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士陵传世唯一的相片摄于光绪二十八年
清光绪七年辛巳（一八八一）冬，黟山黄士陵南下广州，结识了吴大澂、张之洞、汪鸣銮、梁鼎芬等名士，受举荐赴北京国子监专修金石学科，由此涉猎两周秦汉吉金、六朝碑版，视野上的开阔直接导致黄士陵对篆刻艺术指导思想的思考，邓石如『印从书出』、赵之谦『印外求印』的理论逐渐内融为黄士陵印学思想的基石与主脉，甚至成为黄士陵金石书画艺术思想的主旨——『万物过眼皆为我有』，以此指导思想付之于实践，藉乾嘉金石学兴盛后学者披露考释出土的三代吉金、玺印陶文、秦汉砖瓦及湮于山野的南北朝摩崖碑碣，从中汲取养料，借古开新，形成了线条光洁平整、劲挺犀利，排列古穆幽深、藏大巧于笨拙，气格高古典雅、隽永味长的新印风。开创了晚清印坛新的面目，世称黟山派，也开启了黄士陵艺术、生平发展的新篇章。
黄士陵最早年的刻印
黄氏幼受庭训，旁及篆刻，其胞弟志甫曾题《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印谱》曰：『兄八九岁时，诗礼之暇旁及篆刻，自鸟迹虫篆以及商盘周鼎、秦碑汉碣无不广为临摹，至今积二十年酷暑严寒未尝暂废……』据考黄氏传世篆刻作品，迄今最早者即是这部创作于三十岁前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印谱》。从这部印谱中可以看见黄士陵尚未形成个人篆刻风格前的学习皖浙、赵之谦印风且面目众多的作品。二〇一二年十月，笔者有幸于西泠得观一方黄士陵朱文印作，此印章高4.4cm，印面3cm见方，石质稍有凝冻，淡雅绿色中呈晶亮点，应为广东绿上品。释文：『爱画工书能琴善病』，边款曰：『同治甲子，见此印于马骨董家，或谓完白先生手作，以赠泾上赵侍御者，匮于赀，不可得而徘徊，又不忍遽舍，因仿制一石，复恨无所用，赠人又难其人，置行笥中十余年矣。今年秋，感季贶周太守知，听其言论，观其容貌，读其著作，知广陵散尚在人间。吁！十余年来仅一遇其人，窃喜是印不终湮于囊箧，而太守之所乐者岂特此哉！此其小焉者也，因记颠末于石，用纾夙愿云。壬午十月廿五日，后学黄士陵志。』同治甲子为一八六四年，即黄氏在马骨董家观此邓石如刻此印时年仅十六岁，恰在此时期，黄氏父母双亡，作为长子的黄氏正承担着养育弟妹的重任，经济拮据而使黄氏『籄于赀』，无法买下此印，只能临摹一方以聊且心中对此印爱不释手的情结，黄氏于光绪壬午三十四岁时，感遇季贶周太守，以为知己，遂再补刻边款以记赠。边款中仅表明这是十余年前的故事，然而这方印是否同治甲子年观邓石如印后即时的临摹，尚待考证。此印用刀流畅劲挺，线条盘曲婀娜，一派完白山人气息，作者临摹时的殚精竭虑可见一斑，而此临摹的成熟状况，笔者以为很有可能的是近二十岁时的临摹。又此印边款行刀爽利、自然天成，加之十余年后补刻三面印款以叙此印的由来，毫无疑问这是黄士陵迄今可考的最早一方精品佳作。
清 黄牧甫 竹节海棠图横幅
此印的面世，为黄士陵印学研究中关于早年篆刻学习与创作的状况，增添佐证了最为重要的篆刻作品。印款中见周季贶太守，周星诒（一八三三——一九〇四），字季贶，清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其兄星誉官至广东盐运使。周季贶富收藏，精于目录之学，所藏善本常钤有『周星诒印』『星诒』『祥符周氏瑞瓜堂图书』『逸庄』。著有《窳圹藏书目》《传忠堂书目》《勉熹集诗》等。黄士陵传世印迹中见『逸庄』朱文印，惜未见边款[1]。这也透露出黄氏初下广州的交友的新记录。
