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００年前的宋代，中国大儒家学说的浩浩军阵中斜杀出一彪革新派——永嘉学派，它的主要代表和集大成者就是叶适。不仅如此，叶适还是宋代最后一位著名思想家，对宋代各学派思想作了一个总结。叶适的思想既是温州模式和温州精神的源头活水，又是我们龙泉的一笔巨大文化财富。
叶适（１１５０—１２２３），字正则，原藉龙泉，出生于瑞安，晚年定居永嘉城外（今温州）水心村著书讲学，世称水心先生。淳熙五年（１１７８年）举进士第二，历仕京外，曾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太常博士、宝文阁学士等。叶适是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著作甚丰，主要有《水心文集》《水心别集》《习学记言序目》等，《宋史》《四库全书》《中国文化通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大英《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等多部中外权威典籍均详细载其文和传略。叶适虽出生于瑞安，但他自称龙泉人，在他的文章后常署名龙泉叶适。叶适自撰《母杜氏墓志铭》谓，父辈自处州龙泉徙于瑞安。在其门人余姚孙之宏为《习学记言序目》作序称：“《习学记言序目》者，龙泉叶先生所述也。”宋端平中，江西提举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亦称：《习学记言序目》五十卷，宝文阁学士龙泉叶适正则撰。
永嘉学派集大成者
永嘉学派，又称“事功学派”、“功利学派”等，是南宋时期在浙东永嘉（今温州地区）形成的一个儒家学派，是南宋浙东学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派。
永嘉学派溯源于北宋庆历之际的王开祖、丁昌期等，以后周行己、许景衡等把“洛学”“关学”传到温州，到南宋形成学派。南宋之时，永嘉地区学者辈出，“温州多士为东南最”（真德秀语），郑佰熊、薛季宣（１１３４－１１７３）、陈博良（１１３７－１２０３）、徐谊等是前期永嘉学派的出名学者，到叶适则集永嘉学派之大成。史称“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朱熹）、陆（陆九渊）二派，而水心（叶适）齿斤其间，称鼎足”（《宋元学案》，卷五十四《水心学案》）。叶适成为吕祖谦（１１３７－１１８１，金华人）去世后，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相抗的浙东学派之代表人物。
永嘉学派的形成，与南宋时期永嘉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密切关联。当时永嘉地区出现了富工、富商及经营工商业的地主，永嘉学派就是代表这些新兴阶层利益的思想家。他们纷纷著书立说，要求抵御外侮，维持社会安定，主张减轻捐税，恢复工农业生产，强调买卖自由，尊重富人，提倡实事和功利。
永嘉学派的最大特点就是与当时朱熹的“理学”、陆九渊“心学”大讲身心性命之学立异。他们强调功利，注重事功，正如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義指出的：“永嘉之学，教人就事学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盖亦鉴一种闭眉合眼，朦瞳精神，自附道学者，于古事物之变不知为何也。”（《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黄宗義按语）。具体地讲，永嘉之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上强调以民为本，改革弊政，对外主张明“夷夏之辨”，抗击金兵入侵。二是经济上反对中国传统“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思想，认为应该“通商惠工”、“扶商贸”，发展商品经济，并认为雇佣关系和私有制是合理的，富人应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三是学术思想上重视事功之学，认为讲“义”不可以离开“利”，对传统儒家中所谓“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语）的说法表示异议，说“仁人正谊（义）不之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既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三《前汉书》）因此，他们提出了“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的观点，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重视历史和制度的研究，希望通过考求历代国家成败兴亡的道理、典章制度沿革以寻找出振兴南宋、转弱为强的途经。这些思想又具体反映在其哲学研究上，认为“道器”，反对“专以心性为宗主”。
永嘉学派继承并发展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的一面，使儒家的学说不至于完全陷入纯讲求个人的心性修养，从而使它成为南宋儒学的重要侧面。而叶适远承“关学”、“洛学”，近师周行已、郑伯熊，光大薛季宜、陈傅良而集永嘉学派之大成，其学术是宋以来反传统思想与务实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原文化的发展流变与东南地域社会经济相结合的产物。
宋代最后一位著名思想家
宋代学术，包括文、史、哲、经各学，其结构特征主要是学派林立各有传承，又相互涉取相互交锋，兼容并蓄相斥趋同；其学术特征主要是对儒家经典及其传统的质疑，通过较为开发自主的方式重新解经，以阐发学术见解思想主张，探索义理性命宇宙生成。表现为经世致用、规范伦理或重思辩、明义理的思想倾向，学理思路又多吸释、道二教，因而在方法、观念、学风上有别于传统儒学。宋代丰富多彩的思想学说和格调迥异趋向的观点主张，汇集而成精神文化发展的五彩长河，蕴积而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叶适就是这条五彩长河的入海口，就站在这一高峰的峰巅上。
