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与“小人”的分界2

补白

大义当前

孔子对君子这一理想人格的界定非常严苛，大体上说，其具体标准仅次于圣人。孔子有自视甚高之时，若《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恒？其如予何？’”也有更直接的表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但是，很多情况下，孔子又是很自谦的。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这段话中的孔子否认自己是圣人，直言自己年轻时鄙贱，所以才掌握了很多谋生的技艺。同时，孔子以君子自居，说，君子有这样多的技艺算是过分吗？不算过分。但是，有时孔子对自己严格起来，连自己是否合乎君子的要求，也是怀疑的。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从杨伯峻先生译，意思是说：“书本上的学问么，我同别人差不多。在生活实践中做一个君子，那我还没有成功。”所以当孔子说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样的概括之语时，语气是颇重的。君子通理明道，处事若行于平坦大道，安然而舒泰。小人每为物役，患得患失，故常怀戚戚之心。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于物，故多忧戚。”

大体上而言，在儒家伦理的经典意义，君子与小人的分野，最重要的一点是面对道义之时的自我选择。对此，《论语》中多有阐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

《荀子·不苟》中的一句话，可谓小人之定义：“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言而无信，行事不忠，只要有利可图，无不倾心，像这样，就可以称之为小人了。而君子之定义，我们可以参考庄子的说法。若《庄子·天下》所说：“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天下七种人，君子居其五，在百官与民之上；君子慈善和蔼，以仁、义、礼、乐为德。

《荀子·不苟》中还有两段话，具体描述君子小人之分野。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丑，不能亦丑。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道人，不能则恭敬尊绌以畏事人；小人能则倨傲僻违以骄溢人，不能则妒嫉怨诽以倾覆人。故曰：君子能则人荣学焉，不能则人乐告之；小人能则人贱学焉，不能则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君子有才能也好，没有才能也好；小人有才能也丑，没有才能也丑。君子有才能，就会宽宏大量，平易正直地启发引导别人；没有才能，就会恭恭敬敬，谦虚退让，以敬畏的态度对待别人；小人有才能，就骄傲自大，邪僻背理，傲慢地欺凌别人；没有才能，就会嫉妒、怨恨、诽谤，暗算他人。所以说，君子有才能，别人就会把向他学习看作荣耀，没有才能，别人也会乐于告诉他知识；小人有才能，别人会把向他学习看作耻辱，没有才能，别人也不愿意告诉他什么。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君子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知则明通而类，愚则端悫而法；见由则恭而止，见闭则敬而齐；喜则和而理，忧则静而理；通则文而明，穷则约而详。小人则不然：大心则慢而暴，小心则淫而倾；知则攫盗而渐，愚则毒贼而乱；见由则兑而倨，见闭则怨而险；喜则轻而随，忧则挫而慑；通则骄而偏，穷则弃而。传曰：‘君子两进，小人两废。’此之谓也。”

君子是小人的反面。如果君子的心往大的方面用，就会敬奉自然而遵循规律；往小的方面用，就会敬畏礼义而有所节制。如果聪明，就会明智通达而触类旁通；如果愚钝，就会端正诚笃而遵守法度。如果被起用，就会恭敬而不放纵；如果不见用，就会戒慎而整治自己。如果高兴，就会平和而有条理。如果忧愁，就会冷静地去处理;如果显贵，就会文雅而明智;如果困窘，就会自我约束而明察事理。小人就不是这样。如果心往大的方面用，就会傲慢而粗暴；往小的方面用，就会邪恶而倾轧别人。如果聪明，就会巧取豪夺而用尽心机；如果愚钝，就会狠毒残忍而作乱。如果被起用，就会高兴而傲慢；如果不见用，就会怨恨而险恶。如果高兴，就会轻浮而急躁；如果忧愁，就会垂头丧气而心惊胆战。如果显贵，就会骄横而不公正；如果困窘，就会自暴自弃而志趣卑下。古书上说：“君子在相对的两种情况下都在进步，小人在相对的两种情况下都在堕落。”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可惜，理想主义者孔子及其后继者在文化建设方面所做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在历史剧变面前，不仅无法以其完美的预设而迅速见其奇功，反倒被历史潮流冲击得七零八落。

史学家赵纪彬在其《论语新探》一书中对君子、小人以及人与民的概念曾作细致的考证。其结论是，西周之时，小人的经济地位与作为被统治阶级的民相同，而政治地位高于民；当孔子之时，小人已经上升为君子的附庸，劳其力而与劳其心的君子共处，进而成为与君子分庭抗礼的政敌。樊迟请学稼，孔子斥之为小人，而举好礼、好义、好信三事以证君子“焉用稼”。孔子兴学，旨在使其弟子成为君子，而不是成为小人。夫子勉励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赵纪彬先生举孔子的一句话，以证当其时君子与小人在政治诉求上的分野。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对于西周以来奴隶制社会文化传统，诸如宗教迷信的天使观念、氏族贵族不可侵犯的权威地位以及先王先公的教条，君子崇敬而信服，乃有“”述而不作”的渐进历史观；小人则以否定与轻蔑的态度，秉持“述而且作”的变革历史观。

我们且忽略赵纪彬先生的极端唯物主义倾向，单就其所揭示的孔子之时，君子小人两种人格的矛盾冲突而言，不得不悲观地面对这样的现实，即孔子的理想，遭遇了最坏的时机。

清人顾炎武针对孔子死后百余年间的历史变故，在其《日知录》中说过这样的话：“自《左传》之终以至此（指周显王三十年，公元前339年），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佚，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

这里提到的聘享是其时的外交礼节，诸侯觐见天子谓之“朝”，卿大夫出访天子或诸侯是为“聘”。大夫去天子或诸侯处聘问出访，对方必热情接待，安排宴享。聘享连文，是整个外交仪式的完整表述。

宴会赋诗，则是春秋时特有的文化现象，一种文雅至极的礼仪。君子不论文武，于重要场合，不知诗无以言。

《汉书·艺文志》如是解释：“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秦穆公招待晋公子重耳，重耳赋《河水》，大意为河水朝宗于海，而以海喻秦；穆公赋《六月》，赞颂周宣王时大将尹吉甫的赫赫战功，以尹吉甫暗喻重耳。

在孔子，这些依礼而行的作为，应该是极其重要的，并且是刻板的，丝毫不可折衷。如是实行者为君子，否则为小人。但是，这些君子风范至周显王时竟然俱已不存在，这应该是执著于君子与小人之分野的孔子所万万没有料到的。

事情的改变，还要等待许多年，一直等到汉武帝决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