸场应聘。在区环卫局，劳资科黄科长对他说：环卫这行最脏最累，最被人瞧不起，工资奖金每月加起来只有120元，福利还暂时没有。陈树生用一口浓重潮汕乡音的普通话答道：不错了，一月抵得上家里一年多的收入了。
一到垃圾场，他立即被铺天盖地的苍蝇和恶臭包围，眼前的一切让他震惊，望不到边的黑压压的垃圾正在雨中发酵、腐烂，方圆170亩的垃圾场，犹如一个偌大无比的臭水潭。成群结队的猪在齐膝深的糊状的垃圾中奔跑刨食，如乌黑的海水泛起片片暗白的沉渣。工人们赤膊在扑脸的臭气中驾着推土车来回碾压垃圾。远处的茅舍茅絮丝丝缕缕，一片凄清。陈树生还未从臭气中缓过神来，又听黄科长在耳边说，食水要到一公里以外的村里去担，这里没有饭堂，只能睡临时搭的简易铺……他犹豫了，但一想起家人，想到每月能挣120元，想起将病儿安顿下来的心愿，他坚定了：再臭再苦也要干！
他与10名来自各地的农民工在垃圾场落户了。他当了班长，每天，带领同伴们把从广州市区运出来的垃圾碾压填埋，还管修车、修路。他们与拾荒者一道，吃在垃圾场，住在垃圾场，干在垃圾场，久闻而不觉其臭了。
除夕，广州热闹非凡，垃圾场也格外沸腾。从下午至凌晨，一辆辆垃圾车不断往返于市区与卸场之间。场外喜气洋洋，场内却臭气熏天。节日与他们无缘，他们必须在垃圾上加班加点摸爬滚打。晚上，买来了烧鸡、烧鹅和啤酒，他们忘了满身的汗水和异味，就蹲在垃圾场边破旧的木屋里吃起了团年饭，饭菜虽香，但他们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滋味。夜里饥饿的蚊群又开始空袭，在他们脸上身上轮番攻击……新年的钟声敲响，该收工了，陈树生在垃圾场燃起了鞭炮，火光映红了他们疲乏的脸，大家也终于露出了笑脸。这时，陈树生想起了家里患先天性大脑发育不全而病瘫在床的儿子，想起年迈的父母。其实，钱又能代表什么呢？能买来一家人的团圆吗？也许，这一刻，妻子正盼着他回家，正对着寂寞的四壁，抱着病儿在无声地叹息、流泪……
1987年秋的一天，当区环卫局长将城市优秀美容师的奖状送到陈树生手上时，这个潮汕农民的眼睛湿润了，奖状、奖品、掌声……这些荣誉，也有年迈的父母、妻子和可怜的儿子一份功劳啊！自己的心愿其实并不奢侈：将妻子和可怜的儿子安顿在身边，但是现实告诉他，难！
4.两个淘金者的命运
1986年，广西有两个青年农民阿成和阿伟，放弃了本想到广州打工的念头，结伴转到当时还属广州管辖的清远新洲一个可自由开采的金矿上，做起了令人垂涎的黄金梦。
来之前，他俩在村里就听说过矿上的一个故事：一个老农和他的儿子在金矿撞对了矿脉，卖出的矿石连连得大价钱，发达了，但后来矿窿土方坍塌儿子被埋了。阿成阿伟心想，这是他命不好，那矿确实有财可发。于是阿成和阿伟分别向亲戚借了30000元和5000元做本钱，直奔新洲而去。
凡自由开采的金矿，都活跃着三种人：窿主、氰化主和黄金收购者，只要不是有很大本钱，大多人都会看中搞氰化成本小而大可一搏这一环。阿成和阿伟自然也将眼光瞄准搞氰化。他俩分别买了些矿石，学着人们的做法炼起金来。土法炼金其实是相当烦琐危险的行当，还由于土法技术落后，70％的金子在第一次没有被提炼出来。当初，借得3万元的阿成从一大堆充满希望的矿石里提炼出了金子，高兴得一夜没睡，但一算账，不赚不蚀。他没有泄气，继续活跃在拍买场，但运气确实说不上好，赚不到钱，倒亏了不少精力。他索性不干了，心想要玩就玩大的，他看准了一条有前途的窿，把手上的几万元一下全掷了进去，从氰化主摇身变成窿主。搞开采可不同搞氰化那样急功近利，要有设备、技术，关键还在于管理，阿成的致命之处是不懂管理，且一副未富先骄派头。手下人是靠朋友拉扯来的，纯属一群乌合之众。起先还略有盈余，但很快，就把手头赚的钱吃光，矿石的成金率低自然只能卖低价，他渐渐入不敷出。不久，不得不开始变卖简陋的设备、工具，而那条窿却躺在那儿半死不活，拍不出去。眼看几万元散落咸水海，他惶惶不可终日。一个暗淡的黄昏，无法理清思绪已万念俱灰的阿成，徘徊于新洲堤上，忽然一纵身，跳了下去……