另外，黄山宝牧斋主人撰文见黄士陵二十岁时所刻白文印『雪吟』，行书边款曰：『己巳夏四月，为雪吟先生作。弟士陵。』石质不详，印面长2.5cm宽1.3cm，印石高0.8cm，己巳为同治八年（一八六九），此印雄浑壮实，吟字尤见书意，也为皖派邓石如风格，似可证明黄士陵篆刻最早受邓石如印风的影响，惜未能见原印作进一步考证。黄士陵追摹邓石如持续至光绪四年，黄氏三十岁时仍以邓石如法刻朱文印『胸有方心、身无媚骨』。[2]
黄士陵书房所挂的对联
光绪七年冬，黄士陵首次来到广州，人地双疏，仅以艺术的精湛慢慢融入岭南的文化社会，这一阶段，任广州将军的满洲贵族长善及其子志锐太史赏识黄士陵的篆刻之外，官居岭南的湖南衡阳书画篆刻名家符子琴为黄士陵代定第一份鬻书刻印的润例，并向社会广为宣传赞誉黄士陵的艺术。
符翕（一八四〇——一九〇二），湖南清泉人。字子琴、岳松，号蔬笋居士。光绪初年，以拔贡官福建长乐、广东阳山等地知县二十余年。精金石鉴赏，工诗书画，摹印直追汉人，几欲并肩丁黄。马宗霍《书林藻鉴》评曰：『宦粤二十余年，以金石书画名闻五岭，分书茂密雄强，得自西狭颂者为多，而风神逸亦兼有乙瑛、杨淮表记遗意。楷书树骨平原，取势于兰台，气厚笔颇而驶，榜题举重若轻，尤擅其胜。行书则平原、南宫、东坡、松雪并出腕下，飞腾爽骏，王觉斯、陈曼生不能过也，晚岁参与分隶，奇超妙理，殆欲与何道州分席。』著有《阳山丛牍》《金石考》《蔬笋馆印存》等。
以黄士陵日后的艺术发展看，最早为他延誉推荐的符子琴无疑是黄士陵立足岭南的重要贵人之一，也就注定了黄氏与符子琴友善引以为知己的可能。步黟堂藏有一联，恰好为我们提供了解答并且告知黄士陵早年居粤时的重要生平信息。
此联为符翁赠黄士陵行书五言联，释文曰：『琴幽多憩月、鹤瘦亦宜松。』款文见：『月色淡，琴音幽，我知此心之淡如月。鹤瘦寿，松瘦古，吾爱穆甫之瘦如鹤。作十字赠穆甫弟，愿若松鹤之交焉！可耳？兄岳松。』上联引首钤朱文印『月照弦斋』，下联落款下钤白文印『符岳松印』、朱文印『子琴』。画芯尺寸：高68cm、宽17cm，签条隶书『名人字对』及款：『壬子君匋』，钤白文印『君匋藏印』，壬子年为一九七二年，此联约此时为著名书画篆刻家、西泠印社副社长钱君匋收藏。此联书法风格极似何绍基，而虚实跌宕一应自然又似过之，直如曾熙评符子琴书法曰：『我湘继道州而起者，首树一帜。』考黄士陵传世资料，士陵上款者迄今仅此一联，且作为黄士陵最早的提携者、年龄长、地位高的符子琴书赠黄士陵并言愿与之松鹤之交焉，此情谊至诚、至深，黄士陵受此联时一定为之而深深地感动，笔者推想此联在黄士陵初在广州的岁月中悬挂于黄氏书房当无疑义了。
黄士陵传世唯一的相片摄于光绪二十八年，此年黄氏五十四岁并应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端方之邀赴武昌，为端方编辑《陶斋吉金录》。相片右上方黄士陵篆书题首：『券游窠主五十四岁小影。』落款曰：『光绪壬寅游笈停鄂州，食武昌鱼，适逢贤东道主，既无弹铗之歌，又乐嘉鱼之美，处之稘年，而貌加丰……』当我们未见符子琴赠黄士陵对联时，也仅仅认为端方的盛情使黄士陵晚年在武昌度过一段非常安逸的日子而体貌加丰，『穆甫之瘦如鹤』让我们恍然明白了黄士陵此时感叹的体貌加丰更多的应是与十几年前初来广州时的对比，也让笔者大胆猜想『穆甫之瘦如鹤』是因为黄士陵早年父母双亡后作为长子承担养育弟妹的家庭重任，二十岁即与胞弟厚甫在南昌开照相馆乃至三十四岁赴粤皆为生计，长年身心的劳累致使了黄士陵身形消瘦。这件书房联所披露的信息对于研究黄士陵早年生平活动具有重要的价值。
黄士陵未完成的画稿
