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一个老人在农场工作的闲暇之余，聚精会神地盯着手中的报纸。这样的情景，任谁也不会将这个胡子拉碴的老人与曾经的中央领导人联系在一起。
这个人就是王稼祥——曾经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年仅25岁就已经位高权重，然而他之后的人生道路走向却是一路走低，最后只能以遗憾收场。
他在七大时连中央委员都没能选上，实在令人费解，就连毛主席得知此事后，都直呼不合理。王稼祥究竟经历了什么，就连毛主席都为他抱不平？他为何会从军委副主席的高位沦落至农场改造呢？
王稼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求学经历，为他日后的革命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不仅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更在苏区时期担任了重要职务，如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等。
这位后来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人物，他的革命热情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使他在革命队伍中脱颖而出，而王稼祥的革命之路始于他的青年时代。
相较于很多革命人士，王稼祥的起点还算不错，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的童年不曾遭受过什么苦难。对比穷苦的老百姓来说，他的家庭可以说得上是殷实，他也得以能够读书识字，而他也没有沉溺于优渥的生活，而是选择了一条充满挑战和危险的道路。
1922年，王稼祥进入南陵县乐育学校读书，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进入芜湖的圣雅阁中学高中部就读，这也是他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
在那里，他接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革命的思想，这些思想像一颗火种，点燃了他心中的革命激情，他沉浸其中无法自拔，似乎找到了一条能够救国救民的道路。
1925年，王稼祥的革命之路迈出了重要一步，他领导和号召同学们一起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之后赴沪入上海大学附中，并加入了共青团。
同年10月，由于学习能力出众的王稼祥被举荐，随即他便远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他不仅深化了对共产主义理论的理解，还结识了许多后来成为中国革命领导者的同志。
被称为孕育中共领导人袁兰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在这一时期就有不少党内领导人在这里学习，有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恶化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小平同志；曾被推选为国家主席的杨尚昆；被毛主席称赞“两杆子都硬”的军事家——在抗日战争中不幸牺牲的左权将军等等。
1928年，王稼祥正式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并在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在中山大学这一时期的经历，无疑为他日后在中国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0年，王稼祥结束在苏联的学习，满怀激情地回到了祖国，学成归国的他很快就投身到革命事业当中。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开始了他在中国革命中的实践之路。
在这一时期，他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树，更在实践中展现了他的才华和勇气。虽然是“一介文人”，可他在军事上也颇有见解，凭着优秀的才干和能力，他被选为了中央革命军委副主席。
这一年，王稼祥年仅25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好年龄，而他作为中共领导层人物，已经让同期同龄的革命者只能望其项背。
然而年轻的他也并不是次次都能够做出正确的抉择，位高权重的他因为和王明曾一起留过学，就被自动划分到了“王明的圈子”里，而毛主席也因为受到排挤逐渐失去了指挥权。
直到吃了几次“苦头”后，王稼祥才逐渐明白了毛泽东思想指挥的重要性，毅然跳出“圈子”的他从此成为了毛主席的一个铁杆支持者。
他高举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帜，在关键时刻投下了决定性的一票，这一举动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毛主席等领导人是从实践中走出来的，王稼祥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留学经历”而自命不凡，而是认真、谦虚地向毛主席等人学习交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 红军成功实现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让王稼祥更是坚定了拥护毛主席的想法。
1933年4月，王稼祥在敌人的一次空袭中遭受重伤，弹片深入他的结肠、骨盆，生命危在旦夕，差点就没能挺过来，他忍受着百般的痛苦，万幸的是命保住了，可是那身体里的弹片却始终没能取出来，给身体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那些不该存在在他身体里的弹片，时常让他的身体处于免疫力严重低下的境地，有药的时候，他能够通过药物暂时压制那高的吓人的体温和身体不适，没药的时候他就只能独自强忍着。
1934年，红军被迫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行进。在行军路上，毛主席与王稼祥之间得到了更多交流的机会，毛主席对于时局的分析及对于局势的把控让王稼祥佩服不已，这也更加坚定了王稼祥全身心向毛主席靠拢的信念。
