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化悠悠五千年文明，成就了无数的学派。它们早已化成经典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之中。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华“三大显学”——甲骨学、敦煌学、红学。
甲骨学研究的内容是夏商盛世的古文古史。
敦煌学研究的是大唐盛世的艺术哲学。
所以说甲骨与敦煌一个发源于夏商，一个发源于大唐。
而红学源于何处？说来还有一个笑话。
“红学”一词源自戏言。李放的《八旗画录》和均耀的《慈竹居零墨》，都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
清代乾隆以后，考据之风日盛，许多学子埋头在“四书”、“五经”之中，
但有一个叫朱昌鼎的人不肯趋附这风气，偏爱读小说，“自言生平所见说部有八百余种”，而且特别喜欢《红楼梦》，并把它研究得非常精熟。
一天，朋友登门拜访，问他现在钻研什么“经学”，他说：“我研究的经学是少一横三曲的。”那人不明白，他便解释说：“'經’字去掉一横三曲不是一个'红’字吗？我所专门研究的是'红学’啊。”
在朱昌鼎的心目中，《红楼梦》的地位不亚于经史。他将研红等同于研经， 把当时看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和高文典册相提并论，而且常夸饰于人。这在那个时代已经很具进步性了。当然，朱昌鼎先生和友人的对话带有几分玩笑的意味。他所自称的红学也并不是一种严格的科学命名。
红学是什么时候诞生的？
红学界一般认为该从1754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算起，其评点即最早的红学。
但《红楼梦》研究真正形成严格的学术体系却要晚得多。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是中国社会动荡、剧变的时期。反对旧制度、提倡社会改良的呼声，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用文学来揭露社会的黑暗，抨击旧制度，歌颂反抗精神，提倡民主，是那个时代不少激进文人的共识。这时儒家经典的光芒相对失色，在梁启超先生倡导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意识形态下，《红楼梦》等“说部”文学，当之无愧地跨入了经典的行列。①
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从此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纪元。因此，王国维被后世尊称为现代红学研究第一人。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励精图治，广纳贤才，引领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三位著名学者——蔡元培、胡适之、陈独秀齐聚北大。
同年北京大学开设小说课程，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小说课教授。“《红楼梦》研究由此作为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极为特殊的组成部分走上大学讲堂。”②
寻找红学的源头，其实具有两重意义：
除了从历史时段上来寻找红学发源的具体时间与具体事件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以书名学”的原因。
《红楼梦》为什么能形成一门学科？
说来异常复杂，但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浓缩——“两性”、“四待”。
所谓“两性”是指《红楼梦》具有深刻的“时代性”和超强的“现代性”。
《红楼梦》的“时代性”是指作者以微尘之中见大千的手法，为人们细细讲叙了一个时代中一个民族由盛转衰而自破立新的内外史。
《红楼梦》的“现代性”不是指它具有现代人的思想，而是指它对现代思想与生活的切入能力。
所谓“四待”是指《红楼梦》永远具有“待释”、“待考”、“待辨”、“待续”的状态。
《红楼梦》的“时代性”与“现代性”使它永远处于一种“四待”的状态：它等待着一个新的世界出现。
因此，《红楼梦》的“四待”内容是未来时代的“红学”主潮，而时代主潮永远引导着《红楼梦》意义阐释的方向。
《红楼梦》的“时代性”与“现代性”也永远掌握在时代主潮的手中。
所以从这个意义层面来说，“红学”的源头就在当下的时代文化主流之中。
①郭皓政主编：《红学档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②曲怀明：《风起红楼》，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7页。
③陈维昭：《红学通史》，上海，上海任命出版社，2005年，第3页。
此文摘录于：马经义著《红楼文化基因探秘》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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