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对此大为惊恐，当下又派出外交使团前往登州拜见袁可立进行传统的“辩诬”行动，希望说服袁可立改变立场，并进而影响明廷对此事的态度。
袁可立此人，应该说是个务实的能吏，对北方女真和朝鲜等势力很熟悉，如崇祯年致辽东总兵毛文龙死地原因之一的刘兴祚叛归明朝事，就有他的功劳在内。
因此当朝鲜职业辩诬使团抵达山东，言辞恭谦地与袁可立进行了长时间勾兑后，出于对北方形势的务实考虑，袁可立认为既然李倧已经事实上掌握了朝鲜李朝的政权，则此事可以从权，但在大义名分上却不可让步。最后他上疏朝廷提出了这样一个处理意见：“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颁赦罪之诏，令其祗奉国祀，如国初所以待李成桂者，此又不得已之权也。”
虽然最后李倧如愿以偿获得了册封，但这起事件对朝鲜李朝的影响，一直到清朝还没结束。五十年后，朝鲜李朝闻听清朝正在修编明史，遂再次派使团出使清朝“辩诬”，向清朝声讨明朝官吏袁可立，并希望清朝能修改明史，为朝鲜李朝王室的这次政变正名、洗冤，以证明现在的王室继位是合法的。
只不过虽然朝鲜李朝使团在北京进行了大量社交攻势，国王李淳也亲自上奏康熙表达了这一意愿，但中国史书最终并未如他们所愿进行修改，依然以宗主国的姿态记录了这一政变，并对其进行了定性。
一个国家，国王的册立需要他国册封承认，无论如何，这都是心头一根去不掉的刺。这种情绪经过多年发酵，1897年，朝鲜李朝的李熙终于称帝，改年号为“光武”，并改国名“朝鲜”为“大韩帝国”，终止了一直以来和中原帝国的从属藩国关系。对日本来说，这次战争不但让丰臣秀吉气病身死，也使他的嫡系损失惨重，直接后果是德川家康乘此机会一举击败丰臣势力，建立了德川幕府，为避免进一步刺激明朝，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同时彻底打消了在亚洲争霸的念头。这使得亚洲此后三百年的地理政治格局，没出现任何变化。
但是，日本这一次“进出”朝鲜，给后世的野心家留下无穷的遐想，当他们的野心再度燃烧起来的时候，朝鲜又会成为这头饿狼的第一口食物。
对明朝，尤其是对万历皇帝来说，这是很得不偿失的一件事。因为此后几百年里，此战获得的评价几乎是一致的，那就是靡师耗饷大伤明朝元气——无论它到底真的如此。
这也是促使我们花力气去搜集中、朝、日三国史料，把这场战争重新写出来的最重要原因。
万历时期，明朝的国力毫无疑问依然是亚洲最强的，这点没什么好怀疑的。而万历朝的军力，无论武器装备还是军队将领、士兵的战斗力和意志力，也都是亚洲最强的，这也没有任何可怀疑的地方。万历前期戚继光及东北李成梁等将领对北方游牧民族势力的打击和压制，后来新一代将领如李如松平定宁夏叛乱，麻贵麻家军在西北的镇压，乃至朝鲜战争中明朝北方边镇骑兵的优异表现，南军步兵和火器的夺目风采，陈璘率领的大明水师的过人战力，都充分说明万历时期的明军，是发展异常全面的亚洲第一强军，且名副其实。
这点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个总结性的对比，以数字来说明。
如前所说，壬辰之战中，明军方面的宋应昌动员了七万左右人员（含运输和军械制造等），兵部计划入朝兵力数为四万八千人，但一直到年底，实际入朝作战的仅三万八千人，到次年年中才达到四万三千人，这其中还包含了已发生的伤亡人数。
而日军方面，截止到壬辰正月五日为止，秀吉下令动员的兵力数为二十八万一千八百四十人，这还不含日本国内的运输和军械制造等人员。
三月十八日，实施出军朝鲜命令中的总兵力为十五万八千人。
六月三日，屯驻朝鲜领土的日军总兵力为十三万余人。
也就是说，壬辰之战中，明军一直以三万八千人的兵力在与日军十三万兵力作战。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