黄士陵的绘画在其传世的艺术作品中数量是最少的，与黄氏所作书法篆刻相比，绘画似乎仅是余事游戏而已，但其艺术的表现形式、创作手段及其内涵却非余事可喻。黄士陵曾对李尹桑说：『画法已进于道，而板滞犹未能免者，是失于秾也。不见夫膳夫之治味乎，失于淡，犹可为也，失于秾，不可救也。是故偏于淡者，善治味者也；秾淡适中，又善之善者也。』又云：『工笔画法为写意家所鄙薄久矣，彼其言曰：「写意若写字，然多一分学力则多一分是处。」此语诚然，既曰写意，则写一草宜得一草之意；写一花宜得一花之意。今之能写者盖实能写，而不失其意者，则又加实，工已不可得，又安所谓意哉！吾不能从之矣。』[3]此语表明黄士陵对绘画艺术的理性通彻，尤其对工笔画的推崇，使我们阅读黄氏传世的绘画作品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
清康熙年间，意大利人郎世宁入宫廷，以西洋焦点透视法绘中国画，尤其光影变幻、明暗对比强烈的效果第一次实践了中西合璧的绘画作品，雍正、乾隆后，郎氏的画风越来越显现出创新开拓的意义，影响后世深远。黄士陵早年谋生于照相馆，对于光影明暗的变化并在相片的效果有着深刻的体验。以黄氏传世的工笔花卉绘画分析，应渊源于南唐徐崇嗣所创没骨法，又浸于宋元工笔花卉气息，而郎世宁的风韵也巧然其中，具体以线条勾勒出枝叶蕊萼，再行色彩施敷，层染烘煊，秾而不艳，淡而传神，雅宜超逸，遒劲蕴藉，妙在色敷处阴阳向背、明暗顿现。
囿于史料等条件，对于黄士陵绘画的形成源出始终未见黄氏言及，这对进一步研究黄士陵绘画艺术当是非常遗憾的事，而步黟堂近年得藏黄士陵《竹节海棠图》未完成稿本，其子黄少牧于一九三三年夏的长跋却为我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作为长期亲侍于黄士陵身边的长子，尽得其父艺事之秘，少牧言语的可靠性仅次于黄士陵之说。此《竹节海棠图》纸本画芯，高、宽，绘二株竹节海棠，一株直立，一株左倾，叶叶交融，摇曳生姿，花青淡施，蕊心铺敷白粉再点以金色，叶底少许绿色以衬出卷叶姿态，尺幅见方，静中蕴有十分动感。黄少牧以魏体小楷跋曰：『先公中年篆刻之暇以岭海奇花异草多为江南所无，时对花写照，藉留粉本。师宋元画法，参泰西画理，更有取于郑板桥纸窗花影之间，故姿态如生，色彩鲜艳。其时科学画尚未昌明，故踵求者众，不能作敝帚自珍。此二幅尚未署款，筱牧三弟珍藏二十余年，吾二人相别亦十二载，今年夏侍庶慈来青避暑，因述先公作画之始而志兄弟一时欢聚焉！癸酉六月兄少牧记于胶州。』钤白文印『黄廷荣』，左右下角分别见香港收藏家刘少旅钤朱文印『太乙楼主珍藏书画印』、刘少旅之子刘滦钤朱文印『滦斋收藏』。这段一百多字的跋文是迄今最为详尽的关于黄士陵绘画的权威文献，清晰无疑地告知了黄士陵绘画师承源出、艺术特色乃至当时供不应求的状况，极为有趣的是我们首次见到黄士陵绘画居然有取法于郑板桥纸窗花影之间之说，古人为艺多有个人秘法手段，也只有在黄士陵身边的亲人才可能目睹黄氏绘画采用了这样的方法，笔者以为这种方法可能更便捷于自然花卉的写生在纸张平面上呈现出黄氏所需的绘画效果。另外，当时踵求者众，以致黄士陵不能作敝帚自珍的局面也客观反映了黄士陵绘画具有创新发展的新颖意趣，对于黄士陵生平及绘画艺术研究而言，这些史料的补充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黄士陵最晚年的博古四屏
金石学始于宋朝，欧阳修著《集古录》、王黻编《宣和博古图》、赵明诚辑《金石录》等，这些学者从撰文、图释、汇编等角度，将金石学在学术意义的层面上作出近乎完美的诠释与展示，也为以后的学者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施以重要的学术示范。或为历史变迁的缘故，宋朝后，金石学渐入于沉寂，直至数百年后清乾嘉年间，勃发出自金石学始创后第一次兴盛的时期，其影响力几乎涉及清朝各学科门类，以致于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载曰：『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4]
