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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体沟通+精神沟通 唐代妓女远比政客和商人高尚

唐代诗人和妓女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沟通,更有精神上沟通。唐代诗人对妓女把精神上的满足重于纯性欲的满足,除唱词外,很多妓女有相当的文学修养,能作词,词多清丽、宛楚、缠绵,楚楚动人,有的甚至能对客挥毫,倚马可待。

唐代人才选拔晋升,尽由科举,尤重进士。进士最出风头,在初及第的时候,必携妓游宴,这在当时成了不成文的规矩。新科进士与歌妓边饮酒边唱诗,成为令人艳羡的时刻,张籍诗云:“无人不借花间宿,到处常携酒器行。”

长安名妓刘国容有姿容,能吟诗,与进士郭昭述相爱,“他人莫能窥也。后昭述释褐,授天长簿,遂与国容相别。诘旦赴任,行至咸阳,国容使一女仆驰矮驹赉短书曰:‘欢寝方浓,恨鸡声之断爱:恩怜未洽,叹马足以无情!使我劳心,因君成疾,再期后会,以冀齐眉。’长安弟子多讽诵焉”(《开元遗

事》)。

唐代娼妓都是“官妓”。“官妓”的来源有三,《唐律》载:奴婢贱人律比畜产;二是误堕风尘;三是罪人家小籍没。为了管理数目庞大的妓女,唐代妓乐籍贯,先隶太常,后属教坊。

唐朝诗歌强盛,是因科场以诗歌取士,因此上至皇帝将相,旁及贩夫走卒,外之僧尼女冠,以及坊曲妓女,几无一人不能诗。娼妓为了事业发展,除了传统的歌舞两项技能之外,还须写得一手好诗。娼妓能诗的,亦以唐代为最多,往往有集行世。诸如江淮名妓徐月英之《送人》:“惆怅人间万事违,两人同去一人归。生憎平望亭前水,忍照鸳鸯相背飞。”写的便是与才子间的纠缠恨事。

    娼妓既多工诗,对当时诗人尤敬重。白居易《与元稹书》说:“……及再来长安,又闻右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门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见《白氏长庆集》及

《旧唐书·本传》)白居易的诗娼妓不仅知道,而且还认识白居易,自然“喜形于色”。

元稹以监察御史身份到蜀地考察,名妓薛涛如雷贯耳却难得见面。路岩私下知道后派薛涛前往,以“贿赂”上司。等到元稹进了翰林,薛涛隐居在浣花溪,薛便造小幅松花笺百余幅,题诗献给元稹,元稹寄诗与薛涛:“长教碧玉藏深处,总向红笺写自随。”

李白的《对酒》:“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底奈君何?”李商隐的《碧城三首》之二:“紫凤放娇衔楚佩,赤鳞狂舞拨湘弦。”都是写娼妓之乐。白居易的《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将妓院的环境、妓女的服饰、妓女的歌舞和宴会场面、嫖客和妓女的亲昵做爱等,绘声绘色地描写得淋漓尽致。至于享誉千年的《琵琶行》更是借歌妓之杯盏,浇心中之块垒,将娼妓文化与诗歌创作推向艺术的巅峰。

青楼在古代文化传播中是个非常重要的集散地。无论是繁华都市,还是偏僻小城,青楼所处位置大都是人群最为聚集的地方,各种资讯消息,通过青楼妓院而传播;各种文艺诗词歌赋,很多也通过妓女们的吟唱而传诵。我们今天能读到的精彩的唐诗,正是她们不断的传唱,才把诗人们的精华作品保留下来。

同时,诗人的文笔之毁誉也往往关系妓女的兴衰。

王灼《碧鸡漫志》对唐代歌妓以文人诗歌谱入乐曲有过详细描述:白居易做杭州太守,元缜赠诗说:“休谴玲珑唱我词,我词都是寄君诗。”白居易也戏诸歌妓说:“席上争飞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下诗。”开元年间,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到旗亭饮酒,梨园伶官也招歌妓聚宴。他们三人私下打赌,以歌妓唱诗定诗名的排行榜。结果,一歌妓唱王昌龄的绝句“寒雨连江夜入吴……”;一歌妓唱高适的绝句“开箧泪沾臆……”;一歌妓唱王之涣的诗“黄河远上白云间……”由此可知,当时的歌妓们将名士的诗歌作唱词已成为风气。

唐代妓女们为了生存,也为了展示自身的价值,她们将才艺与肉体奉献给士大夫阶层。由于娼妓能写诗、颂诗、解诗的缘故,中唐以后“香奁体”新文体词的产生,妓女们功不可没。新文体词是专写男女恋情、闺情直至床第交欢之情的艳情诗

歌,到了韩偓到达了极至。这些作品中有许多是源发于和妓女交爱的内容。而温庭筠和韩偓亦也成为唐代妓女文学的代表人物。
胡适在《词的起源》中说:“依曲拍做长短句的歌调,这个风气,是起于民间,起于乐工歌妓。”

起始,妓女的温柔风情,是士大夫房间里软性的小摆设。当他疲惫时,他会用你来擦一把脸;烦躁时,或许会一脚踢开。被踢开的妓女,就是遗落在墙角里带着男人汗臭的抹布。久之,妓女的体贴理解,是士大夫的空调器和按摩椅。她们不断地调换自己的温度,以适应士大夫的需要;在士大夫想需要抚慰的时刻按准穴位。

唐诗宋词的璀璨,妓女居功甚伟。妓女,造就了中国古典文学最高雅的峰巅。

许多的文人雅士在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的同时,又缺乏文字以外的传媒平台,妓女就客观地搭建了一种市场化的舞台,成为传播文人雅士文学作品的主渠道。“一手写诗,一手拥娇”,性是美妙的,文人雅士用美妙的事情,调剂多彩的生活,创造出耀眼的诗曲。没有诗,对于文人雅士,妓女是不受欢迎的“万花桶”;而对妓女,没有情的性欲,文人雅士则是“废物”

的太监。

在这个舞台上,文人与歌妓们均为双赢,各得其所,既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又相互融合,相得益彰。文学在这个时候渗透给妓女,而妓女又将其反作用于文坛。这种蜕变和升华使妓女成为了一种文化内容,饱满而人性化。

唐诗类同于如今的流行歌曲,词曲家创作的歌曲要流行,需要一线歌星的演唱;有了不同歌星演唱,自然要出新意,要有创新,要有不同风格。妓女既时时与诗人接近,便要让他们帮忙修改订正曲谱,代她们作乐词,而长短句词乃崛兴。反复切磋的过程,除了云雨之欢外,难免不心灵沟通。这种“一条龙”的产业链日趋成熟,到了晚唐,更出现如温庭筠之类的诗人,他们和妓女情投意合,甚至和妓女们组成“利益共同体”,“能逐弦歌之音,为侧艳之词”。

在诗的理解和传播上,唐代的妓女远比政客和商人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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