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电影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与历史题材相关的类型电影，自电影诞生伊始，就涌现出为数甚众的光影佳作。从这些历史类电影所涉及的内容来看，它们几乎囊括了人类历史的每个纪元，其题材涵盖了上古时期、圣经时期、中世纪和近现代历史，并藉此表现了不胜枚举的重大历史事件、战争以及不同时期重要的历史人物。业已进入图像时代的人们，就是通过这些跃动在银幕上的历史演绎，对过往历史进行着不同层次的理解与挖掘，从不同侧面通过它们反思历史、反思战争、反思人性。
风流名仕的传记
传记片是历史题材类型电影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类型。该类型往往根据历史中杰出人物的生平事迹及所得成就为素材，在这些真实材料的基础上糅入合情合理的润色及加工。它们与一般故事片不同，在情节设置上，必须受到人物事迹本身的掣肘，即不许根据真人真事描绘典型环境，塑造典型人物。传记片虽然强调真实，但须有所取舍，应该在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允许想象、推理和假设，并作合乎情理的润饰修整。
但这不意味着传记电影就应该切实符合既定史实，因为电影毕竟是娱乐产物，不能像纪录电影般维持在纯正的史料铺排上；除此之外，卷帙浩繁的历史资料在对某个历史名人进行描述时，总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出入，这种资料错位，也让电影人有了自我发挥的诸多可能；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克罗齐所说的历史学名言，亦即“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从取材到查证再到润色加工的过程本身，就融入了当下人们的价值观，其潜移默化的作用，势必影响到传记电影最终的呈现效果。正是上述原因，导致许多热衷于还原彼时历史事实的观众，在观影时存在一定的误解，认为该片的某些设置于史实存在误差，比如马丁·斯科塞斯的《基督最后的诱惑》，就曾因刻画了耶稣人性真实的一面，被宗教人士认为是亵渎圣典，甚至因此在北欧多个国家遭到禁映。
尽管引起了轩然大波，但《基督最后的诱惑》却在史料运用的严谨态度上，为其他电影人提供了传记电影拍摄时所遵循的典范：人物的细细来源应该是各种类型的传记，例如自传或是正传（《基督最后的诱惑》除参考同名小说，更搜集了《圣经》之类的宗教典籍）。应该说，由此拍摄而成的传记片，在内容上肯定更具可靠性，其历史文献性也会更加明显。时尚上这也是大量人物传记惯常沿袭的套路，占有最可信的史料、掌握最全面的信息，然后凸显该历史人物身上最具个人魅力的特色——《甘地传》、《阿育王》、《丹东》和《伊凡雷帝》等传记性电影，遵循的都是这个原则。
这种依凭纯正史料堆砌而成的传记片，往往叙述的是历史名人的生平大略，还有另外一种根据历史上某个片段，还原某个历史人物的做法。必须指出的是，这种类型的信息来源非但不常见，而且也较难通过此种单个事件铺排该人物的生平大略，藉此构建一部传记电影。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该种类型没有天成佳作，比如汤姆?霍伯的《国王的演讲》，就是此种类型的个中翘楚。
豪气干云的战争
战争电影兴起的历史，几乎与好莱坞的发展史同步，因为在好莱坞肇兴伊始，被赞誉为“电影技巧之父”、“好莱坞缔造者”的大卫·格里菲斯，就拍摄了电影史上首部有名可查的战争片——不过这部电影并非来名垂影史的《一个国家的诞生》，而是比它早两年拍摄的《贝斯利亚女王》（Judith of Bethulia）。该片取自《圣经》，讲述了亚述人围攻犹太城市贝斯利亚长达40天的故事，其壮阔宏观的历史场景和细微别致的镜头特写，给彼时的观众留下相当震撼的观感享受。正是拍摄此片时积攒的经验，让格里菲斯执意拍摄一部投资更大的电影（这哥们简直就是彼时的詹姆斯?卡梅隆，能烧钱也能挣钱），于是就有了《一个国家的诞生》。
