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兰华沙的市中心的瓦津基公园中，有着一条中国大道，这里曾经是18世纪，波兰国王斯坦尼斯瓦夫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将这里的道路名称命名为中国大道。
这条大道，延续200多年，至今成为了公园的一部分，这里也见证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故事。
18世纪，由于当时的中国处于世界经济的中心，各个国家充满了对东方的向往和学习，其中就包括欧洲。
近些年，一般承认中国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远远落后于欧洲。但在〔政治道德〕的知识方面，中国人则被认为达到了特别出色的地步。
伏尔泰说：“他们有最完美的道德科学，它是科学中最重要的。”人们广泛阅读孔子的译品，法国启蒙运动对中国这位圣人的感倩表现于伏尔泰所引的下列诗句中：
他只用健全的理性在解说，
他不炫惑世界而是开启心灵，
他的讲话只是一个圣人，从不是一个先知，
然而人们相信他，就像他自己的国土一样。
〔从不是一个先知〕，可以说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不论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或是新君主主义者，几乎都是自然神论者，他们相信没有奇迹、启示或圣事的常识的“自然宗教”，这种宗教能够为道德提供基础而不给教权主义和教士权术以可乘之机。
在欧洲的前基督教时期已可以找到自然神教的先例，这一运动受到斯多噶哲学传统的很大影响。但是在欧洲异教的古代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対儒教那样地正式采纳过这种类型的哲学。法国的自然神教者相信他们在中国看到了这种作为全国崇拜的“哲学家的宗教”。
可以由理性建立，但是天启教义对于灵魂得救是必要的。李明在给莱姆斯大主教的一封信中引用孔子的经典之后说:“从这少许的孔子著述中，阁下可以判断理性的属于一切时间和一切地点的。”
塞涅卡所说的并没有超过他，“假如我有闲暇，像我所计划的那样，能编一部我们这位哲学家的格言全集，也许我们理应在我们古代圣哲之中给他一席之地。”
在李明以后的一代人里，里奇温宣称，“天主教神学的总部巴黎大学乃是中国热的中心。莱布尼兹也把基督教信仰同对儒家的中国的赞美结合起来，他甚至于建议“请中国派遣传教人员来我们这里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及实践，正如我们派遣教士到他们那里传授启示的神学一样”。
孔子似乎到了否定基督教的地步。伏尔泰和自然神论者勇敢地把天主教传教士所培植起来的对中国的赞美转用于反击教会，他们以中国为例证明法国可以有道德而治理良好，无须一个教士阶层掌握着法国五分之一的土地。
伏尔泰的确断言，他们（中国人）帝国的组织，的确是世界上所见到的最好的。在以经济学派或者重农学派而知名的那个哲学派别的领导人又是新君主派的最著名的理论家魁奈的《中国专制主义》〕(1767年）一书中也表示了相同的意见。
魁奈（1694—1774，他与伏尔泰间年生〉是开明专制主义的拥护者，他的目的是要阐明开明这一形容词的内容。他认为统治者的开明就在于认识“自然秩序”的原则并制定符合这些原则的法律。当国王改革了立法，他就应该“让法律去统治，而自己不做任何事”。这就是中国理想君主的无为。
后来，英国在战争中的胜利，驳斥了只有专制制度才是有效的这一说法；法国资产阶级看到他的英国对手通过议会代表制分拿政治权力，通过合股公司进行活动，远比法国更不受政府的控制，一般地没有无数烦琐的限制和恼人的地方税，而官场、封建残余和过了时的柠会制度却共同用这些东西来阻挠法国的贸易。
最后，当法国政府由于财政浪费而面临破产的威胁时，人们就感到法国社会制度及其免税政策是无法容忍的，于是资产阶级的性格就变成革命的了。
在像十八世纪法国那样一个复杂而内部不和的社会里，不可能有一种全能的社会哲学。在思想领域中反映出各种利益的交锋，它激起了对根本原则滿腔怀疑的探讨。英国前一世纪的宪法斗争在政治理论上已经提供了大量的辩论文献，在洛克那里达到了高峰，他的著述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开端。
这不仅包括政治，也包括宗教，因为不考虑宗教教义就不能探讨教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自然科学的进展和牛顿的伟大胜利对人类理性的力量给予了新的信心；科学家的理性主义从研究室被带入了沙龙，又从沙龙进入市场，一切事物都要接受批评。
在十八世纪，法国兴起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流派，它们都提出了社会改革。它们可以区分为自由主义者和新君主主义者。
前者包括所有相信人民主权和议会制度的人，不管他们赞成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制。新君主主义者包括那些希望扫除贵族及教士的特权，却不相信议会制和民主的人们，他们是“开明专制主义”的鼓吹者。他们希望使法国君主专制制度本身成为改革的工具；他们期望它恢复先前反对贵族和教会的斗争，通过清除与它相联系的社会反常状态以及废除免税制度和封建主义残余来拯救它自身。
这些改革在争论中每一方都引证各自的模式和根据。自由主义者引征议会制度英国的胜利以及罗马的传统。新君主主义者则在中国找到了他们的范例和根据。他们崇拜中国的理由实际上非常简单。他们所以引征亚洲，是因为欧洲的过去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作为他们的依据。
欧洲的全部过去和现在都受到他们所不喜欢的政治倾向的影响。如果他们追溯到中世纪，他们发现的是封建主义，教权主义和自由城市；如果他们回到古典时代，他们到处都遇到共和政体，他们怎能求诸恺撒呢？恺撒曾是罗马民主派的领导人，而罗马自始至终也，不曾放弃主权属于罗马人民和只有通过选举才能授权给皇帝的学说。
罗马的传统确实不能为君主专制制度的辩护学说提供牢固的基础，而且共和派很快就把它几乎完全掌握起来为自己所用。但是在远东有一个与罗马同样古老的帝国，现在依然存在，人口和整个欧洲一样多，没有世袭贵族及教会的特权，由天賜的皇权通过学者-官吏的官僚机构来统治。
这里的模式适合于新君主主义者，是一个可以引用的范例。新君主主义者抬出孔子和身穿丝袍的中国官员来对抗掌握天堂和地狱的钥匙的教士阶级、对抗〔佩剑贵族〕和李维与布鲁塔克的共和派的英雄们。对于热烈崇拜中国的人，距离遥远反而增忝了魅力。
波维尔在1769年写道:“只要中华帝国的法律成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可能变成什么样子提供一幅迷人的景象。到北京去！瞻仰世上最伟大的人，他是上天真正完美的形象。”
虽然，后来的欧洲在完成工业革命后，避免提及中国对欧洲影响，但是曾经存在的“中国热”对欧洲经济思想文化领域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是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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