阿成如此轻率地断送了生命，阿伟全然不知，他只顾去寻自己的梦。他想，纵使玩到尽，也只背五千元的债，大概还有能力还。当初，他跟人买了堆金灿灿的矿石，有人悄悄说，这种矿石未必好。他不信，事实果然如此，两千多元一下子化成灰。经过这次教训，他学精了，物色了一位行家做参谋，低价买了两池不起眼的杂石。这回交了好运，当一小片一小片黄金在氰化物中沉淀下来时，他狂得几乎推翻了那口锅！一年内他由小发到大发，由身无分文的穷光蛋变成腰缠几万贯的暴发户。万元户在当时是了不得的，有人劝他该收手了，命运之神不会总眷顾你。他却说我才刚出手呢！的确，梦才刚开始，矿上腰缠十万贯的人有的是，与他们比，阿伟只是小巫见大巫。
5.搏命揾钱的“苦行僧”
他叫余福田，家乡在广东大埔，所在的村穷，而他家又是村里最穷的，家中四代九口人：年迈的父母、八十高龄的祖母、妻子和3个尚未成年的女儿，生活已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但他还是无法抗拒因袭的传统，两年前再生了个儿子。他不甘固守那一亩三分瘦田去挨穷，1987年，35岁的他告别了家乡来到广州电筒厂干起了搬运工。
搬运工虽苦，但再苦也是8小时，况且每月能拿170元工资，在家乡做梦也不敢想呢！余福田高兴得疯了。妻子却来信说，村尾的阿荣也在广州打工，天天加班挣得比你多。电筒厂没班加，想想自己还有大把精力，于是他托人在附近找了一份晚上看管仓库的工作。看仓库要熬夜、收货，但还可偷偷睡上几个小时，余福田觉得非常划算，每月省下房租还多挣80元，天亮回厂还来得及。两份工加起来有250元。他告诉妻子说，自己遇上财神爷了。妻子却又来信说，村头的阿旺在广州承包工程那才叫发呢！他想想也是，跟阿旺比自己算什么啊！但自己还有时间！他利用两份工之余的几个小时，收起破烂来。他买来一辆旧单车，做完搬运工，就沿街收购纸皮烂铁。生意倒也不错，腰里又多了一笔进账。有工友见他每日总是马不停蹄打几份工，就劝他别死挨滥挨了，挨坏自己就迟了。他不以为然，笑笑反问：来广州不就是为挣钱么？每日，他总是脚步匆匆，没时间看一眼广州的街道、宾馆和商场，没时间在屋檐下瞧一眼人家的电视，太忙时，甚至没时间吃饭、睡觉，没时间上厕所，把分分秒秒都搭上了。心里想的就是干活干活和之后得到的钱。他将所有钱都往家里寄，自己每顿却吃着咸菜白饭，抽最黑的生切烟。然而，他毕竟不是铁打的汉子，终于在一个上午，在厂里搬运配件时因疲劳过度晕倒，货物把腿骨压断了。躺在手术台时，他记起工友说他的话：你这实在是揾命去搏呀！
6.他们这样生活
上世纪80年代的广州，城市的发展已使登峰下塘这个闹市中的乡村今非昔比。在原来的农田上，市科技情报大楼、市儿童活动中心、广州大学群楼以及成片的居民楼宇拔地而起。在这片新的石屎森林中央的一块“盆地”上，却有一片用破旧铁皮搭的窝棚，低矮密实如一个个“铁笼”，楼宇的建设者们就蜗居在这里。