金石器物研究是金石学的重要组成，宋王黻编《宣和博古图》最早奠定了这一学术领城研究的基础，至清朝乾嘉后，继承者众多，清乾隆帝命梁诗正编《西清古鉴》外见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曹秋舫《怀米山房吉金图》、吴大澂《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等纷纷而至，学术研究的同时，为金石艺术创作提供前所未有的素材资源，笔者以为这是博古全形图以艺术形式出现在晚清时代的最为关键的内在动力。不得不提及嘉道年间海宁释六舟创金石全形拓法也一定是受启于《宣和博古图》这类文献的传播影响，博古全形绘图与器物全形拓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皆是以各自独特的手段表现器物金石之美。
黄士陵三十七岁时北上京城国子监专攻金石学，首次接触三代秦汉器物，稍后入吴大澂幕府，尽睹愙斋藏器，晚年为端方辑《陶斋吉金录》，所抚古器无数，这种金石神韵的薰陶自然在黄士陵心中烙下永不磨灭的痕迹，客观上奠定了黄士陵艺术的必然走向。考晚清传世的金石艺术文本，无论从艺术风格、表现形式至艺术文本的数量来看，黄士陵当然就是晚清博古全形绘图与器物全形拓领域的大家，尤其是博古全形绘图可以称为前无古人、独步天下了！黄士陵的博古全形绘图也就成为黄士陵艺术范畴中一枝靓丽的奇葩。
清 符翕 行书赠黄士陵五言联
步黟堂藏黄士陵最晚年《博古四屏》可称是黄氏博古全形绘图的代表作品，线钩器物造型精准，鼎彝位置前后参差有致，设色淡雅古朴，光影明暗致器物立体感极强，细微处见描金装饰，虽然器物图案皆来自宋《宣和博古图》，但艺术加工已呈现出独特的韵味。尤其落款的年号及四屏中的钤印为黄士陵生平卒年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佐证。《博古四屏》纸质画芯，四屏尺寸皆高88cm、宽37cm，花色绢料双色原装旧裱。
1《商祖己甗》铭文及识文曰：『作祖己尊彝癸六字。称祖者，孙所作也，己者，其号耳。用是考之祖己者，其为商之雍己，与癸者，商有天癸，癸为己作祭器也。甗而谓之尊彝，非周官所谓六尊六彞之谓，盖商制未分，凡可尊可法者，则曰尊曰彝。《博古图》。』摹篆文『作祖己尊彝癸』，钤白文印『黄士陵』、白文印『古槐邻屋』。
2《商爵周尊》识文一曰：『商爵二器，南海黄氏藏。往岁拓存行笥者，铭识皆一二字，不能臆录矣。券叟记。』铭文二曰：『周召公尊见《博古图》，释文录如右。古人恭慎，凡酒器执之恐坠，觚亦酒器也，为棱以碍手，此尊有五指痕，执之而不坠，盖以示其谨于礼。见《博古图》。』摹《周召公尊》铭并释文：『王大召公族于庚辰旅王锡中马自贯矦四□南宫王曰用先中艺王休用作父乙宝尊彝。』钤朱文印『券叟』、白文印『黟山病叟』。
3《□簋》铭文并识曰：『□作皇祖益公、文公、武伯、皇考龚伯鼎彝，□其洍万年无疆，令终令命，其子子孙孙永用享。□必诸侯也，故祭及四世，盖以古之诸侯有五庙，大夫有三庙，而传言学士大夫则知尊祖，谓过祖则无及矣。《博古图》，穆父录。』又铭：『末行于宗室三字释文漏录。』摹《□簋》篆文，钤白文印『老穆六十后作』、朱文印『倦游窠主』。
4《汉鼎》铭文并识一曰：『兒鼎□盖，盖「兒」同「倪」姓也。《汉书》倪宽作兒宽，鼎其倪氏制耶！上明字，下兒字，中间一字未详。』
清 黄牧甫 各体书扇面
