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近现代，由于广大农村男女比例失衡，而媒婆手中又握有稀缺的未婚女性的资源，因此成为当下不可或缺的职业。古代媒婆又称为“牙婆”，他们通常指那些贩卖胭脂花粉的中老年妇女，同时也兼职说媒相亲之事。牙婆源于牙人，古代社会当中牙人常常察言观色，能言善辩，是游离于官场与民间的好手，新官到任一般都需要牙人，了解本地情况。
中国古代，女性长期被封建礼教道德约束，丧失自我个性的表达，但是在明朝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出现了新思潮，开始向传统伦理发出挑战。而被“三从四德”所束缚的女性也在这个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开始对传统道德动摇。
而这些媒婆是“媒妁之言”的群体，因此能够游走于大街小巷，出入闺阁当中，她们利用自己丰富的阅历，以及风趣幽默的市井之语，让这些闺阁当中的女性感到新奇，逐渐渴望获得这些信息。
比如在明朝“三言”、“二拍”中，大量描写了女性对爱情的憧憬与纠葛，在这个过程中，媒婆起到很大的诱导作用，他们将外界的信息传入闺阁之中，让闺阁当中的这些女性，第一次接触到内心真实的渴望。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三巧儿被媒婆哄骗得，一日不见，都觉得寂寞难耐。
这些媒婆能够唤醒女性的意识，甚至让她们享受女性本有的人性快乐，同时这也改变了传统社会当中为丈夫守身如玉的不对等传统。因此媒婆往往成为文学形象当中的负面形象。
在《水浒传》第24、25回当中，描写了王婆替西门庆牵线搭桥，勾引潘金莲，最后毒杀丈夫武大郎的故事。虽然在我们大众记忆当中，潘金莲的口碑一直不是很好，但是在原著小说中，潘金莲之所以会出现红杏出墙的行为，更多是因为王婆的引诱。如果不是王婆从中煽风点火，潘金莲也不会误入歧途。
古代社会当中将能够牵线搭桥的媒婆，逐渐被丑化，并且将他们视为传统道德的对立面，其目的肯定不是抨击“媒妁之言”这个制度，而是批评那些唯利是图的妇人。古代社会常说，有四类人不能招惹，僧道、乞丐、闲汉、牙婆，其他三类人还好说，可是牙婆是能够穿房入户，而且能够以女性的身份现身说教，因此被认为是隐形的危害。可是从来没有人反省这些封建礼教，她们不过都是受害者而已。
“五四”运动时期，媒婆成为封建礼教的文化符号，因此被千夫所指，尤其令那些热血青年深恶痛绝。当时人们认为包办婚姻是一切不幸的万恶之源，而媒婆又是包办婚姻当中的推手，因此导致整个社会对媒婆有厌恶心理。
最为大家所熟悉的形象是《祝福》当中的“卫老婆子”，她几乎是祥林嫂所有悲剧的制造者。祥林嫂最初是由“卫老婆子”带进鲁四老爷家的，虽然鲁四老爷起先很“讨厌她是一个寡妇”，“但看她模样还周正”且“安分耐劳”，
四婶坚持将她留了下来做家务。祥林嫂在鲁家任劳任怨，“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她在繁重琐碎的忙碌之中，逐渐忘却了丧夫之痛，“口角边渐渐地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
鲁迅如此叙事无非是在告诉读者，祥林嫂已经适应了全新的生活，并能很快走出自己的心理阴影。但这时又是那个“卫老婆子”，“带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进来”(据说是祥林嫂的婆婆)，用暴力手段将其强行绑走卖给了山里的贺老六一“看见的人报告说，河里面上午就泊了一只白蓬船，蓬是全盖起来的，不知道什么人在里面，但事前也没有人去理会他。
待到祥林嫂出来淘米，刚刚要跪下，那船里便突然跳出两个男人来，像是山里人，一个抱住她，一个帮着，拖进船去了。祥林嫂还哭喊了几声，此后便再没有什么生息，大约给用什么堵住了罢。接着就走上两个女人，一个不认识，一个就是卫婆子。窥探舱里，很不分明，她像是捆了躺在船板上”。此处虽未明说，但“卫老婆子”的媒婆身份直接导演了祥林嫂的再婚悲剧。
可是到了近现代，人们对媒婆的讨伐没有之前那么强烈了。虽然是“传统”留下的丑陋恶习，但是背后肯定有其历史存在的原因，虽然很多人不再称呼她们为媒婆，称之为“媒人提亲”，可是这些人依然有历史使命，是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的。
由于我们国家现在人口性别失衡，带来男性娶妻难的现实问题，时代虽然改变了古代的“媒妁之言”，但是依然没有改变媒婆在这个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在婚姻市场上，媒人掌握着关键信息，并作为其获利的资源，整个过程中，发挥着婚姻中介所的作用。
女性被物化为可以“出售”的资源，庞大的媒人联系网络使得婚姻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达到最强、最充分，不但打破了原来小区域的通婚规则，而且还不断抬升着男性娶妻的成本。异化的彩礼、被束缚的女性、扭曲的婚姻伦理、难以完成的人生任务让农民遭受着社会转型的危机。
