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著名的书画家倪瓒是一个特别怪异的人，据称他书房里的文房四宝，每天都有人专门负责擦洗，院子里的梧桐每天要一片一片进行擦拭，不得染上一颗尘埃。一天，有一位朋友借宿在她家中，由于他担心朋友弄脏了卧室，整宿的在外面，半夜的时候听到朋友咳嗽一声，吐了一口痰，非常的心急，等到朋友走了之后，命令佣人到处的找，用人找不到痰，于是随便拿了一片叶子，告诉他就在这片叶子上，倪瓒厌恶的闭上眼睛，捂住鼻子，叫佣人送到三里外丢掉。
像倪瓒这样怪异的艺术家并不在少数，实际上，中国文艺史上的艺术家们，他们的身份都十分的特别，首先他们是艺术家，但同时他们还是文人，也是当时的从政者，所以这也就造成了今天我们在看待古人的时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心态。我们有时候很难界定它到底是属于艺术家，还是属于一位政治家，而且往往他在多个方面都有比较大的成就。比如宋代的苏轼，元代的赵孟頫，他们都堪称是全才，而且他们在政治艺术上的成就也非常的大。
所以中国的文人画家，大部分都身兼文人，诗人，书法家多个身份于一身，某些还是显赫和颇有声望的达官贵人。也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史书或者说他本人的传记，提供了有关他们的大量生平资料，相当的详细。只要我们掌握了这首资料，就可以从中探求出它所处的时代、他的所思所想所感，他是如何去享受生活、满足自己的欲望，又如何遭受命运的打击。倪瓒本人的文集就不单单包括艺术家本人的诗歌、散文与信，咋还有他与朋友撰写的传记、轶事以及后代的作家对于倪瓒作品的评论。我们上面看到的那些关于倪瓒的细节，就出自后世人的记录。
倪瓒的画，很有味道。这种味道，不同于其他画家。隐逸和冷清，是倪瓒独有的标签。我们看他的《渔庄秋霁图》，很明显的可以直接感受到他那种傲然独立，不与世俗沾染一丝一毫的“仙气”，所以倪瓒的作品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诗意化的美。
实际上，中国的艺术普遍的都具有十分浓烈的诗意色彩，这是不单单是因为艺术家的诗篇——多数是题写在他们画上的——是他们隐秘思想情感最直接的表露，而且诗歌还是他们生活的见证。这个的文人们，大多数时候都是孤独的，抑郁或者苦闷的心境，成为他们争先表现的内容。而他们诗作创造的高峰，往往是与他们的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联审视他们的诗作，就会发现，大部分的中国艺术家都生不逢时，处于压抑的状态，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比如宋代的苏轼，他最为人所称道的诗歌，有很大一部分都创作在他被贬黄州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他最破落，最寂寞的时候，而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代表作品《寒食帖》，也是创作于他的人生低谷时期。
这些艺术现象不得不使我们联想到中国文艺所拥有的强大的“言志”传统，这个传统体现出了中国儒家对于文字威力的信仰，正如古代典籍《春秋》所说的那样，文人可以“微言”寄寓褒贬，14世纪的文人艺术家和后人为了求得自我表现，就探索将绘画的、书法的与诗的形象融合在一件艺术作品之中。
但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文人，他们都会有这样坎坷的经历呢？实际上，这和中国古代的选拔用人制度和官制有很大的联系。
中国文人一般的生活方式是经过乡试、省试、殿试的科举考试，取得初试当官的资格。殿试中榜以后，授为进士，然后初步接受任命，在朝廷或行省中任职，但是大对于大部分文人来讲，他们往往要从非常低的品级开始做起，即便是到了高位，也往往限于这种或那种麻烦。由于他们从小所接受的儒家教育思想和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实际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文人艺术家们的理想主义往往会受到相当程度上的打击，在仕途受挫时期，他们往往归隐山林，在理想中寻求道德精神的自我修养，放归于山水田园之中。
宋代时期的李公麟《孝经图》中就描绘了贤良侍奉君主的场景，图解了“近则思全尽职，退则思过”的名言，出世和隐逸的原则，按照进取和行为的规范进行修正和反复，无时不刻反映出自我在身心两个方面必须保持的敏锐与良好的平衡，受到这一文化传统的影响，文人们在人生得意之时，尽力的以理想主义的姿态从政，心怀天下，有着较为强烈的家国情怀。但是一旦他们遭受挫折，便要寻求精神上的慰藉了。
因此他们在隐逸期间往往要转向艺术上的自我表现，抒发自我胸中苦闷的情绪，虽然也有一些人，他们一开始就把隐逸的生活作为自己理想的存在方式，但是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乱世归隐，盛世出山，隐逸者及其道德理想在中国诗歌和绘画发展史上实际充当着一个特殊的角色。
事实上，历代官修的史书中都有专门的一个章节，用来记录那些隐逸的文人士大夫们，在史书和地方志中也记录有独行的人物，独行者是指那些具有独特的性格和力量的人物，往往也包括隐士，他们往往躲避尘俗，有着惊天骇人的行为修养，展现出令人敬佩的胆识和献身道德的原则，这种现象的产生，实际上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对于道德的压制有密切的关联。