铭文二曰：『铭二字，曰「李氏」。李氏显于两汉者，如西汉之李广、李陵，东汉之李固、李赝，皆闻家华族甚多。此但纪姓而不书名，盖未可考其为谁。见《博古图》。靖生仁弟鉴古。戌申夏四月，士陵寄。』摹倪氏鼎铭，钤白文印『士陵长年』、朱文印『江夏』。落款戌申明显笔误，戌应为戊字。
以往学者研究黄士陵生平皆认为黄氏卒于光绪戊申年（一九〇八）正月初四，享年六十岁，正月初四前尚刻有白文印『古槐邻屋』。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韩天衡先生于古歙文物商店得黄士陵为方文寯刻印二方，年款为戊申长至，按常理黄士陵戊申正月谢世，此印必伪，然而印风的特征、用刀的老辣熟练无一不是黄士陵亲制，又见台湾曾绍杰藏黄士陵刻朱文印『伯吾所宝』，款曰：『仿汉竟文刻为伯吾世讲。士陵时年六一』。韩天衡先生逐考定黄士陵卒年有误，应为一九〇九年。
但问题是这一年中除正月初刻『古槐邻屋』印外，黄士陵其他作品始终未见，史料记载黄士陵是冬季因与同父异母的兄弟为地产在安庆官府打官司，气愤之极引发哮喘病而去世的，即使这一年身体病弱也不至于其他书画篆刻作品一件也没有，从『古槐邻屋』印看，当是神完气足的。这个问题直至数年前，黄山宝牧斋主人出示一九九五年十月于徽州得藏黄士陵篆书八言联，联文：『惟忠惟孝禀天所赋，学诗学礼演圣之谟。』款署：『著雍涒滩易月，穆甫黄士陵。』按星岁纪年法考知此年为戊寅年十月，我们终于见到第三件能佐证黄士陵卒年有误且为重要的纸本书法作品。
步黟堂甲午秋得藏《博古四屏》则以其中的考据点再次证实了黄士陵卒年后移的历史原貌。最为重要的是落款为戊申年夏四月，清晰地表明此《博古四屏》的创作时间已过正月，这也是迄今传世黄士陵绘画最晚的作品了。对于某些历史问题的考释，逻辑合理性不妨是最为重要的思维依据。『古槐邻屋』印的使用，按以往学者之说黄士陵正月刻『古槐邻屋』印，才隔两三天于正月初四谢世，[5]那么此印使用仅此两三天之内，事实也证明迄今未见黄士陵正月初一至初三有书画作品传世并钤此印，四屏中《商祖己甗》首次看到了『古槐邻屋』印的使用注定了那是正月初四后的发生的事。另外，类似的情况是黄士陵外甥叶玉宽选编《黄牧甫印集》[6]中存白文印『老穆六十后作』，未见边款，此书皆以黄士陵家藏黄氏刻印留样的稿本成书。通常情况下，此印可能刻于六十岁前，但一定是六十岁后才使用即过戊申年春节，我们也是首次看到黄士陵四月作博古《□簋》中钤盖了此印。至此，我们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说明前人所述黄士陵卒于戊寅年正月初四是错误的，黄士陵之子黄少牧在《黄牧甫先生印谱》跋中言其父殁于戊申年，[7]综合传世的戊申年这几件书画篆刻作品及黄士陵冬季与同父异母兄弟在安庆打官司的史料，应可推定黄士陵卒于戊申年冬月，又一九〇九年春节为一月二十二日，即己酉年新年开始，黄士陵作『伯吾所宝』款六一。应是黄士陵按公元纪年作年款，当然此印作于一九〇九年元旦后且是黄士陵生平最后的作品了，黄士陵卒日约在戊申冬即一九〇九年元旦至一月二十一日之间当无疑义。
清 黄牧甫 行书书翰册
随着历史的前进，晚清篆刻黟山派创始人黄士陵的金石书画艺术不仅为岭南地区夯实了艺术基础，更为当今金石书画艺术创新发展开启了一条新的探索之路，源于历史传承等原因，黄士陵生平及艺术研究中尚有诸多问题等待解答。今天，国家日益强盛，社会文化日趋繁荣，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有关黄士陵史料的披露，黄士陵生平及艺术研究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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