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宗点评诸相（资治通鉴卷二三三之八）

李泌向唐德宗上言说自己年老体弱，实在难以独自担任宰相之职，既然不能允许他离开相位，便请朝廷再增加一名宰相。唐德宗说：“朕深知你的劳碌辛苦，只是我还没有找到胜任的人罢了。（朕深知卿劳苦，但未得其人耳。）”于是他对李泌评论自己即位以来的宰相们，他说：“卢杞忠实而清廉，强干而耿直，大家都说卢杞奸邪，朕却没觉得他是这个样子。（卢杞忠清强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觉其然。）”李泌说：“大家都说卢杞是奸邪的，而唯独陛下没有觉察他的奸邪，这正是卢杞奸邪的地方啊。倘若陛下觉察了他的奸邪，难道建中年间的变乱还会发生吗?卢杞因私人的嫌隙而杀了杨炎，将颜真卿排挤到必死之地，激怒李怀光使他背叛了朝廷，幸亏陛下圣明，将他流放了，人们的心情才好了起来，上天也追悔所造成的灾祸。否则，变乱怎么能够消弭呢!（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独不觉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为奸邪也。傥陛下觉之，岂有建中之乱乎!杞以私隙杀杨炎，挤颜真卿于死地，激李怀光使叛，赖陛下圣明窜逐之，人心顿喜，天亦悔祸。不然，乱何由弭!）”德宗又说：“杨炎把朕看作小孩子，每当议论事情的时候，如果朕赞成他的奏陈他就高兴，如果朕和他反复辩论，他便气冲冲地要求辞去相位；朕看他的心意，是认为朕不值得与他交谈吧。由于这个原因，朕与他相互都不能容忍，这并不是由于卢杞挑唆啊。建中年间的变乱，术士事先便建议修筑奉天城，这恐怕是天命如此，也不是卢杞能够招致的!（杨炎以童子视朕，每论事，朕可其奏则悦，与之往复论难，即怒而辞位;观其意以朕为不足与言故也。以是交不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乱，术士豫请城奉天，此盖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李泌说：“天命，一般人都可以提，唯独帝王和宰相不能提。因为帝王和宰相就是制造命运的人物。如若他们也提命运，那么礼乐刑政便全然没有用武之地了。殷纣王曾说：'我的命运难道不是早就由上天决定了吗!’这正是商朝来灭亡的原因啊!（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盖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则礼乐刑政皆无所用矣。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德宗又说：“朕喜欢跟别人比较治国的经验：崔祐甫性情狭隘急躁，朕诘问他，他往往回答得语无伦次，朕知道他的短处并经常维护他。杨炎议事颇有可以采纳的意见，但他态度粗率狂傲，朕诘问他时他就会勃然大怒，毫不顾及君臣之间的礼节。所以一看到他就叫人生气，其余的人则不敢再说话了。卢杞小心谨慎，凡是朕所说的，他没有不听从的；加上他学识浅薄，不能和朕争论，所以朕想要说的话经常是意犹未尽。（朕好与人较量理体：崔祐甫性褊躁，朕难之，则应对失次，朕常知其短而护之。杨炎论事亦有可采，而气色粗傲，难之辄勃然怒，无复君臣之礼，所以每见令人忿发。余人则不敢复言。卢杞小心，朕所言无不从;又无学，不能与朕往复，故朕所怀常不尽也。）”李泌答道：“卢杞对陛下的话无不听从，难道这是忠臣吗!'我讲的话没有人违背。’这正是孔子所说的'一句话可以使丧国’的意思啊!（杞言无不从，岂忠臣乎!夫'言而莫予违’，此孔子所谓'一言丧邦’者也!）”德宗说：“只有你和他们三人不同。朕讲得妥当时，你脸上有喜色；朕讲得不妥当，你脸上有忧色。虽然你时而也会说出刺耳的话来，就如同刚才你谈到商纣王以及使国家丧失掉这一类话一样。但是朕仔细琢磨过你讲的话，全是你在事情发生前的忠告，按照这些话去做就会政治清明、国家安定，而按照朕原来那些想法去做就会招致危机、引发变乱。虽然你说的话深深切中朕的缺失，但是却面色和蔼温顺，不象杨炎那样傲气凌人。朕反复对你诘责，你并不屈从，但又没有逞强好胜的意图，直至使朕内心已经完全屈服，因而不能不听从你的意见。这便是朕为得到你而自己高兴的原因啊。（惟卿则异彼三人者。朕言当，卿有喜色;不当，常有忧色。虽时有逆耳之言，如来纣及丧邦之类。朕细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则理安，如彼则危乱，言虽深切而气色和顺，无杨炎之陵傲。朕问难往复，卿辞理不屈，又无好胜之志，直使朕中怀已尽屈服而不能不从，此朕所以私喜于得卿也。）”李泌说：“陛下任用过的宰相还多着呢，现在却不加评论，这是为什么呢?（陛下所用相尚多，今皆不论，何也!）”德宗说：“其他的都不是人们所说的宰相啊。凡是出任宰相的，就一定要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比如玄宗时期的牛仙客、陈希烈等人，难道能够把他们称作宰相吗?又如肃宗、代宗任用你治国理政，虽然当时你没有宰相的名号，但却是真正意思上的宰相啊。如果一定认为官职加上'平章事’才是宰相，那么王武俊这一类人便都是宰相了。（彼皆非所谓相也。凡相者，必委以政事;如玄宗时牛仙客、陈希烈，可以谓之相乎!如肃宗、代宗之任卿，虽不受其名，乃真相耳。必以官至平章事为相，则王武俊之徒皆相也。）”

德宗皇帝所说的“相者必委以政事”是有些道理的。所以才有“山中宰相”“白衣宰相”之说。而那许多加了“同平章事”衔的名义上的“宰相”们，实际上和宰相是没有什么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