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为纯中医呼吁
走进重症监护室，我们看的是切开的气管，插满全身的管子，一根根管线从病人身上引导到各种各样的仪器，看不到病人的亲属，听不到温馨的话语，人成了一堆被医疗技术左右的肉，没有情感的支撑、意志的支持。与医疗技术巨大进步相反的是，人文关怀的巨大失落，新发疾病层出不穷，许多不治之症的发病年龄趋向年轻化，发病率越来越高。
医学应该是完整人的医学，应该是活人的医学，应该是与自然、社会环境多维联系的医学，应该是探求内在生命机制与外部环境的因应协调性的医学。“古代医家的人文观念，他们借助古代的人文知识认识健康和疾病现象与医学的原始形态（尚不独立）相关联，在本质上，是一种被动和无奈，但融自然科学萌芽和人文科学萌芽于一体的古代医学注重整体的观念无疑是正确的。”（张金钟.关于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医学与哲学，2003，24（12）：14~17.）可是，人文积淀极其深厚的中医，作为一种文化形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存亡危机。
中医学作为独立的理论体系，显然不同于实验方法形成的形态医学，真正意义上的中医，就是运用中医学理论，遵循中医逻辑思维，进行辨证论治的中医。现在，中医界内把这样的中医称之为“纯中医”，以区别于中西医结合的医生。
经过长时间的文化渲染，大家都认为中西医结合比“纯中医”先进，将西医学作为改造中医的准则，作为中医通向临床必须的通行证。中西医结合的显著特征，就是西医的“病”结合中医的“证”，也就是，要求医生面对同一疾病，既要做出西医的“病”的诊断，又要做出中医“证”的结论，即在同一就诊病人，同时做出两种本质完全不同的疾病判断。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纯中医”就要消亡了，在中医之名下的，基本上都是中西医结合的医生。
独立学科的基本标志，是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独特的逻辑模式，独特的临床方法。今天的中医，内涵基本已经变换为中西医结合-西医“病”中医“证”的结合，但这样结合的医生，没有指导自己思维的独特理论体系，没有规范自己临床的独特逻辑模式-诊断“病”时用西医的方法，判断“证”时用中医的理论。几年前看到一个资料，说现在全国真正的中医只有三万来人，而上世纪初有八十万，解放初期还有五十万。人口增加到了十三亿，中医却下降到了三万！三万比八十万，三万比五十万，这说明了什么？
中医复兴，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认识中医理论的生命真理，确立辨证论治合法的、独立的临床地位，保证临床运用的中药是道地的、如法炮制的，让中医能够把临床疗效发挥出来，是中医走进世界、引领世界医疗潮流的唯一正确的途径。中医是多维联系的生命医学，为什么自甘堕落，要用细胞、分子等静态、孤立于自然的东西来“现代化”？
有病人专程到某三甲中医院，想用中医中药的方法治疗糖尿病，想不到接诊的中医对他说，中医治疗糖尿病是个误区，怎么可能用中药治疗呢。打着中医旗号的医疗机构和临床医生到处都是，病人却找不到中医看病。每到逢年过节，总有一些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病人，利用回来探亲的机会看中医，我习惯地问他们所在地的中医情况，几乎千篇一律地回答，找不到真正的中医了，到医院排了大半天的队看中医，不摸脉、不看舌，开口就是感染、用药就是抗生素。时常有病人抱怨说，现在的医生都是吊针医生，看病就是打吊针。
振兴中医是多少年来的党和国家的希望。从成都中医药大学的李仲愚在给彭真的信中呼吁振兴中医开始，近四十年过去了，中医日渐式微。中医为什么成了扶不起的阿斗？缺乏文化自信，没有文化自尊！实验室把中医绑架了，中医没有了中医的思维，中医没有了中医自身的价值评价体系。
没有中医学院教育的过去，中医蓬蓬勃勃；有了中医学院教育几十年，反倒是每况愈下。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经常收到一些老中医的信件，说自己祖传几代的中医考不过病理学，被取消了行医资格。”他“深深忧虑，纯中医、真中医是否还能在中国吗？”（张伯礼·疾风劲草浪淘沙练就纯真比辉煌·医师在线：2013年6月18日，第22版）
纯中医、真中医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以辨证论治为临床方法的中医。辨证论治可以分为三个基本阶段：一、四诊合参的“观其脉证”（这里的证字，应理解为症状，为尊重《伤寒论》，沿用证字，后同。），目的在于收集和确认临床症状。二、“辨症求机”的“知犯何逆”，目的在于形成证候病机，将临床症状群转化为证明病机性质的临床证据。三，做出法、方、药、护的“随证治之”的论治决策。辨证论治的核心在证候，若对证候的认知出现了偏差，结果就会是灾难性的-中医灭亡。
证候的本质是病机，是中医在临床实践的历史中逐步形成的，反应了以人为本、把人当人的人文精神。中医把人看成是活生生的人，看成是与日月相关，与社会相连，沐浴着风霜雨雪，呼吸天气，饮食五谷，和天地气交相因相应的人。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来自活生生的人，实践对象是活生生的人，经过数千年临床实践的洗礼，成为了最具有人性、最安全的临床模式。
活生生的人是要生活的人，有情感意志，有文化修养，经过春夏秋冬，存在昼夜寐寤，不同的人，因应协调性有所不同，多维联系的环境因素有所不同，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都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辨证论治的临床模式，要求在病机共性中把握实在的个性，通过收集、确认就诊病人的临床症状群，将收集到的临床症状群，进行“无失气宜”地“各司其属”，经过“辨症求机”思维的逻辑加工，做出具体的证候病机的判断，确立“随证治之”的临床目标。
过去的中医，基本上都是纯中医，是直接面对活生生的人，在老师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不要以为，正规的中医教育就是学院教育，按时间衡量，跟师学徒的教育才能算是真正的正规教育。数千年中医都是师徒相授传承下来的，学院式的教育模式也就五十来年。
五十年代创建五大中医学院（北京中医学院、成都中医学院、南京中医学院、上海中医学院、广州中医学院），师资基本来自自民间，是跟师学徒出生的。民间中医开创了学院式的中医教育，可后来的中医“现代化”，西医“病”中医“证”的结合模式，不仅歪曲了中医的临床逻辑，还严重束缚了辨证论治的手足，临床的中医不纯了，西化的观念、逻辑混乱了合逻辑的中医思维，辨证论治受到教育、学术、管理等多方面的困扰，中医的文化环境越来越差，纯中医的生存越来越艰难。
实现中医复兴之梦，应该在中医体制之外找找出路，采用上世纪50年代组建中医学院时的方法，充分发挥民间中医的作用。个体行医的中医可以为师，带出之徒可以行医；医院的中医可以为师，带出之徒可以行医；从中医药大学走出来的可以为师，带出之徒可以行医；从农村田坎走过来的也可以为师，带出之徒可以行医。中医的传承，重要的不是理论文字的传承，是辨证论治临床思维和四诊技能的传承。《黄帝内经》、《伤寒论》等中医药理论，作为书面文字形式一般不会消失，辨证论治的临床消失了，中医再要恢复就很难了。
研究《黄帝内经》、《伤寒论》的著作和中医养生的书籍琳琅满目，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医已经复兴。中医的复兴是临床的复兴，是中医思维的复兴，没有辨证论治，没有实实在在的临床基础，中医复兴就是一句空话。趁真中医、纯中医还没有完全消失，确立中医学独立自主的学科地位，不拘一格、打开大门，临床传承为根本，跟师带徒为依托，培养中医思维，中医就还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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