附近大楼的生活污水在“铁笼”旁边潺潺而流，给本来就散发阵阵霉味的屋内添加上一种浓浓的味料。一个不到80平方米的空间，一半做几十人的宿舍和大米杂物货仓，一半是工场。农民工白天在附近兴建大楼，晚上回到这里，胡乱往被铺里一倒，便呼呼大睡去了。夜里是老鼠和蚊虫的世界，老鼠光顾完大米，就在烂板、烂鞋、垃圾和安全帽中追逐嬉戏，甚至与他们在被窝里做伴。屋旁是厨房，中午和傍晚，不管烈日寒潮，他们或蹲在门口，或坐在废旧模板上，手捧一盒盒极简单的饭菜，生命就这样消耗了补给，补给了又消耗。
晚上算是他们的快乐时光。昏黄的灯下，他们坐在床沿，一支老旧的大竹筒水烟轮流抽，烟雾中说着哪个乡里又发了的传闻，说着陌生的城市陌生的事，谈论着街道上的时髦女人，眼里充满希冀。屋角有人下棋，高喊着“将军”，兴奋得涨红了脸，有人在看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有人索性三五成群到附近人家的窗前檐下看电视，或者集体逛街去。
市建二公司第一工程处700多名建筑工人中有600多个农民工，是当年广州文化假日酒店的当然缔造者。他们每月领140元的工资，一天干12小时。住在兴建中酒店主体偌大的地下室。潮湿、黑暗、污浊、邋遢。床底下常常积水5寸，夜里上厕所，常常要在水里摸鞋。
夜里九点，农民工们开始从几十米高的工地分批下来，他们扔下沾满污泥汗水的工装，提着锈蚀的铁桶，走进每日必到的乐园———一间40平方米的简易冲凉房。冲凉房里没有灯，却异常热闹，哗哗的水声，嘭嘭的铁桶碰击声，嗡嗡的人声，还夹杂着流行歌声，黑暗中汇成一支杂乱而欢快的奏鸣曲。黑暗中，无数躯体赤条条地拥挤一起，像一群舞动的蛟龙，又像一堆蠕动的白蛇。下来便是例行的夜宵，民工们照例一顿狼呑虎咽，然后一头钻进地下室那永远不去清洗、满是污渍、发着异味的被窝。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他们已习惯于这样的生活，他们睡得很香，他们的身体从来没有毛病。有人说，他们吃的是草，但挤的却是奶啊！
广州在召唤广州在呻吟
当年市劳动局一名处长问一家棉纺厂的劳资科长：假如国家不让使用农民工，你们厂怎么办？科长回答得十分干脆：我们厂头一个关门。科长说出了当时不少广州企业的真实情形。
第一代农民工为广州改革开放早期的建设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为这座城市创造出巨大价值。其群像已深深驻留在广州人的脑海里，雕刻在广州城市建设的丰碑上。他们的付出和给予，其实已超越一个城市和地区，超越物质意义，成为历史符号和时代印记。这也是今天广州为什么要建立农民工博物馆的意义所在。
当年几十万农民工涌入广州，这支劳动大军与流动人口汇成的巨流，达百万之众，相当于增加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数量，这座城市准备好了吗？
当年的广州，显然还未准备好，在收获硕果的同时她步履维艰，同样付出了不菲的代价。基础设施、公共交通、供水、供电、能源、粮食、蔬菜、副食品等投入迅猛增长。广州动员了所能动员的一切，付出了所能付出的一切，她犹如一辆超载的货车，在倾斜坎坷的山道上爬行，发动机发出沉闷的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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