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文人是一群精神上极度矛盾的人，他们一方面要仰赖帝国的机器，实现自我的理想价值，同时又对这个机器充满了各种厌恶和不屑。在乱世和改朝换代时期，隐逸往往作为一种重要的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为大多数文人们所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富有思想的悲观主义对于有教养者似乎比凡夫俗子更有吸引力，实际上隐逸的处事态度，代表着中国文人们在道德上一种积极的行为，而并非我们表面上所认为的那种消极避世。这种行为所隐含的逻辑则在于当外面的世界没有按照我所规定的行为，或者说我所信仰的教条进行发展时，那么我就要与这股潮流相抵抗，在此时顿入山林。而不是积极出仕，则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表态方式，这个时候独行者的勇气和力量，离尘绝俗，单枪匹马代表着正义之道，而这种为文人士大夫们所接受的逻辑，很早就在中国儒家的典籍中就已经存在了，比如说，四书五经中对于伯夷和叔齐耻食周粟的称赞，不仅仅为他们在道德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而且在潜移默化中也使他们接受了这一逻辑行为。
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宋朝末年元朝初年以及明朝末年清朝初年。1279年，南宋被蒙古人灭亡之后，郑思肖，这位有名的宋代忠臣，他对古代的隐士有这样的评价：
仰怀许由、伯夷、叔齐、屈原、子陵辈，其意远矣……大丈夫焉能尾尾于人之后乎？微斯人出，后世皆走于威福之下，足以杀其心而役之……
他对历史上著名的文人们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隐士都是在盛世有着浓烈的理想主义具有强大热情和激情，在乱世则又能甘于寂寞、愿意牺牲的人，他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取得了后世的景仰，致使最强大的统治者和征服者也不得不对他表示尊重，与此相类似的人物还有文天祥等人。
但是这一行为本身就不是合理的，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人行为选择的道德绑架，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社会时代以及情况下，会有不同的历史选择，很难说哪一个人的历史选择就是好的，哪一个人的历史选择就是坏的。并且有多少人是真心想殉国的？恐怕更多的是死于伦理的威慑。比如宋代皇室的后裔赵孟頫，在南宋的时候，在朝廷做官，但是元朝建立之后，他也在元朝做官，由此引发了后世对赵孟頫的非议。明代著名的文人傅山对他非常的鄙弃，认为他的字很俗，他的人也糟糕，“薄其人，遂恶其书”。
而赵孟頫本人在世的时候也备受这一道德准则的煎熬，一方面，出于文人士大夫的理想主义，他不能够出山在元朝担任重要的官职，另一方面他又有比较深远的文人理想和家国情怀，又渴望在元朝建立功业。这样矛盾的心理，使得赵孟頫承受了许多不应该有的压力和指责，他的夫人管道升更是劝慰丈夫：
争得似，一扁舟，嘲风弄月归去休。
处于这样的风气，很多文人的风骨其实是值得怀疑的。明代时期，文人和艺术家们经常喜欢扮演成历“山人”，他们身着怪异，愤世嫉俗，仿照道士，沉湎于酒色和狂歌之中。作为文化的反叛，许多人从新儒家那里，也就是王阳明的心学中，找到了一丝快慰和力量，由于王阳明大力提倡个性解放，于是儒家不再像以前那样，迂腐的强调对于世间万物的遵守以及对于自我的约束，他们提出了“心即宇宙，宇宙即心”的理论，倡导了个人主义，认为最完备最彻底的理即在于人的内心，在于人的情感和欲望。
在这种思潮的催生下，诞生了李贽这样的思想家，他是晚明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特立独行和超前的思想受到了正统文人们的诽谤、辱骂，最终他在狱中自杀。虽然官方焚烧了他的书籍，但是他对于传统的鄙弃、对于新世界的追求、对于晚明的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催生了一大批追求个性解放的艺术作品。
比如明代非常著名的生活小说《金瓶梅》，这部作品可以说是明代社会的一个真实写照，作者化用了《水浒传》中潘金莲与西门庆的故事情节，展现了晚明社会中人们对于欲望的追求，对于个性解放的渴望。但是晚明社会的思想变革并没有成为主导，传统的封建势力仍然存在，明代帝国僵化的思想体制以及儒家保守的思想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变，因此，个体在强大的社会面前往往不堪一击，也就造就了《金瓶梅》的社会悲剧结局，这一悲剧性的色彩也突出的表现在《牡丹亭》《西游记》以及后来清代的《红楼梦》等文学艺术作品之中。
因此，中国古代的文人，他们自身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他们一方面满怀理想，一方面又极度消沉，一方面是道德如生命，一方面又畏惧它如豺狼。造成这样复杂面貌的原因，还是当时的专制社会。因此，我们今天再去了解古代文人的艺术作品，不妨多从几个方面去思考，从更多的角度理解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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