倘或将《一个国家的诞生》悬置在电影史中考量就会发现，它的贡献早已超出了战争电影乃至历史电影的范畴——电影史中有两位名人就此发表过言论：先是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在其著作《电影通史》中如是写道，“与其认为《一个国家的诞生》是在讲述一个国家的诞生，不妨将其看做是好莱坞乃至美国电影事业在全球范围内崛起，格里菲斯不仅创造了杰出的艺术品，更开拓了全新的艺术领域”；之后是悬疑大师希区柯克，他认为“今天你每看一部电影，就会发现某些手法是格里菲斯在《一个国家的诞生》里开创的。”的确，在这部电影里，格里菲斯创造性地运用了许多表现手法，极大地丰富了电影语言，诸如遮光片的运用、俯瞰宏观战场、夜景布光等，都可以在该片中寻找其滥觞。但这其中最值得铭记的，当是格里菲斯拓展其首创的平行蒙太奇手法，将之与交叉剪辑相结合，藉此展现最后营救时的惊心动魄，继而拉伸了电影原有的叙述张力，由此创造了后来被称为“格里菲斯的最后一分钟营救（亦称‘最后一分钟营救’）”的表现技巧。
除却技术层面，《一个国家的诞生》还在拍片方向上影响气候30年的战争电影走向，这也是历史题材电影在二战之前的主流趋势，即倾向于展现遥远的古代历史。好莱坞在展现古代历史时，嗜好营造镜像奇观，目的在于展露历史的雄奇与辉煌、厚重和沧桑，反而与现代生活较为割裂。这种风向的逆转，从一战绵亘到二战，直到弗兰克·洛伊的《叛舰喋血记》和迈克尔?柯蒂斯的《卡萨布兰卡》横空出世，才彻底奠定了现今的战争电影趋势：关注当下，提倡人文，反思战争。这个脉络在二战结束后，又经过冷战好越战洗礼，人们对战争本身的反思，渐渐折射到电影中，继而加剧了此类电影对战争的反思力度，催生了许多优秀的战争类电影，比如以一战为背景的《阿拉伯的劳伦斯》和《西线无战事》等，以二战为题材的《现代启示录》、《野战排》和《生于七月四日》等。
有必要指明，二战之后战争题材的转向，并非意味着古装历史的终结。于此相反，自此以后的战争电影，不仅在表达内容上愈发多元，在人文精神的表达上也日趋深刻，继而让战争历史呈现出主旨集体反思、内容纷杂多元的局面，比如与《阿拉伯的劳伦斯》同时出现的《斯巴达克斯》和《万世英雄》，前者描绘的是古罗马的努力起义，后者则展现了中世纪时西班牙的民族英雄——尽管它们所侧重的历史年代迥异，但其人文内核，都在于歌颂对战争的抵抗。
宏博壮阔的史诗
应该说，当人物传记与庞杂战争交相杂糅后所呈现的历史类电影，很难不具备史诗气质。就像险些将二十世纪福克斯搞得破产的《埃及艳后》，它在展现克利奥特佩拉艰难维系濒于凋落的埃及同时，也道出了古罗马风云诡谲的丑陋内政，将动荡的历史与无力的个体完美契合，既有规模宏大的重要历史场景再现，也有综漫臆测的宫闱艳史秘闻，其史诗气质跃然于银幕之上。于这种驳杂历史的纷纭登场不同，以英国金雀花王朝为历史背景的《勇敢的心》，只在摹刻苏格兰民族英雄威廉?华莱士骁勇悲壮的一生——就形式而言，《勇敢的心》中对宏观历史的再现，显然没有《埃及艳后》宏博，但人们不会因此而否认其浓郁的史诗色彩。
由此可知，所谓史诗电影，是要在具备时空连贯性的基础上，借助宏大厚重的历史叙事，演绎某个历史时期特定的人与事，藉此彰显沉郁的人文思想，比如《党同伐异》、《宾虚》、《辛德勒的名单》和《角斗士》等。遗憾的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几乎全球的历史题材都开始偏向复古，它们既不同于早期古典历史题材中侧重于表现历史的厚重，又不同于现代古典历史题材中历史现代性的多元化解读，转而在大量资本挹注后，走上了“现代保守主义、科技浮华主义和历史庸俗主义的浅薄道路”。高成本、大制作、国际化和娱乐化，成了该时期史诗电影最显著的特征，史诗电影的叙事性让位给了景观奇幻的幻觉因素，场景画面和身体服饰的视觉效果被无限夸大。
史诗电影在以消费和娱乐为核心的大众文化语境下，迎合大众审美中拒绝深度的平面化嗜好，消解了历史题材电影的人文气韵，最典型的例证，就是《特洛伊》、《亚历山大》和《亚瑟王》。这些电影中的主人公，神性光环不再，人性影像模糊，跟历史相关的人文内涵消失殆尽——尽管它们都投入了极尽奢华的卡司阵容，炫目的电脑特效，感染力极强的电影配乐，但仅此而已。此类电影所呈现的病症出奇地相似：电影的文化内涵、历史价值被悉数掏空，叙事策略本末倒置，人物与故事沦为电脑特效的陪衬，最终跌入了科技跟娱乐的双重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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