从2018年的调查数据来看，中国婚姻市场每年有10%的男性过剩，人口规模达到120万，而且这种现象在农村尤为突出。而且还出现了闪婚、闪离、重返光棍、跨省婚姻、早婚不早育等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其中媒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媒婆虽然一直被质疑，但是作为解决农民婚姻问题的基本手段，是不可能去杜绝的。虽然说新生代的男性在婚姻的选择上，拥有着较大的自主性，但是相当大一部分群体还是需要返回家乡，通过媒人来寻找配偶。
现在很多地区，除了职业媒人之外，还有很多亲戚朋友在巨大利益驱使下，牵线搭桥充当媒人的角色。媒人会带着男方以及父母来到女方家里做客，安排双方见面，如果男方看上女方，就会赠送礼物，而如果女方有意男方，则会接受。
之后会在见证人、或者媒人的主持下，女方的父母可以向男方的家庭提出彩礼的要求，而男方则可以根据家庭条件的情况，和女方商议。为了规避双方因为讨价还价而造成的尴尬，双方会通过中间的媒人来说情。等到彩礼事项商议好以后，媒人就会把女方的八字交给男方，然后请先生测算八字是否合适，如果合适，则根据生辰八字测算婚期。
在媒人介绍婚姻的过程中，男女双方是不够了解的，决定双方结合的因素往往是彩礼、样貌、还有生辰八字等因素，并不是彼此之间的感情因素，相对来说，短时间内是培养不出感情的。
而且过程当中，媒人也尽量避免男女双方过多的相处，担心女方会投入感情，而导致彩礼的价格下降，因此媒人的酬劳费用也会因此减少。另外如果过程中，和女方情投意合，导致意外怀孕等情况，传出去名声也不好，此时再向男方家庭要彩礼，议价能力就没有了。
现在随着媒人越来越多，竞争加剧，导致很多媒人急功近利，时常玩一些饥饿营销的游戏，比如力劝男方家庭快些出手，否则彩礼的价钱还会上涨，而且告诉他们剩下女性的质量越来越不高，机不可失等。在没有产业支撑的村庄，青年男女都会出外打工，因此只有春节这短暂的时间相亲，留下的时间窗口非常短，这就迫使很多男方会迅速在相亲当中做出选择。
在婚姻市场上，由于女性成为稀缺资源，媒人时常利用信息不对称坐地起价。这个过程中媒人的联系网络起到了资源配置的作用，婚姻被明码标价，比如某家女孩多少钱，另一家女孩多少钱等。而很多家庭因为攀比的心理，会觉得我们家不比她们差，凭什么彩礼钱要的低呀，因此导致了彩礼的价格水涨船高。
彩礼在媒人这种传导机制下，不断向高者看齐，最终使整个彩礼的价格都会上涨。市场的强大组织能力，让身在其中的农民苦不堪言，却又无力抵抗。很多地方，父子两代人打工的积累，都淹没在彩礼价格当中。
据统计，2005年山东省农村居民全年人均纯收入为3931元，河南省为2870元，到2015年山东达到了12849元，是2005年的3.2倍；河南达到了10853元，是2005年的3.8倍。但同期彩礼却上涨了30倍以上，远远超过了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
更为严重的是，当前彩礼持续增涨的态势尚且没有停止的迹象，其增长速度之快，甚至出现了打一年工挣的钱还不如彩礼涨的多。所以当前彩礼确实出现了恶性增长、非理性增长。
由于性别失衡，导致婚姻市场当中女性成为“标价物”，被媒人标上类似于价格的标签，不仅仅是她们自身，甚至整个家庭以及村落都改变不了这种现状。所以看似自由的市场，其实女性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多少自己的权利，谈判的细节都被媒人和父母包办了，似乎又回到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
由于高额彩礼给男性家庭带来的经济压力，婚后小家庭在情感上与女方父母家庭的联系变得淡漠。而且很多本是感情很合适的情侣，也会因为彩礼的问题，最后难成姻缘。
青年男女在打工生活中接受的现代教育与传统村庄的社会规则发生着激烈的碰撞。闪离、出轨等现象时有发生，经济能力较差的男性往往会沦落成光棍，不得不忍受那种内化于心却又无法完成的传宗接代任务的焦灼，
这种现实与信仰的撕扯使其成为村落社会中的可怜人，彩礼问题婚嫁成本的攀升，给农民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媒人为了提高做媒成功率，利用农民急于找媳妇的心理，隐瞒男女双方的一些问题，也会给婚姻的稳定性埋下隐患。
当前的男女的婚姻进入快节奏的“媒妁之言”的模式，即使破除了千百年来的封建制度，但是古老的婚姻模式再一次在广大农村中盛行，只是换了一种行为模式。媒婆从“牙婆”到如今的“媒人”，其在婚姻配置过程中的作用，依然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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