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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淑：散说杨献平的散文创作
真正的内容在水底
——散说杨献平的散文创作
记得在2003年第四期的《神剑》杂志上，我第一次读到杨献平散文作品《温暖的疼痛》和《春天的情境》，恰巧编辑梁东元老师将我的一篇小散文和他的文字竟放在了一个叫做“燃情岁月”栏目里。后来，因为偶然的机缘，与杨献平结识并成为朋友。几年来，较为全面和仔细地阅读了他的大部分作品。
我总是觉得：文学评论是研究作者和他（她）作品的历史、风格、个性、文类和结构等等范畴的学术名词。它显然涉及到作者创造力、想象力、现实思维和思想、生活习惯、期望与价值观等等因素，乃至与作者个人与作品中所出现和建立的人物经历、行为、内心世界和生存乃至生命状态等密切相关。
每一个人，从诞生起就面对着一个完全不同、色彩迥异的世界，而对这世界的思考必然带有自己的情绪和知觉。读杨献平的散文，感觉到他一直时时在自觉寻找精神上和文体上的独立位置，努力发现在这个散文时代写作中不可取代的情感历练和精神向度，在文字当中，他试图处处体现个性的文字骨感。他竭尽全力地投射生命，去创造一个属于个人的世界，并在各种生存状态中把世界梳理成为一颗巨大的坚硬的而又丰富多彩的高贵灵魂。他能够面对自己不断泯灭和不断认可的私人痛楚与经验，而又从特殊角度或者说内心隐秘处出发，叙述、表达和建立只属于他自己个人的认知世界。在我看来，这一过程不是拯救，而是彻悟。
正如作家马步升所说：“他（杨献平）是一名戍边军人。做为军人的使命感令他对自己戍守的地域和游踪所及，无不体现着一种对历史文化关注和对山川地理的审视、敬畏的热情，更不乏一种对自身命运、生命价值追判和确认的勇气。而他又是一位有个性的散文作家，他登山见情，临海见性。在文字当中，杨献平所表现的事物已非普遍意义上的军人操守，而是一位具有自己独特思想锋芒、立异的心灵和入乎其中出乎其表的散文家和思想者。（《一个军人的心路历程--杨献平散文集《聆听与想》序》）
杨献平是一位有个性的散文作家，他在乌鞘岭上的反思“作为一种兵器，它的本能和存在的价值就是战斗，就是不断地刈割生命，断喉饮血；卷刃或是折了，被遗弃也是正常的，必然的，此乃作为一种兵器的毕生使命和最终归宿，而一把仍然锋利、无往不胜的剑器，被迫沉默甚至被遗弃，这是每一个铁血素质者绝对不能接受的残酷事实……”《河西的心情》对于“看惯了烽烟、鲜血和呐喊的焉支山”的慨叹，“任何一种感叹都是轻浅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在过去的时光隧道中，镌刻于焉支山内心的战争伤痕和离散的血泪，却不是几句诗歌可以掩盖的。”（《河西的心情》嘉峪关的匆匆的停留时他的思索：“真正的实力是开放的，是迎接和进击，是独立沙场，以智慧和勇气砌垒而起的精神之墙。没有坚如金钢的精神和意志，再高大坚固的物质之关，也只不过是一种形式的存在？形式的东西，又能张扬和抵挡什么呢？”（《匆匆嘉峪关》）
我总以为，一个真正的作者，就其灵魂而言，他应该深知创作是一种永远无法抵达的追逐，穿行于这种无法的抵达过程中的，是作品和作家的灵魂，是来自于生命、情感的丰沛和危机。而更深刻的危机恐怕来自于作者本身，来自作者的精神、品质、修养、眼光、经验、技艺等一系列综合因素。尼采在《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中说过：“你有勇气吗，我的兄弟？……那种知道恐惧有征服恐惧的人是有魅力的人；他瞥见深渊，然后却带着高傲的情怀。那以鹰隼之眼打量深渊的人，--那以鹰隼的利爪把握深渊的人，才是有勇气的人。”在杨献平看来，写作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生活描摹，不是消遣和吐露，而是主动的自觉的艺术创造行为，是生活和生命中题中应有之义，是类似于使命或责任一类的东西：不是可有可无，而是无可推卸。
他是一位在本体论意义上找到了写作感觉的作者，或者说在精神的向度上希望有所确立的人。在思考中，他没有消褪穿越寒冷暗夜的意志，没有只驻足于温暖、生硬，乃至灿烂明灭的家园，没有让思想的因子被平庸而拘囿。他的作品爆发力不是来自审美形式的创造，而是来自生命的呐喊、灵魂的温良、宽厚的爱情、以及人人爱人、我爱人人的内心素质。由此，他曾对自己作文和处世态度作过这样的表白：“一个人真正关心的是他自己的时代，是他在当时时代中的位置，以及在高昂或低沉的行走中所产生的影响和所留下的痕迹。”、“如果注定是惩罚，是命运特意为我设下的圈套，即使千疮百孔，我也义无反顾。我疯狂或者冷静，你所看到的，永远都是我的背影。别人看见了没有，是否向我投过一瞬的目光，这都无关紧要。我试图获得某种力量，这种力量是与我心灵遥不可及而又真实存在着的，驻扎在我幻想尽头的丛林地带，露水和清枝，百合与玫瑰，促成了她光辉夺目的形象，让我穿过废墟和自然的障碍，去追逐那美丽的皱纹和创伤。”（《沙漠过客》）可以说，以上这些是杨献平个人的一种人生尺度和文学宣言。
