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井
得知梁从诫先生去世的消息，先是惊愕，继而怅然。
今年夏初回国，约老同学一道登门探望方晶老师(梁先生的夫人)。那时，梁先生患恶疾已久，形容消瘦，不复当年的风采，但眼神依然清亮有神，放出一种不失赤字之心的人才有的纯真光彩。我们和方老师絮絮聊着陈年旧事，梁先生静静坐在一旁，脸上浮现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好像在听，又好像不在听，心思仿佛是在远远的地方。是啊，云南原始林中的金丝猴，青藏高原上的藏羚羊，灰暗的天空，污浊的河流……梁先生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发展是硬道理”被国人奉为圭臬，大家都在为经济高速发展而欢欣鼓舞，无人理会阴影渐浓的环境危机。躁狂情绪弥漫全国，而梁先生不为所动，保持着清醒的头脑。1988年，为了全副身心投入环保，梁先生辞去了公职。既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铁饭碗的份量实在是轻而又轻。梁先生并非环保专家，却是中国环保的先知先觉者。
1993年夏天，梁先生和一群同道下定决心，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为子孙后代保住一片青山绿水。翌年3月，中华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宣告成立。梁先生当仁不让，肩负起领导职责。这是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以“保护自然，善待自然”为宗旨，因此自称“自然之友”。
在汹涌激荡的经济大潮面前，“自然之友”是逆流而上的一叶扁舟，随时可能倾覆，消失在滚滚浪涛之中。然而，梁先生恰恰不缺“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勇气。这点勇气，来自他从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那里继承的士大夫风骨。梁先生说：“如果说我从祖父和父母身上继承了点什么的话，那也就是一点信念：一个人要有社会责任感。正是出于责任感，我投身于环保。”
梁先生本是历史学家，面对拯救自然环境的社会责任，他义无反顾，走下象牙之塔。无灾无难到公卿，是一条人人羡慕的路，然而梁先生秉持的是道德良心，抛弃了这条对他而言原是畅通无阻的路，而且没有丝毫彷惶，半点犹豫。对这种忧国忧民忧天下的怀抱，季羡林先生感慨道；“我对他只能表示钦佩和尊敬。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友。”
梁先生是中国环保事业的先行者。筚路褴褛，以启山林，是十分艰辛的事。如果事关环保，便是百分艰辛。如果不但事关环保，而且是在中国开创环保事业，更是万分艰辛。为了制止破坏环境的做法，宣传环保理念，梁先生闯衙门，要遭大大小小官僚的奚落和呵斥，走民间，要受无知百姓的误解和白眼。对恃权而骄的官员，梁先生金刚怒目，对愚昧的民众，梁先生则拿出了十足的耐心。1998年底，六十六岁的梁先生登上海拔四千多米的昆仑山口，亲手点火，焚烧收缴的将近四百张藏羚羊皮。梁先生拯救生态环境的一片苦心，深深打动了粗豪剽悍的康巴汉子们。
在官僚体制和利益集团构筑的高墙面前，梁先生屡屡碰壁。诚如一位环保人士所说，中国的环保事业注定是一场胜少败多的战斗。屡战屡败之下，梁先生常有一种无力感。然而，对社会、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感，激励着他屡败屡战。梁先生说：“我们是一群积极的悲观主义者。”在这句话里，激荡着昂扬的气概，同时也透出几许苦涩的无奈。
将近二十年间，梁先生始终辗转于两个战场，一方面与当局苦苦争斗，一方面努力唤醒民众的环保意识。有一次，他到一个国家机关做环保演讲，台下只有五位听众。梁先生对他们说：“如果我能在你们五个人心中种下五颗绿色的种子，我就很欣慰了。”曾有昆明一位环保人士给梁先生写信，其中说道：“当年你到我们学校演讲，在我心里播下了一粒种子，现在这粒种子已经变成了一片小树林。”
2000年，梁先生接受环保组织颁发的“地球奖”。他在答谢词中说：“什么时候，像我这样的人多到得不了奖，就好了。”有了梁先生撒下的种子，“得不了奖”的这一天虽然遥远，但总该是可以期盼的吧。
谈到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与自己的异同，梁先生说，祖孙三人都有强烈的责任心和爱国心，但所持主张都不见容于当局，无从施行，所以都是失败者。至于不同之处，梁先生说：一代不如一代。如果单从学术成就来讲，这话固然不错。然而，从更广的角度、更深的层次来看，梁启超是为宪政请命，梁思成是为文化传统请命，梁从诫是为大自然请命，就此而言，梁家祖孙三代竟是一代更比一代强了。
梁从诫先生走了，走得悄无声息。没有多少人关心这个消息，甚至没有多少人听说过梁从诫这个名字。但是，梁先生谢世对国家、对民族的影响，较之党报上那些镶黑框的像片和政治局委员们垂手肃立的追悼会，远为深远。
在当今的中国，具有士大夫风骨的知识分子已是少而又少。现在，这个阵营里没有了梁从诫先生，便更见寥落了。
谨向梁从诫先生致以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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