湘江战役中，红军遭受了莫大的摧残，毛主席紧急叫停：“不能再强行硬拼了，否则会全军覆没”，然而这个时候没有多少人站在他这边，还好王稼祥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主动去做其他人的思想工作。
在长征途中，王稼祥同志与张闻天在一片橘林中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倡议。他们讨论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张，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同志来领导。这一“橘林密谈”对于后来的遵义会议的召开和红军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闻天曾在回忆录中说道：“遵义会议在紧要关头挽救了党，拯救了红军。”
红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王稼祥在这关键时刻成为了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12月12日，通道会议中初步达成了支持毛主席领导红军的共识，听从了毛主席的意见，转向贵州西进，成功挽回了当时的局势。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关于是否让毛主席参与指挥军事、占主导地位进行了投票表决，在正反两方票数相等的关键时刻，王稼祥同志投出了关键的一票，支持毛泽东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
这一投票不仅是对毛泽东同志军事指挥能力的肯定，也是对党内错误路线的坚决反对。王稼祥同志的这一举动，对于红军转危为安、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毛主席临危不乱、随机应变的军事指挥，让红军一次次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让张闻天佩服不已，他也意识如果再以开会投票表决的方式来决策就会贻误军机。
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总理、毛主席以及王稼祥同志组成了“三人军事小组”，毛主席在晚年谈及：“恩来是团长，团员一个是我，另一个就是王稼祥。”
而周总理虽然是这个团的头头，却对毛主席一向尊敬有加，在面对紧急军事行动的时候，也大多都是以毛主席的判断作为战略行动的依据，后来在实际工作中，周总理逐渐成为了毛主席的“辅助者”。
而王稼祥本就是带伤行军，对于军事决策很少发表意见，而且他也十分信任和佩服毛主席，所以毛主席也就成为了事实上的党的最高军事指挥。
长征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革命战士们最为清楚，好在再长的艰辛都能拥有一个句点。王稼祥熬过了漫长的艰苦路途，终于还是倒下了，他的旧伤复发，病情严重到危及生命，毛主席紧张不已，随后中央立即决定将他送往苏联去治病。
在被弹片折磨了四年多之后，王稼祥终于在莫斯科，成功和快要成为身体一部分的炸弹碎片说了再见，这场手术让王稼祥收获极大，但也损伤不小，他在苏联修养了近一年才有所好转，他当即决定回国。
在1938年回国后，王稼祥及时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这对于确立毛泽东同志的核心地位起到了推动作用。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强调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为后来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
然而，历史往往充满了讽刺。1945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会议在延安召开，这是一个关键的会议，旨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然而王稼祥这位曾手握军政大权的领导人，竟然未能当选为中央委员。
这一结果令毛主席都感到“很不合理”，并在会议上为王稼祥辩护，强调他的历史功绩。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当时党内的复杂斗争，也展现了王稼祥个人的高尚品格。
毛主席曾说：“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的贡献是巨大的，没有他就没有遵义会议的成功。”他还提到，王稼祥同志在革命中的其他贡献，以及他党的重要决策中起到的作用。
尽管王稼祥同志在预选中未能获得足够的票数，但在毛主席的极力“拉票”下，他最终以全票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从党的领导核心成员到“候补”委员，王稼祥的地位可谓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的事情放在谁身上都想不通，可王稼祥只是淡淡地回答：“坚决服从党的安排。”
其实王稼祥会落选的原因跟他个人有些“孤僻”的性格还是有很大的关系，他向来只关注工作，很少和除了有工作交集之外的同志打交道，也没有深入群众之中，“路人缘”上自然就少了很多。
而且王稼祥自从受伤之后，就几乎没有过领导和指挥作战的经历，自然影响力就略低一筹，再加上他身体健康的因素，他不得不几次前往苏联治病，因身体问题一度暂停了工作，后来也没有参加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及会议。
这次落选也只是王稼祥人生所受挫折的一部分，所幸他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虽然一路走低，但王稼祥对于国家和党的心始终没有变过，所以毛主席才会亲自下场为他“拉票”，对他关怀备至。
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不幸因病去世，这位革命战士的骨灰盒上刻上了“立党为公，光明正大”八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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