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前排左一）诸乐三（前排左二）潘天寿（前排左三）
1945年秋，我考入当时在重庆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预科班，教我们书法课的老师是潘天寿校长，课余或休息时，我常向他请教篆刻。二年后我又选学进了油画系，接着就参军去了，没有机缘与他接触。1957年，我调干学习后回校，选学国画，1961年毕业留校任教，直到他1971年去世这段时间里与潘先生接触较多，且常请教。虽是有关学习篆刻的几件小事，但却记忆深深，现记写于此，以表示对他真诚的怀念和感激。
1945年秋开学不久，潘天寿校长来给我班上书法课，第一课讲的是学习书法的重要性，以及必备的工具材料和如何选笔、选帖的常识介绍等。事过五十年，讲课的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了，但有句话还记得：“若以后学习国画，书法就是重要的基础课了，还要学习刻印章，学做诗词题跋……”后来听高班同学介绍潘先生图章也刻得很好。于是在下周的书法课时，他轮流巡视，到我的课桌前，指导了临书后，我便把早准备好的一本高中时仿刻齐白石和其他印人的印拓请他批评。他接过小本子，每一页都翻视了，然后对我说：“学刻印章应先从临摹汉印入手，要多临汉印。”“不要先去学齐白石等当今印人之作，要取法乎上。”“汉印古朴典雅，大方厚重，临学汉印不会走入邪道。”因为读中学时，自己喜欢刻刻印章，无人指导，便利用星期天到县城刻字店去观摩，后来知道那是不好的，很做作。但当时觉得很有古味。后来又来了一位齐白石的学生，在县城搞书画篆刻展，我和一位同学还特地请了假去向他请教，并拜了他作老师，于是他教了我们如何磨印石、反书上石，以及运刀、刻款等，还给了我们不少印拓，这便成了我们后来学习仿刻的“老师”和范本，送给潘先生批评的就是那时的“作品”。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批评，觉得很新鲜，而且他批评时又那样肯定，于是便遵照他的意见，去找了些汉印的印刷品来临摹。大约是1962年新年之季，学生会为了印制贺年片，一位同学来向我借一方“为人民服务”的图章，作为贺年片的装饰内容。在系里的新春联欢会上，潘院长也来参加了，他得到这张贺年卡时看了看后说：“用红色的图案作贺年卡片，旁边绿的花纹作陪衬，这倒新鲜，富有民族特色。”边说边看内容，读道:“是什么民服务？”并问是谁刻的？正好当时我在旁，就回答说是我刻的，是“为人民服务”。并请他批评。他即说：“印文是好的，但篆刻文字，也应尽量从群众易识这个方面去靠拢，更不要故意变形、穿插，或选不易认识的偏僻怪字，让人家不易看懂。”因我前两年正在学古玺，觉得古玺文字大小参差，有的互为穿插很有变化，于是我就将“人”字的笔划缩小，放在“为”字之下，两字在一起，初看像“为”字，又不是“为”。当时他的批评，我心头觉得有点委屈，但后来仔细想想，觉得他讲的还是很有道理，不要为追求艺术化的处理，而忽视了群众观点。后来我在撰写潘先生的篆刻艺术评价中，研读了他写的有关文章与所刻的印章印文，不论章法如何变化、变形，但都具有易识这个特点。于是才进一步体会到印字的选择与变化，在不损字形字义的情况下，应尽量向易识的角度靠拢才对。在1960年前后，我曾二次去潘先生家，专门是为钤拓他的常用印，以作为自己学习的参考，一是因当时市上印谱很少卖，二是为研究他的喜好与风格，当钤完之后，请他一一说明作者是谁，我则一一用铅笔记载于旁，有许多未署款的都是他自己刻的，有少数几方则是早年别人刻好送他，但刻得不太好，而临时又需要这样大小形状的印石，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故磨了重刻。同时他还说道：“年轻时，我很喜欢刻印，中年后觉得自己又要画画、写字，又要作诗、刻印，又要教书、研究史论，精力太分散，时间不够用，于是决定放弃一些项目，主要用在画画方面，印也就少刻了。”