海德格尔认为：“艺术作品是去蔽存真的活动，而这种去蔽是通过对物的存在的揭示体现的”在题材的选取上，我注意到：组成献平文本的众多题材中，前期作品家的特征异常明显，是属于私人性的，它是对公共生活的逃逸。当他离开故乡，寄身西北沙漠军营时，对往日生活的片段记忆，构成了属于杨献平个人的某种情感怀想，那些种种被现时现地生活在故乡的人们一如既往地重复并且漠视的原生态，却被身在万里之外的游子，以其穿越岁月迷尘和重重关山的感知能力，不断地反刍、升华，进而变成破译父老乡亲生存密码的钥匙。很显然，这些作品具有了强大的弥散性、裹挟性、幽闭性，一旦进入，掩盖着的是被苦难泪水浸泡的灵魂，是不绝如缕的忧伤。
可是作品中，献平没有让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群体相对立，个人与公众互动的神经与脉络，不是一种简单的家庭情感的理解与皈依，它显示着作者内在经验的演变。献平能在表达个体存在的根本性困境以及对它的深刻反省里超脱出来。有的是回归家园的自如与惬意，旁听静观从容与优游，宽宏大量的敞开与包容。“这是多年之前的乡村，原始的生命场景，我没想到它竟然如此的自然和直接，一瞬之间，就在我个人的意识天空，闪出一道照彻生命和灵魂的强光，它不由分说、直截了当，始终朝向一个真实而美妙的方向。直到今天，它们都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汹涌潜伏，贯穿一生，始终张扬和昂挺着永不妥协的生命原始力量。”（《在黑夜看见》）
杨献平的作品弃置了当下的现实存在的优裕和困扰，环境影响的淫浸和润泽，始终保持在题材的选择上自己独立承担的精魄。他的后期作品在这方面有了较为新鲜的扩展。他书写多年的《巴丹吉林的个人生活》系列作品，以及近期的《三千步》、《背对大风堡》、《兰若寺：梦境的忧伤》、《身体的梦魇》等等，历史的、现实的，都被他一一摄入写作魔盒之内，并以自己的智力、才力和想象力，试图建构一个花枝摇曳、铁板琵琶抑或镜像纷繁的个人化内心宫殿。
在语词上，献平的散文作品始终秉持自己的风格。在我看来，杨献平对文字有着深入的迷恋，熟悉文字如同熟悉自己的掌纹好个身体一样，对每个字的特长和技能、功用。内涵和外延都了如指掌。当他枯坐书桌，寂寞孤单的时候，只要他有所感触，那些文字就会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听侯差遣。献平对文字的呼风唤雨，选择和节制，是读者最为称道的。他总是能用简单的词语，达到最大的张力。借助“微观技艺”而获得形式的美感。对文字语词的体温、色泽、触觉、质地如盐水中的盐之于水，总能够与所要表达的情感融为一体，并且成为一个不留缝隙的整体。
他的散文语词完全属于他自己的作品，并始终在实现着灵魂与语言相互倾听和关照，并且保持着机动、乖巧而聪敏的解构、重建和融化。语词的独特构成了他文本最重要的内驱力之一。记得献平在一个文学评论中这样说过：“我依然认为，作家所惯常的语言、叙述、对题材和文本本身的运用方式，都是有所迥异的。在这里，语言的配合尤其重要……语言的配合应当是自然的，真正契入到物象本身的，而不应当类似于落花流水，燕子衔泥的仓促和潦草。”（《孤独与喧嚣：我们需要怎样的写作》）
杨献平的散文作品情感细腻、丰沛；话语洁净、质朴、有力， 并因带有思辨的色彩而直指人心。意向、隐喻、象征。表面上看是具体的、直白的、可感的。“时光像蛇一样，在肉体里面，不断咬噬”、“安静和自由在灵魂之内旧疾复发，像惊蛰之后的地下昆虫，一下子翻涌起来”、“草原张开来。起伏、连绵、无遮拦草原，就像一群裸身仰卧的孕妇，浑圆的肚腹宁静恬适，暗藏勃勃生机。”“空气变凉，车道上的尘土像是新磨的白面一样，蓬松、细碎而且轻盈，只要一阵轻风，它们就可腾身而起，成为风的组成部分。”（《疼痛的草原》）
在献平的文字中，诸如此类的诗化了的语句随手皆拾，它们都是在献平语言的领域中发生的，是被献平铸成语言硬币的。或许，在献平看来，语言首先是同所表达的事物有关，牵连并制约、甚至引领着写作者的思想深度。他仿佛一直寻找陈旧词语的新鲜意义，并在自我的命名中予以否认和肯定。这样的一种语言运作方式，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在词与物、现实与欲望、生活与思想中建立的新型关系的努力，这样的建立和思考无疑是有其特殊价值决和意义的。但是，他又不仅仅是为了使用新词而拒绝朴素，为了追求诡异的词语而舍弃平实，而是在摆脱言语的枯燥与平淡，努力扬弃创造语汇的辉煌。他深知语汇即不能“高处”的临空蹈虚，又不能一泻无余，让读者没有了阅读与想象的空间，没有了语词外在言语形式方面的高度敏感和准确把握，总是在写作中翻腾一些像小说叙事一样的具象的、日常生活的东西，就可能变为一个拙劣的散文作者。而杨献平已经走出了这一个层次。他的散文是质朴的、又是张扬的；是新异的，也是扎实的；是传统的又是反叛的，是性情中的又是清醒时的，是大众的又是个性的，有所追求并正在有所创立。正如画家布封所说：“那浮在水面的东西毕竟是泡沫，可真正的内容在水底。”
本文作者：潘淑 网名（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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