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格瓦拉同志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意图废黜光绪帝，改立亲外甥溥儁（庄郡王载漪的次子）为新皇帝，并计划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元旦举行“内禅”大典。然而，就在大典即将举行的前一刻，各国公使通过大学士荣禄、庆亲王奕劻向清廷表示反对废黜光绪帝的意向，令慈禧太后不得不中止既定计划。
晚年的慈禧太后
废立皇帝的计划因列强反对而被迫流产，这足以让慈禧太后蒙羞，恰在此时，一封密报又送到她的案前，内容是各国准备敦促太后归政、让光绪帝亲政，无形中更是激怒了视最高权力为禁脔的慈禧太后。在这种情况下，端亲王载漪、庄亲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等满清权贵极力建议慈禧太后招抚义和团，并利用他们来“扶清灭洋”，永远杜绝列强干预清朝内政的隐患。
如果慈禧太后足够冷静理智的话，她理应看出义和团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期望借助他们来赶走洋人，无异于痴人说梦。然而，愤怒、恐惧的情绪使慈禧太后陷入歇斯底里，并驱使她在1900年6月21日做出一个疯狂的举动：向英、美、法、德、俄、奥、日、意、西、荷、比11国同时宣战！宣战诏书发布后，慈禧太后下令清军董福祥部和义和团联合进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庚子拳乱”至此爆发。
晚年的李鸿章
早在宣战诏书颁布前，包括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在内，东南各省的督抚便已探明朝廷的意图，而为了避免南方被战火摧毁，他们决定联合谋划“自保”事宜。为防止南方各省局势陷入动荡，邮政大臣盛宣怀接受李鸿章的授意，下令各地电信局扣押宣战诏书，除各地督抚外，不得再向任何官员发放。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李鸿章接到电报后，便即刻回复慈禧太后，声称宣战书乃是朝廷在义和团胁持下发布的“矫诏乱命”，根本不合法，因此两广拒绝奉诏（“此乱命也，粤不奉诏！”见《庚子国变记》）。不仅如此，李鸿章还向朝廷痛陈“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引文同上），忧国之心溢于言表。
晚年的张之洞
张之洞虽然跟李鸿章长期政见不和，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却能抛弃前嫌，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他的决定，并向南方各省督抚提出两点建议：一，尽快派人跟列强签订和平协定，共同保障东南各省的局势稳定；二，加紧拟定应急方案，准备一旦北京沦陷、帝后遭遇不幸，将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战后大局，尽快恢复和平局面。
张之洞的建议得到其他督抚的积极响应，除两广、湖广、两江外，闽浙总督许应骙、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山东巡抚袁世凯、广东巡抚德寿等人也纷纷加入其中，史称“东南互保”。此外，陕西巡抚端方、四川总督奎俊虽然没有加入互保行动，但却采取支持态度。
东南互保形势图
同年6月26日，上海道余联沅作为南方各省督抚的总代表，跟欧美各国驻沪领事签订和平协定，即《保护东南章程九款》。按照这项协定，上海租界由各国共同保护，南方各省则由当地督抚保护，并严禁义和团的活动。与此同时，协约还规定“无论北方情形如何，请列国勿进兵长江流域与各省内陆；各国人民生命财产，凡在辖区之内者，决依条约保护。”（见《愚斋存稿》）。
互保条约公布后，主战派纷纷予以指责，声称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拒不遵从宣战诏令，并且还跟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协约，此等行为跟汉奸无异。但从事实来看，强硬派的指责纯属混淆黑白，而南方各省正是拜互保条约所赐，才得以避免战火摧残，为中国保住最重要的经济命脉，其积极意义如何强调都不为过。由此来看，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非但不是汉奸，而且还是货真价实的国家功臣。
李鸿章赴京跟列强举行和谈
互保条约签订1个多月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慈禧太后挟持光绪帝逃至西安避难，途中颁布懿旨命各省剿灭义和团。与此同时，慈禧太后电召李鸿章离粤进京，与奕劻一起跟列强进行议和，并于次年初签订《辛丑条约》。由于中外之间停止战争，“东南互保”完成其应有的使命，至此自行终结。
参考书目：《清史稿》、《东南互保与晚清政局》、《庚子国变记》、《李鸿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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