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宋代学术蓬起，自李觏、范仲淹、欧阳修、周敦颐、邵雍、张载、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程颢、程颐到张轼、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陈亮、叶适等思想家，人才济济，学派林立，各臻其妙，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兴起于北宋集成于南宋的理学，自周敦颐、张载、二程，发展到南宋的朱熹、陆九渊，建构了理学发展的流脉体系。宋代特别是南宋，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的思想文化发展，逐步取代有着厚重的历史传承的中原文化，而渐趋居于中国区域文化类型的高峰，具有改变区域文化结构中主导文化类型的意义。在这种背景下，浙东地区形成了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共同特点是注重务实，谋求事功，强调经世致用，被统称为“浙东的事功学派”。在这其中，叶适以他的通达与明智，远见和卓识，顺应历史发展和顺乎自然趋势，对朱熹、陆九渊等理学、张载等的唯物主义及浙东其他学派进行系统反思，使其在宋代思想学术的发展这个圆圈中，形成了张载的唯物主义——程朱和陆氏的唯心主义——叶适的唯物主义；经术和政事结合的经世致用学风——重经而轻政事的偏向——经术和政事重新结合的经世致用学风；义利结合的功利思想——重义轻利思想——义理与功利重新结合的功利主义流变脉络。而在这三个方面的螺旋式曲线中，叶适都处在综合各派思想的位置上，对宋一代的思想学术作了一个总结。
叶适思想的显著特色
叶适通古今（当时）之变，成一家之言，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在政治、哲学、学术思想、经济、伦理、文学等诸方面均有独到的见解，具有显明特色，对后世影响极大。
政治上，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叶适在不忘靖康之耻，主张复仇、抗金、收复国土的同时，突破了儒家传统的夷夏之别的思想，主张明“夷复之辨”，以仇敌立论，来论证金统治者的非正义性和南宋抗金的正义性；突破了以往“不出于用兵则出于通和”的简单思维方式，强调以民为本，主张走改革弊政、改弱就强以求恢复的新路。这表现了叶适爱国主义思想的独特性，也显示了叶适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叶适还主张寓兵于民，重视人才选拔。
哲学上，反对朱熹、陆九渊的唯心主义，继承了先秦的唯物主义，北宋李觏、王安石、张载的唯物主义并有所发展。叶适认为整个宇宙事物是由物质性的“五行”、“八卦”、“气”构成的，也就是肯定了物质第一性，物质是独立的，普遍存在的；不同的现象，只是物质表现的不同形态；自然界不同的法则，只是物质具有的不同的理；世界的生成变化，都是由于事物中有对立面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即认为矛盾的现象是普遍的。在认识论上，叶适肯定了人类知识的来源是客观世界。人的认识受客观世界决定，一刻也不能脱离客观世界。他还区分了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
叶适高举反理学旗帜，作为与朱熹、陆九渊同时代的思想家，他对道学和心学都持反对态度，是反理学的先驱。在通过对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基础上，对程（颢）、程（颐）、朱熹道学的理论基础作了系统的批判，特别是批判了作为道学主要标志的“道统”论，从而与道学彻底决裂。他进一步批判了唯心主义理学家忽视功利思想的理论基础，根据他的唯物主义观点，对中国过去唯心主义哲学的各个流派进行分析，以便从历史根源上深入批判当时唯心主义理学。在理学方面，叶适强调伦理修养要务实不务虚，反对空谈道德性命，指出理学家所主张的离开事物而独立存在的性命道德是不存在的。反对理学家空谈仁义和鄙薄功利的观点，强调要务实。
在叶适的思想体系中，最具特色的是他的经济思想，不仅具有反传统精神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特征，并且较全面系统，论及几乎涵括传统经济观诸方面。一是义利观。反对传统的重义轻利，主张义利结合。在他看来，利不仅与义不矛盾，而且是义的基础；他并非不言义，而是主张把义理与功利结合起来，“仁义”以功利为基础，利义统一。二是本末观。反对传统的“重本（农业）抑末（工商业）”，主张发展商品经济，注重工商业生产，把国力的培育建立在繁荣工商业的基础上，且欲使工商业者参政议事，进入统治集团。三是理财观。从反对“抑末”思想出发，提出重视理财问题，理财应该为天下而理，而不能为自利而理；要注意财政收入，解决财政困难要着眼于发展社会生产和政府节省开支。四是富民观。强调许民求富，保民之富，反对政府抑制，还公然为富人辨护。五是人地观。从生态平衡角度分析福建、浙江集约式经营有伤民力，提出“均民”主张，对“适度人口”理论有较早理解，这有利于打破传统的安土重迁习惯，减轻发达地区压力，开发落后地区的后发优势；注重发挥人口的生产要素功能，提出招徕农民开垦各州荒地等主张，想既可解决土地问题又可缓和贫富对立，还可增加国家税收。统筹全局合理分布，缓解人地冲突，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力效益，并使发达地区免于盛极而衰，使落后地区重振优势，这在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口合理配置方面是重要的思想。六是货币观。对当时流行的“钱荒”提出质疑，认为从物价变化来考察铜币购买力来看，不是钱重物轻，反倒是钱轻物重；物价上涨的普遍要求，使不断扩大的铸币量依然不能满足需求，铜币购买力下降钱多物少，必然形成钱贱物贵，这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认识，比单纯从货币绝对量看问题要深刻得多，并能辨证地观察货币量与物价变动关系，且较为符合当时无价变动的实际。更为重要的是，他不仅认识到铜币为纸币所驱，而且指出这是一种必然规律，早于西方人三百余年就阐述了“劣币驱除良币规律。
（作者注：本文写作时间为2003年10-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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