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林法则从野兽、原始智人到唯物唯利、为我唯争的文化精神，野蛮、冷酷、残忍，善恶的本质没有区别，有变化有区别的是，实现丛林法则的力量，野兽、原始智人是自然力量，野性之争有自然的制约，唯物唯利、为我唯争的文化精神掌控的丛林法则，是文化力量，野性之争没有制约，力量有多大，争就有多激烈、多残酷。
文化力量之争，从削减木棍、打造石器据就开始了，后来因为文化精神的善恶，文化力量之争在社会生存关系中的作用，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出现了不同的变化。中国文化发展出了人性之善的文化精神，讲仁义、讲自然无为，讲慈悲为怀，把生生不息的“天长地久”作为文化理性的发展方向，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作为文化实践的基本路线，在2千多年的时间里，坚守人文之道，坚持文明建设，致力于进化精神，社会生存关系中，德的意义日益重要，争的作用越来越弱。
西方文化坚持削减木棍、打造石器时的理性意识，在文艺复兴后，发展出了唯物唯利、为我唯争的文化精神，科学等物质实用性文化得到解放，文化力量飞速增长，争在社会中的价值越来越大，越来越有用。文化生存的高级阶段，科学等物质实用性文化成为文化主角，由科学等形成的文化力量，成为胜王败寇、弱肉强食的基本因素。要取得野性之争的胜利，要获得更大的功利成就，要实现自我价值，不发展、不更新科学等物质实用性文化是不可能的。
科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文化智人争先恐后，高科技出现了，智能化、信息化你追我赶，原本的唯物唯利之争，演变成为了高科技的文化之争。文化之争胜利了，就等于文化力量强大了，文化力量强大了，物质利益、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等的野性之争，就能无往不胜。
科学越发展，力量越强大，为恶，能够毁天灭地，为善，能够温暖人间。为恶还是为善，不在科学等物质实用性文化，在发明创造和实践运用科学的人。人善，科学等物质实用性文化为活生生的人的生存服务，提供衣食住用行玩的物质保障，减少社会中的生存压力，减轻自然中的天灾危害。人恶，科学就会作恶，成为野性之争的武器，热兵器、原子弹，环境污染、极端气候，就是人利用科学作恶的结果。
科学没有天生的善，科学家不是天生的道德家，发展科学并不能进化精神，鼓励消费并不能维护生存关系之和，更何况，文化力量有强弱变化，强势者不会永远强势，弱势者不会永远弱势，弱势者为了生存，为了像强势者那样生活，要争，强势者为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利益，要压。有了争，有了压，文化力量就会成为野性之争的力量。
资本主义的野性之争，既有明火执仗的战争，有阴谋诡计的市场竞争，也有意识形态的文化之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强势的资本家、文化精英占有文化资源，掌握精神实用性文化，发明创造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市场规则、法律法规，将残忍的野性之争转化为温柔的文化竞争，唯物唯利、为我唯争变得十分合理，社会强弱的两极分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弱势者生存状况越来越差，所以就有了连野兽、原始智人那样的自然生存条件都被剥夺了的生存状况，如被称之为死亡地带的孟加拉国的哈扎里巴格，污泥浊水、臭气熏天的印度帕森瓦迪贫民窟。野兽、原始智人至少还有干净的自然环境，可这些弱势的人们，连干净的自然环境都没有。
中国文化精神，没有争的基因，没有贪的理性。文艺复兴后的西方文化精神，很无人性，力量强大之后，从美洲、澳洲，到非洲、亚洲，制造了数不胜数的生命灾难，就是在21世纪的今天，它们通过跨国集团，掠夺弱势国家、弱势群体的社会财富，破坏弱势国家、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
在西方文化精神的世界里，人善被人欺。中国要随时牢记“足食、足兵、民信”的祖训，决不能再像末期的清王朝那样，闭关自守，夜郎自大，要开放，学习先进的科学，壮大自己的经济，使自己在西方文化精神控制下的野性之争的世界里，站起来，强起来。
虽然我们不能像西方人那样残暴野蛮，把自己的享乐建立在别人、别民族、别国的痛苦之上，但发展科学，超越西方，拥有比西方更加强大的文化力量是必须的。人性之善不是软弱可欺，不是不争不斗，要胜野性，要制恶行，要自立于世界之林，就必须大力发展科学。中国强大了，有了制约文化野性的能力，这个世界才会走人道，文化智人才能进化为文明智人。
人性之善的精神进化，与科学发展没有矛盾。1949年以后，西方全面封锁，但在自力更生的精神鼓舞下，全中国齐心协力、努力奋斗，不仅物质实用性文化突飞猛进，创造出了许多在西方人眼里不可能的奇迹，而且一举扫除了社会毒瘤——黄、赌、毒，形成了互帮互助的社会风尚，有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文明。那时，人人争做雷锋，城市、农村到处都感受得到浓厚的家国情怀，人们都有不为私利，为国牺牲、哪里需要到哪里去的奉献精神。正因为如此，中国才拥有了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经济实力，有了体系化的工业基础，有了二弹一星核潜艇，有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等发明创造，为20世纪后二十年，乃至于今天的美好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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