“六十年代前后这几年，到处布置用的大画增多了，有时因为画幅的大小形式与题材不同，题款的长短疏密各异，需要有相应形式和内容的印章时，旧有的又不合用，新的又一时找人刻来不及，不得已就自己临时刻了几颗。”我说这也可称作为“量体裁衣”了。他点了点头表示赞同说：“画面上的用印，大小朱白等都应从画面大小、疏密关系去考虑。”这样才可能与画面整体效果相谐调一致。但世间也可见不少画作中的印章是千篇一律，尤其是一些有主题性的创作，画还不错，但用印极不谐调，或是大小不配，或是内容互无关联，或是朱白轻重失调……这都是未能把印章作为绘画创作中的整体考虑进去的结果。1961年秋冬之季，潘先生在国画系讲“中国画的布局问题”时说：“一幅画、一张字、一方印都有一个布局的问题，然其基本原则是相同的，即要有变化，又要有规则。即在规则中求变化，在变化中求统一。”又说：“一般人布局只知道布实，而忘却了布虚。其实应在布实的时候，就要布虚。”下课休息时，我顺便拿起课桌上一本《齐画集》，翻到最后一页，请教他对简琴斋图章的评价，他说：“是好的”，指着仿古玺的几方说：“这些重点在布白”，指着另两方甲骨文说：“这种运刀有味道，”又说：“这与中国画一样，要处理好黑白、虚实的关系。”“对空白有深入的理解，才能处理好画面的黑实之处。”他指出的古玺等印的布局特点，“重点在布白”是很有见地的，其实参看他的作品，多是从汉印一路出来的，也非常重视布白，并在《治印丛谈》和其他论中国画布置等演讲或文章中，也多次谈到这个观点及其一些具体的事例，来说明这一分朱布白之理。如：“治印如作画，画之佳者疏密浓淡臻其妙，治印至精能处亦当如此。汉印凡印文一二字有空缺不可映带者，听其自空，古印中多有之。”“古玺常有疏处极疏，密处极密，所谓：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通风也。”又说：“布置，第一须求自然”(《治印丛谈》)。由此联系到我所刻的“为人民服务”，其被批评不易识，就是属这一病例——故作疏密虚实而显得不自然也。1962年西安画院有些画家来校，在接待室他们访问了潘院长并请他谈了谈有关中国画的提高等问题。我校有几位青年教师也在旁听，潘先生说：“画家应该用绘画本身来反映生活，但他如果能用其他手段来辅助还是可以的，如用文字或诗词的题句、图章等。但如果题句、钤印的图章不好，反而损害了画面。所以画家还应加强诗文、篆刻、书法的根底修养。任何一种学问，肚子里有多少，就会对作品有多少的影响。”是年冬潘先生在花鸟工作室讲课时也谈到，“印章要刻好也要多方面的修养。印章上所用的文字，以篆书为主，亦间隶楷，故须先攻文字之学与篆隶楷草的书写……与书画的原理原则全同，与诗的意趣，亦相互会通。学印亦须诗、书、画兼学，四者皆为基础也。”1962年春季以后，我在系里作秘书工作，又要进修，同时自己也正在撰写一本《篆刻理法》的小书，又要管理学生思想等事，因此较忙，工作之余就抓紧时间找资料，读、写，节假日也不休息，平常似乎是分秒必争。为此身体弄得很差，写作一小时后常头痛，便用冷水浇头清醒一些再作，后来半小时左右也会头晕头痛，十分烦恼焦虑。大约是1963年秋潘先生见我面黄肌瘦便问我：“为什么近来身体不大好？”我便如实向他汇报以上情况。他接着谈道：“这是用脑过度，视神经疲劳，要休息。”同时讲到他自己，“我三十多岁时在上海美专教书，每天要画画，又要撰写《中国绘画史》，也是日以继夜查阅资料，核对史实，劳累过度，影响大脑，经常头晕，后来医生告诫说：要彻底休息一段时间才可能恢复。于是放下笔，休息三个多月后，情况好转，才又慢慢再继续写下去。你现在抓紧用功是好的，但身体一定得注意，应全部放下休息三个月再说，否则会影响终生。”我听他的话正好讲到点子上，如饮清泉，顿时清新。于是放下笔，不看书、不写作，让眼脑彻底休息，除一般工作外，就是爬山、游公园、逛街，三个月后，果然好转。并注意有节制的看书、用脑，按时休息，身体也就一天天好起来了。事过三十多年了，我依然铭记潘先生的告诫，要按时休息，“感到疲劳时就应休息，不要硬拼”，“身体好是事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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