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和妓女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沟通，更有精神上沟通。唐代诗人对妓女把精神上的满足重于纯性欲的满足，除唱词外，很多妓女有相当的文学修养，能作词，词多清丽、宛楚、缠绵，楚楚动人，有的甚至能对客挥毫，倚马可待。
唐代人才选拔晋升，尽由科举，尤重进士。进士最出风头，在初及第的时候，必携妓游宴，这在当时成了不成文的规矩。新科进士与歌妓边饮酒边唱诗，成为令人艳羡的时刻，张籍诗云：“无人不借花间宿，到处常携酒器行。”
长安名妓刘国容有姿容，能吟诗，与进士郭昭述相爱，“他人莫能窥也。后昭述释褐，授天长簿，遂与国容相别。诘旦赴任，行至咸阳，国容使一女仆驰矮驹赉短书曰：‘欢寝方浓，恨鸡声之断爱：恩怜未洽，叹马足以无情！使我劳心，因君成疾，再期后会，以冀齐眉。’长安弟子多讽诵焉”（《开元遗
唐代娼妓都是“官妓”。“官妓”的来源有三，《唐律》载：奴婢贱人律比畜产；二是误堕风尘；三是罪人家小籍没。为了管理数目庞大的妓女，唐代妓乐籍贯，先隶太常，后属教坊。
唐朝诗歌强盛，是因科场以诗歌取士，因此上至皇帝将相，旁及贩夫走卒，外之僧尼女冠，以及坊曲妓女，几无一人不能诗。娼妓为了事业发展，除了传统的歌舞两项技能之外，还须写得一手好诗。娼妓能诗的，亦以唐代为最多，往往有集行世。诸如江淮名妓徐月英之《送人》：“惆怅人间万事违，两人同去一人归。生憎平望亭前水，忍照鸳鸯相背飞。”写的便是与才子间的纠缠恨事。
娼妓既多工诗，对当时诗人尤敬重。白居易《与元稹书》说：“……及再来长安，又闻右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门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见《白氏长庆集》及元稹以监察御史身份到蜀地考察，名妓薛涛如雷贯耳却难得见面。路岩私下知道后派薛涛前往，以“贿赂”上司。等到元稹进了翰林，薛涛隐居在浣花溪，薛便造小幅松花笺百余幅，题诗献给元稹，元稹寄诗与薛涛：“长教碧玉藏深处，总向红笺写自随。”
李白的《对酒》：“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底奈君何？”李商隐的《碧城三首》之二：“紫凤放娇衔楚佩，赤鳞狂舞拨湘弦。”都是写娼妓之乐。白居易的《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将妓院的环境、妓女的服饰、妓女的歌舞和宴会场面、嫖客和妓女的亲昵做爱等，绘声绘色地描写得淋漓尽致。至于享誉千年的《琵琶行》更是借歌妓之杯盏，浇心中之块垒，将娼妓文化与诗歌创作推向艺术的巅峰。
青楼在古代文化传播中是个非常重要的集散地。无论是繁华都市，还是偏僻小城，青楼所处位置大都是人群最为聚集的地方，各种资讯消息，通过青楼妓院而传播；各种文艺诗词歌赋，很多也通过妓女们的吟唱而传诵。我们今天能读到的精彩的唐诗，正是她们不断的传唱，才把诗人们的精华作品保留下来。
同时，诗人的文笔之毁誉也往往关系妓女的兴衰。
王灼《碧鸡漫志》对唐代歌妓以文人诗歌谱入乐曲有过详细描述：白居易做杭州太守，元缜赠诗说：“休谴玲珑唱我词，我词都是寄君诗。”白居易也戏诸歌妓说：“席上争飞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下诗。”开元年间，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到旗亭饮酒，梨园伶官也招歌妓聚宴。他们三人私下打赌，以歌妓唱诗定诗名的排行榜。结果，一歌妓唱王昌龄的绝句“寒雨连江夜入吴……”；一歌妓唱高适的绝句“开箧泪沾臆……”；一歌妓唱王之涣的诗“黄河远上白云间……”由此可知，当时的歌妓们将名士的诗歌作唱词已成为风气。
唐代妓女们为了生存，也为了展示自身的价值，她们将才艺与肉体奉献给士大夫阶层。由于娼妓能写诗、颂诗、解诗的缘故，中唐以后“香奁体”新文体词的产生，妓女们功不可没。新文体词是专写男女恋情、闺情直至床第交欢之情的艳情诗歌，到了韩偓到达了极至。这些作品中有许多是源发于和妓女交爱的内容。而温庭筠和韩偓亦也成为唐代妓女文学的代表人物。胡适在《词的起源》中说：“依曲拍做长短句的歌调，这个风气，是起于民间，起于乐工歌妓。”
起始，妓女的温柔风情，是士大夫房间里软性的小摆设。当他疲惫时，他会用你来擦一把脸；烦躁时，或许会一脚踢开。被踢开的妓女，就是遗落在墙角里带着男人汗臭的抹布。久之，妓女的体贴理解，是士大夫的空调器和按摩椅。她们不断地调换自己的温度，以适应士大夫的需要；在士大夫想需要抚慰的时刻按准穴位。
唐诗宋词的璀璨，妓女居功甚伟。妓女，造就了中国古典文学最高雅的峰巅。
许多的文人雅士在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的同时，又缺乏文字以外的传媒平台，妓女就客观地搭建了一种市场化的舞台，成为传播文人雅士文学作品的主渠道。“一手写诗，一手拥娇”，性是美妙的，文人雅士用美妙的事情，调剂多彩的生活，创造出耀眼的诗曲。没有诗，对于文人雅士，妓女是不受欢迎的“万花桶”；而对妓女，没有情的性欲，文人雅士则是“废物”在这个舞台上，文人与歌妓们均为双赢，各得其所，既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又相互融合，相得益彰。文学在这个时候渗透给妓女，而妓女又将其反作用于文坛。这种蜕变和升华使妓女成为了一种文化内容，饱满而人性化。
唐诗类同于如今的流行歌曲，词曲家创作的歌曲要流行，需要一线歌星的演唱；有了不同歌星演唱，自然要出新意，要有创新，要有不同风格。妓女既时时与诗人接近，便要让他们帮忙修改订正曲谱，代她们作乐词，而长短句词乃崛兴。反复切磋的过程，除了云雨之欢外，难免不心灵沟通。这种“一条龙”的产业链日趋成熟，到了晚唐，更出现如温庭筠之类的诗人，他们和妓女情投意合，甚至和妓女们组成“利益共同体”，“能逐弦歌之音，为侧艳之词”。
在诗的理解和传播上，唐代的妓女远比政客和商人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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